漢末的軍閥與國家-張曉波

編者按：漢末以及三國政治始終是我們閲讀不盡的寶藏。近日朱永嘉先生新書《論曹操》出版，該書以多種史料，討論曹操生平，併兼及對東漢末期整個時代政治問題的分析，但目前尚未見學界對《論曹操》一書有何評論。評價曹操事涉建國後歷史研究重大問題，本網首發張曉波《漢末的軍閥與國家》，希望藉此展開對漢末歷史的再研究。從今天開始，本網將陸續發出相關評論，敬請期待。

公元184年至220年這段歷史，是中國中古史中最精彩的華章。這之前，是一個昏暗無味的東漢王朝，這之後，是趨於平穩的魏蜀吳三國鼎立。夾在兩段歷史中間的，是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大動亂。此間，王綱解鈕，羣雄並起，諸侯割據，幾乎無日無戰。國家支離破碎，民人流離失所。

但這同樣是一段耐人回味的歷史：官渡、赤壁兩次大戰，皆以少勝多；十常侍誅，董卓敗，袁術死，張繡降，袁紹亡，中原重新一統。三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諸多大事件的核心人物，都是曹操。曹操死，三國開場，至司馬氏篡魏，降孫皓三分歸一統，中間又六十年，而奠定這一時代格局的人物，還是曹操。雖諸葛多智，而六出祁山無功，唯望中原興嘆漢室之衰頹。

東漢末這段歷史，雖已去近兩千年，卻向來不乏注家，也向來不缺讀者。

重讀三國，這幾年很流行，而大多數編撰，是在刻意求新、其實了無新意的庸俗套路上打轉。朱永嘉的新書《論曹操》，提出了一個意見，將曹操的生平，以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分兩段。前半期（至53歲），為抵定中原之時期，事業進入巔峯之期；曹操生平之後半期，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66歲病逝。此一時段，曹操赤壁敗於吳蜀，此後雖數度南征，終興師而無功，其最大的關切，也就變成了權力順利交接問題。

朱永嘉區割這兩段歷史，以曹操為中心，勢必要介入到東漢末年的三個政治大變動：一，漢末軍閥的產生；二，國家的重新整合及失敗；三，新舊王朝權力更替及紛爭。在這三個步驟中，第一個發生的鉅變，就是東漢王朝的崩塌。

東漢中葉之後，其基本政治格局，為幼主繼位，太后臨朝，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中央政權。道理相當簡單，主幼則太后掌國，太后久居深宮，必仰仗外戚把持朝政；及幼主年長，欲除外戚以振王綱，則不得不依仗官宦之力。這種政治動盪，外加世族豪強崛起，最終的結局，是中央衰微、豪強稱雄。

曹操出生世家，出任的第一個職務，是洛陽北部尉，相當於管理洛陽北部地區的公安局長。曹操欲有所作為，卻殺宦官蹇碩之叔，於是外放為頓丘令，時在漢靈帝時期。靈帝以宦官誅殺外戚重新掌權，得罪宦官，曹操仕途已絕。於是，曹操歸籍，“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修身待時。公元184年，黃巾起，徵曹操為都尉，以鎮壓黃巾有功，屢獲升遷。

黃巾起義雖為東漢平息下去，卻直接衝潰了王朝的政治結構。漢之宗室、地方豪強由鎮壓起義，直接轉化為大大小小稱霸一方的軍事集團。只要一個契機，王朝就解體了。這個契機，就是外戚何進招董卓誅十常侍。外戚與宦官的鬥爭，終於隨東漢王朝的解體而終止。董卓進京，行廢立之事，開了個軍閥把持政權的頭，東方豪強隨之而起。曹操散盡家產，募兵以伐董卓。東方豪強各有盤算，頓兵不進。於是，東漢王朝順理成章地解體為諸多軍閥的政權。

曹操算不算軍閥？這確實是個疑問。與其他爭霸諸人不太一樣，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重新整合國家之途，曹操具備政治上的合法性，“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名正言順。政治的先發優勢，當然是軍閥混戰中勝出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決定性的。在這個問題上，讀曹操祭袁紹言辭，或可備索解：

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袁紹的策略，不過是略地、養兵、用武的軍閥狡計。而曹操則任“智力”，以道御之，儒術兼備、兵法雜揉。政治與軍事策略上，曹操與袁紹高下不可以道里計。

袁氏去，中原定，劉表死，荊州附，這是曹操政治與軍事上的巔峯。

公元208年，曹操敗於赤壁，重新整合中國的願望落空，三國鼎立格局形成。這就牽涉到最後一個問題，新舊王朝，能否在曹操手中交替。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論王朝更替，稱“古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禪讓與徵誅，是政權“合法”交替的兩個辦法。禪讓，西漢末外戚王莽開過個惡例，竟至身死國破。徵誅，是通過軍事征服，奪得全國統治權。曹操挾天子抵定中原，權勢雖大，終為漢臣，不可謂弔民伐罪的徵誅之局。這兩個政權更替的辦法，曹魏一個也沒有。

沒法完成政權更替，就產生了一個更為長遠的政治問題。君主的產生，基於血統，而權力則極有可能歸於權臣，這就衍生出僭主與君主的衝突。僭主如何取代君主，開創新王朝，在理論上，只有“禪讓”一途。曹操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操之意，或謂曹丕可登帝位，卻遺憂後人。曹丕不得已，“禪讓”奪國，毒殺漢獻帝，“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傚之”（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司馬氏欺人孤兒寡母，完全是仿效曹魏的辦法。按趙翼的觀點，自東漢末唐興，這四百年政權頻繁交替，以曹魏“篡奪”漢室為開端，為後起的軍閥或僭主血腥的篡奪開了個政治先例。

於此，可以對蜀漢還是曹魏正統説的紛爭作一個回答。蜀漢正統説，它起於南宋，不僅僅是南宋理學應對異族入侵的現實需求，同時，它維護的更是政治的連續性。不過，悖論的是，趙宋本身就起於對柴周的篡奪。看似正確的理論，往往與政治的現實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