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無需大規模刺激-寒竹

2012年5月，温家寶總理在武漢市主持召開河北、遼寧、江蘇、湖北、廣東、陝西六省經濟形勢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温家寶總理強調要把“穩增長”作為經濟工作的優先選擇，由此釋放出政府有意刺激經濟的信號。講話公佈後不久，國務院發改委在5月底核准了廣西防城港、廣東湛江、首鋼遷鋼三大鋼鐵項目，其中僅前兩者的總投資就已超過1300億元。同時，對保障房的財政投入將加大；銀行借貸開始放寬，其中鐵道部更是獲得了大額的銀行授信。

消息一出，就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各方都在揣測中國政府是否會大手筆刺激經濟，就像2008年的“四萬億”那樣。但是到5月29日，新華社發表評論否認政府有鉅額刺激計劃，顯然是給這種期待潑了冷水。

目前，世界經濟依然萎靡不振，各方自然對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格外關注，因為一旦中國經濟大幅減速，對步履蹣跚的世界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同理，如果中國政府出手刺激經濟，各方無疑可以先鬆一口氣，畢竟中國政府先前的刺激措施十分有效，並且拉動了世界經濟。但如果過於看重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難以正確理解中國真實的經濟發展。因為在中國，經濟發展並不是政府刺激的結果，儘管後者的角色相當重要。

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賴於兩大基本動力，而政府只是扮演了保駕護航的角色。第一大動力，就是全體國民中藴藏的致富願望和創業熱情。市場經濟並不鮮見，市場化程度超過中國的國家也不在少數。但巨大的人口規模，強大的平民社會傳統，競爭性的經濟體制，使中國天然是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温牀。當政府放開了對市場經濟的限制後，國民對財富的追求和成為業主的慾望是其它保持等級文化傳統的國家難以企及的。因此，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從來無需政府大規模的刺激，相反政府為了維繫穩定，常常不得不調控經濟發展的速度。

至於第二大動力，要歸結於中國巨大的地區差別和城鄉差別。內部的巨大差距説明中國離一個經濟均衡、發展飽和的發達社會還有很遙遠的距離。這種落差給中國提供了至少20多年的高速發展空間，而市場法則和地區差異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會繼續為中國經濟提供動能。最近林毅夫對中國經濟未來高速發展的預測並非像有的人説的那樣是在“放衞星”，而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察。

由於上述原因，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後，經濟過熱成為一種常態，控制通貨膨脹和宏觀調控也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關注點。但是，任何一種有傾向性的經濟政策都有一個時間限度，當宏觀調控持續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出現矯枉過正，甚至挫傷企業的積極性，引發經濟衰退。這時，政府就會重新調整政策調控力度。

以這種動態、歷史的眼光來看，就可以發現中國政府每一次刺激性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對前一時期政策的重新修正。具體來説，是對前一時期防止通脹和經濟過熱調控政策的一種反向修正。2008年的“四萬億”救市方案和目前國務院“穩增長”政策出台，都不是一種孤立的經濟政策，而是中國政府長時期經濟政策中的一個環節。

2008年的“四萬億”救市方案一般被視為規避美國金融危機可能引發的經濟災難。但許多人忽略了，這個刺激方案更多是與中國政府在2008年之前持續的經濟調控有關。到了2008年下半年，持續了好幾年的防止通脹和經濟過熱的政策已經影響到經濟本身，政府調整政策方向成為趨勢，國際金融危機不過是加大了中國政府刺激經濟的力度，而這種力度的加大，後來證明並非沒有後遺症，這是2009年以後政府出台新調控政策的背景。

中國加入WTO後，經濟上擺脱了90年代後期的疲軟，連續多年保持強勁增長，進入新世紀後開始出現過熱勢頭。截至2008年，政府為防止經濟過熱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

2006年4月到6月，央行連續召開3次會議，要求各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向中央政府限制投資的鋼鐵、電解鋁、水泥、鐵合金、汽車和房地產等行業貸款。

2006年6月和7月，央行兩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每次提高0.5%。

2006年的4月和8月，央行兩次提高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每次提高0.27%。

2007年以後，政府調控力度進一步加大，從2007年1月到2008年1月，央行分10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最後至14.5％的高點。

2007年3月到2008年1月，央行分6次提高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提高到4.14％，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提高到7.47％。

2007年7月，發改委強調，在下半年堅持把防止經濟過熱作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2008年3月，温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繼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包括綜合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人民幣匯率來防止經過熱，並且提出了防止通貨膨脹的九大措施。

由於政府持續幾年的強力調控，中國經濟到了2008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疲軟現象，即使沒有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經濟政策也到了調整的節點，防止經濟過熱的政策必須讓位於刺激經濟的政策。此前一段時期經濟政策的走勢説明，2008年下半年政府推出鉅額刺激計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自身需要，是經濟政策自我調整的需要。單純把“四萬億”救市方案理解為防範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理解為中國經濟已失去動力，必須依賴刺激維持，是缺乏根據的。“四萬億”的方案本身不過對過去幾年防止經濟過快、過熱調控政策的一個反向修正。

中國經濟在2009年強力反彈以後，由於房地產價格的大幅攀升和通貨膨脹日益明顯，防止經濟過快、過熱再度成為中國輿論界的焦點。在這種形勢下，政府再度把2008年底以來的寬鬆刺激政策調整為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從2010年開始，政府在房地產和金融這兩個主要的經濟領域相繼推出了嚴厲的調控政策。

在房地產市場上，由於政府無法用市場機制抑制飆升的房價，不得不採用行政手段來給過熱的房地產市場降温。為此，政府在各大城市實行限購政策，並把大城市的二套房首付提高到60%。到2011年底，這種強力的行政調控政策終於導致全國房地產市場降温。

在金融市場上，央行在2011年一共六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每次提高幅度為0.5%，到2011年年中，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已達到歷史上最高點。

2009年以後經濟政策的走向表明，今天政府提出“穩增長”不過是對過去兩年經濟政策的反向調整。事實上，早在2011年下半年，這種政策調整思路就已開始在金融界醖釀，，最近提出的“穩增長”不過是去年底以來政府政策的新的表述。

從過去20年的歷史經驗看，中國政府推出防止通脹和經濟過熱的政策多於對經濟的刺激，而每一次對經濟的刺激其實都是對前一段時間抑制經濟過熱政策的反向修正。展望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然具有高速發展的動能和空間，並不需要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來推動。以大規模的刺激政策是否出台，來判斷中國經濟的前景，只會引發誤解。

中國作為轉型時期的大國，政府面臨着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雙重挑戰。反映在經濟政策上，就是政府的經濟決策必須兼顧多重考慮，必須兼顧保持經濟平穩發展，促進就業增長，控制通貨膨脹，抑制社會分化等諸多任務。因此，防止經濟過熱是政府長期以來關注的重點，但是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不可能在一個方向上孤注一擲。嚴厲的調控政策實行一段時間後，必然會導致經濟的萎頓，政府再適時施之以反向的矯正，就是水到渠成之舉。

長期來看，在轉型時期，這種符合中國傳統的“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的平衡之道，將繼續指導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以同時確保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如果只是孤立地討論中國經濟是否需要刺激，就難免一葉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