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政策將使美國經濟二次探底-斯蒂格利茨
美國正處於貧富不均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之中:經濟上的不平等使經濟持續走低,而經濟的低迷則反過來使不平等進一步惡化。不幸的是,保守派所鼓吹的緊縮政策方案在這兩方面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美國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在本月發佈的美聯儲數據中尤其突顯。這份數據顯示了經濟衰退對美國中底層人民財富與收入的毀滅性影響。僅僅在三年之內,中產階級的財富下降了幾乎40%,使得多數美國人20年的積蓄一去不復返。如果普通美國人真的分享了國家在過去20年中取得的表面上的經濟繁榮,那麼他們的財富不會停滯不前,而是會增加大約3/4。
從某些方面來看,這份數據只是證實了一些我們早已熟知的事實,但是這些數字依然足以令人感到震驚。我們知道,房價(房產是多數美國人的主要儲蓄來源)的急劇下降抹去了上萬億美元的房屋淨值。但是,如果不能正確地理解貧富不均與經濟成效之間的關聯,這兩問題我們很有可能一個都解決不了。
至少從2000年初開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上就一直“名列前茅”。在美國,貧富不均的現象比其他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嚴重。美聯儲的數據提醒我們,各種貨幣、財政與監管政策是如何一起最終導致這一後果的。市場本身的力量當然是其中一部分因素,但它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最終結果的差異主要與政府的策略有關。
大蕭條使貧富不均更加嚴重,而後者則有可能反過來延長經濟衰退期。為了維持生計,那些處於頂層的富人只需要付出他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底層的美國人則要付出一切。從底層向頂層的財富轉移持續不斷,使總需求量降低,而美國經濟的虛弱就是產生於總需求的不足。2001年與2003年在小布什政府下通過的尤其針對富人的減税議案,很大程度上對縮小貧富差距不起作用;他們把實現充分就業的包袱丟給了美聯儲,後者施行寬鬆的金融管制與貨幣政策,靠製造泡沫來填補這一鴻溝。隨後,經濟泡沫引誘80%的底層美國人超前消費。政策的確起了作用,但這只是一劑暫時性的、不可持續的麻醉藥。
美聯儲一直沒有正確理解貧富不均與宏觀經濟成效之間的聯繫。在危機爆發之前,美聯儲對貧富不均問題的考慮太少,更關注通貨膨脹而不是就業率。許多時髦的宏觀經濟學模型認為收入分配是無關緊要的。美聯儲官員相信市場應不受約束,這使他們對各大銀行的陋習無所作為。前美聯儲主管Ed Gramlich曾在一份很有説服力的2007年報告書中主張,政府應有所作為,但最終還是什麼事都沒幹:美聯儲拒絕使用1994年國會賦予它管制抵押信貸市場的權力。危機爆發之後,美聯儲在調低利率的同時(這種刺激投資的努力註定是沒有希望的)忽略了,對於那些之前一直謹慎投資短期政府債券的美國人,這些利率的影響是毀滅性的;它也忽略了這部分美國人減少消費所引發的宏觀經濟效應。美聯儲官員希望,低利率會帶來高股價,從而使富有的股票持有者增加消費。今天,持續的低利率促使公司投資使用資本密集型技術,例如用機器取代低技能的結賬員。這樣看來,即使我們最終復甦,美聯儲所完成的也可能只是一場失業型復甦(jobless recovery)。
情況可能變得更糟。一些共和黨人鼓吹的緊縮政策將引起高失業率,而隨着就業競爭,勞動者工資也將變低。低增長率將意味着低國家和地方税收,從而導致對公共服務事業(包括教師、警察以及消防隊員工作)的財政削減,而這對許多美國人來説是至關重要的。學費也將進一步被迫增長:本月發佈的數據顯示,在2008與2010年之間,公立大學的本科平均學費上漲了15%,而同時,多數美國人的收入與財富正在下降。這將導致更多的學生負債,使銀行家得利,卻給中低層美國人帶去煩惱。一些學生看到其父母負債的後果,將不願意接受大學教育,使自己淪落到低收入的生活。甚至在中產階級,收入的情況也十分糟糕:就男性工作者而言,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的收入中值在今天比1968年還低。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發達國家中平等機會最少的一個,甚至相比於社會階層僵化的歐洲,美國下一代人的未來都更依靠其父母的收入與教育。美國的機遇將進一步減少。
要想經濟復甦,除了依靠財政政策外別無選擇。幸好,精心設計的開支計劃會帶來更高的就業率、經濟增長以及社會平等。對教育事業的進一步投入(尤其針對窮人與中產階級),包括從保育園到佩爾助學金,可以刺激經濟、改善機遇和提高增長。抽出聯邦政府撥給銀行的一部分錢,幫助“泡水屋主”(underwater homeowners),或者為那些一直沒有找到工作的人延長失業救濟金,既可以使那些飽受經濟衰退摧殘的美國人減輕負擔,也有助於早日結束經濟蕭條。高增長率將轉而帶動税收,改善我們的財政狀況。大量投資會得到回報。
相反,如果繼續走緊縮的道路,我們很有可能會陷入二次探底,尤其在歐洲危機加劇的情況下。至少,我們的經濟低迷期將比不採取緊縮政策持續得更久。未來的經濟增長會變得微弱。但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將因此越來越分裂,併為持續惡化的財富不均與機遇減少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這些後果將對我們的民主制度、社會以及對於機遇、公平國家的認同感造成更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