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需對美“再平衡”-龐中英
5月初，奧巴馬執政下的第四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在北京結束。如同前三次，這次對話後，雙方宣佈了對話的多項“成果”，顯示中美關係似乎走向更加“均衡”的態勢。這次對話結束後，美國方面就開始“落實”這些“成果”，比如允許中國“國有”銀行到美國設立分支機構，為帶動美國對華出口而擴大對中國出口一些過去禁止的高科技。
正值中菲邊境問題、國內政治偶發性事件紛擾，對話所呈現的這一“均衡”態勢，預示着中美關係怎樣的未來？
“奧巴馬主義”的核心
美國現行的對華戰略是“再平衡”。這一代表了美國外交政策主要變化之一的戰略，始於2009年。對這一戰略，我國國內一度也做了多方面的解讀。
最近，美國方面對此又有新的聲音，奧巴馬政府現在的一些政策和作為，似乎已偏離原來的“再平衡”， 如“戰略轉向”就不同於“再平衡”。由此引起了許多問題，使中國更加擔心美國在亞太和亞洲的動向，引起了中美關係更多的不信任或者猜忌，因此，奧巴馬政府需要讓其政策迴歸到“再平衡”。
奧巴馬內閣主要的對華政策制定者之一、現已返回布魯金斯學會繼續擔任高級研究員的貝德大使（Jeffrey Bader），前不久發佈了一本新書《奧巴馬與中國崛起》。作者認為，在美國特定歷史時刻上台的奧巴馬政府，判定美國與世界的關係，主要是經濟與“新興大國”的關係，以及對美國最為重要的亞太地區，面對着“失衡”的挑戰。
“失衡”一詞，主要是美國經濟部門和經濟學家使用的概念，指代的是諸如美國對東亞各國的貿易入超，存在巨大的赤字。其實，對於奧巴馬政府來説，“失衡”不僅是經濟上的，也是戰略上的，奧巴馬政府認為中國軍力不斷增強，縮小了與美國的軍力差距。
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奧巴馬政府認為，在金融危機和美國戰略重心集中在中東的情況下，這一關係可能朝着有利於中國而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所以，美國必須把其在全球、區域和雙邊關係上的“失衡”局面扭轉過來。
為了扭轉失衡，“恢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奧巴馬政府把其對外政策的理念叫做“再平衡”。這可能應看做是直到現在仍含混不清的“奧巴馬主義”的核心。
為了“再平衡”，美國重新確定了美國外交的優先順序：全球戰略的重心轉移到亞太（“回到亞洲”）、把“中國崛起”視為其主要地緣政治挑戰、為增加美國就業而採取新方式開放亞洲市場（工具是東盟等中小國家建立起來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即TPP）、加強與區域組織（尤其是東盟主導下的一系列地區機制）、重建與盟友（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夥伴（尤其是印度、越南）等的安全關係。
這裏值得指出的是，美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背景下，卻缺少實現這一戰略“轉向”的必要而巨大的資源。美國不少學者，公開承認這一難題。因為主權債務危機和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僵局，美國不得不緊縮，或者至少難以進一步增加軍費開支。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資源缺口。
如何彌補這一缺口？美國的解決方案是在困難時期尋求盟友的支持和配合（意味着考驗盟友對美國的忠誠）。目前，美國在太平洋的大小盟友，包括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甚至印度，除了在配合美國戰略轉向的同時，伸手向美國要錢的菲律賓等外，都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正在協助美國補上戰略“轉向”所需的資源缺口。
當然，如果美國難以在可以預期的未來“恢復”其在亞太地區佔據的絕對主導地位——在多邊機構、充當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大市場、在為亞太各國提供“安全保險”上信守承諾——那麼，這些盟友的支持勢必難以持久。
美國的戰略轉向，本質上是退卻和守城
“平衡”和“再平衡”並不是什麼一個新思維，而是英美傳統的外交戰略理論。這次“再平衡”，顯然是反應性的或者回應性的。對什麼反應？對什麼回應？有的美國人説是對“權力轉移”和“中國崛起”的回應或者反應，其實，這更是從美國自身對金融危機和“硬實力”、“軟實力”有所“衰落”的回應。
“再平衡”的方式是反擊或者攻勢，也即“以進為退”、“以攻為守”。美國的戰略“轉向”，本質上是退卻和守城，至少在全球範圍內如此，但是，出於複雜的考慮，美國不説是退守。轉向也意味着，美國在總體退守的情況下，局部的強化。這正是戰略的微妙。所以，如同上面提及的貝德新書的標題展示的，該戰略針對“中國崛起”的意圖是非常清楚的。
“再平衡”的理論依據是美國現實主義的“權力轉移”國際關係理論。一些接近於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相信“權力轉移”的現實與趨勢。“權力轉移”論認為，歷史性地看，在21世紀初，世界權力發生了又一次歷史性的轉移，從西方（包括美國和歐洲）轉移到非西方（包括中國、印度等）。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前，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把中國和印度等認定、確認為“新興大國”，不少人的思想甚至走得更遠，認為中國不久會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霸權。不知不覺地，關於“中國崛起”的美國話語不再是關於中國是否崛起，而是關於這一崛起對美國的世界地位到底意味着什麼。
喬治·華盛頓大學 “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在2005年出版的論文集《權力轉移：中國與亞洲的新動力學》，如今已成為在這方面被廣泛引用的“先驅”之作。不僅如此，如同喬治敦大學著名國際關係專家庫普錢（Charles A. Kupchan）的新作指出的那樣，“權力轉移”論認為對美國全球統治地位造成最大潛在挑戰的，不僅是世界力量持續的重新分配，而且是來自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新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模式。
筆者並不認為“權力轉移”論的科學性已經得到了中國、印度、巴西最近發展的證實。“權力轉移”論，如同前幾年風靡一時的“文明衝突”論，不在於科學性，而在於這一理論在西方的信徒很多，尤其是在西方危機的情況下，信徒更多。假如西方針對“新興大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權力轉移”基礎上，這一理論則非常令人恐懼。用“權力轉移”的舊理論解釋“中國崛起”的後果是，“中國崛起”被看做是美國面對的主要外部挑戰。
當前，最值得觀察的一個美國現象是：“兩場戰爭”（伊拉克、阿富汗）、“一場危機”（金融危機）等美國自身的問題、失誤和危機，引發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一輪關於“美國是否衰落”的美國“內部”辯論。這一辯論也反映在美國2012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不管是否“衰落”，至少，金融危機等打擊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地位。
美國之外也有學者介入“美國衰落”的爭論，但是，爭論正反雙方主要來自美國，而非歐洲或者亞洲。有意思的是，歐洲、日本的學者認為“美國衰落”，美國人反應不強烈，若是中國和俄羅斯學者也如此認為，美國人則反應強烈。所以，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對美國是否衰落的話題，保持距離，謹言評論，以免美國人“上綱上線”。
“失衡”只是美國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許多美國內外評論家已經指出，美國所謂“回到亞洲”的説法不符合事實，因為自從二戰後在西太平洋獲得戰略“存在”地位後，美國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東亞（西太平洋）。冷戰結束後，沒有蘇聯競爭者的美國海軍更加牢牢地控制太平洋的東南西北（包括南中國海）。所以，“回到亞洲”是一種誇大的政治外交説辭，其意無非是聲明美國戰略“轉向”，以“再平衡”“中國崛起”。
如果説美國“回到亞洲”的説辭不合事實，那麼，美國戰略上認定的“失衡”也是反應過度。美國在亞太地區本來沒有戰略“失衡”的問題。“失衡”只是美國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
儘管美國經歷危機（美國歷史上經歷過許多危機），美國至少仍然在如下三個領域（部門）的絕對或者相對優勢地位尚未動搖：金融（包括美元）、軍事和政治。美國在軍事上的優勢一目瞭然。由於歐盟不是美國那樣的聯邦國家，歐盟只是一組“連環”起來的大船，在遭到“火攻”的情況下，即使有“防火牆”，也難以全身保全，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危及“美元霸權”，反而全球的資本為躲避歐洲危機和其他政治風險，繼續流入美國，強化了美元霸權。
儘管“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發生了危機，美國人也擔心“中國模式”，但是，因為“中國模式”並非“美國模式”的替代，“北京共識”只是有的美國人造出來的“狼來了”故事，美國仍然揮舞着“自由資本主義”的旗幟，以及主導着“西方的自由秩序”。
英國在18世紀到20世紀提倡“自由貿易”，那是因為首先實現“工業革命”後的英國享受着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同樣，由於美國在上述三大領域的優勢，美國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軍事部門和政治自由“門户開放”，“自由秩序”國際體系仍然在不斷擴大範圍而非縮小，如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表明的那樣，“新自由主義”並未因為資本主義的新危機而停下擴張和升級的步伐。
上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功應該看做是奧巴馬政府“再平衡”戰略成功的一個指標。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在締結“高質量”的下一代“自由貿易區”（即TPP）上獲得了進取的勢頭，到2012年上半年為止，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先後宣佈要加入“TPP”談判。
TPP的地緣戰略涵義“路人皆知”：由於中國在加入這樣一個升級版的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上困難重重，孤立無策，不管今後TPP協議是否真的達成並得以落實，美國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在貿易投資領域已經“不戰而勝”。在戰略和政治上，儘管有的美國學者如布魯金斯學會李侃如擔心“戰略轉向易説難為”，但由於盟友的配合，美國仍然對確保21世紀的亞太仍然是“美國的世紀”充滿信心。
所以，筆者在此提醒我們中國的對美關係決策者和關注者，奧巴馬的美國 “再平衡”對華戰略似乎不僅取得了成功，而且可能走得更遠，達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因而產生了從我們看來的另一種“失衡”。也許，這一回，該是我們中國説“失衡”的時候了。這“另一種失衡”，是中國對美關係的失衡。
也就是説，美國人是糾偏了，但我們卻“失衡”了，中國從一度對美可能獲得的歷史性的“崛起”勢頭，由於美國的“轉向”再次加劇了中國對美的相對和絕對劣勢。
在亞太地區多邊機構中，無論貿易還是安全，由於中國東盟關係惡化和TPP，中國在過去15年寄託希望和苦心經營的“東亞合作”失去戰略勢頭，甚至，東亞合作將進入一個停頓時期。
美國在中國於2003年第一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六年後的2009年簽署該條約，美國確定東盟地區論壇（ARF）為討論亞太地區安全的主要多邊平台，美國加入東盟牽頭的“東亞峯會”。中國被迫受制於東盟主導、美國控制的這一系列區域外交、安全多邊機制。
一系列亞太國家高調要求美國兑現其安全承諾，如菲律賓在與中國的領土衝突中，多次援引《菲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與從韓國到澳大利亞多國的安全關係正在升級換代。這使得中國必然在亞太地區進一步深陷“安全困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發表於《社會觀察》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