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勿走美國老路-陳平

中國經濟下行風險很大，看經濟統計數字很難知道真實誤差有多大。所以，中國人更注意實地調查。我剛去了江西，聽當地的管理人員講，井岡山旅遊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0%，南昌下降了70%。我注意到南昌以外的高速公路的車流量非常少，看起來接近於東歐水平。值得有關部門嚴重關注。

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美國失業率在上升，歐洲動盪；新興市場經濟放慢，中國出口增長的形勢不容樂觀，5月份外貿數據的反彈可能只是暫時性的。

第二，去年以通脹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不明智的。控制房價的措施治標不治本，反而因房地產市場停滯使上游的鋼鐵、水泥等產業庫存大量增加，內需也被抑制；加上高鐵事故處理大幅降低基建速度等等，使宏觀經濟的刺激政策轉為緊縮政策，這在國際經濟危機沒有結束的情況下，是不明智的。

如今，國內經濟面臨嚴峻的下行局勢，政府將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從防通脹轉為穩增長，我認為雖然這是明智的，但有所延誤。去年將通脹作為主要治理任務，我就反對。當時的通脹主要是輸入性通脹，靠升高利率、控制銀根是不解決問題的。

調控不能照搬西方經濟理論

事實上，這一輪宏觀調控幾乎又重蹈了2008年上半年的覆轍。其思想根源來自西方宏觀經濟學的誤導，包括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問題：即誤以為在開放經濟下，政府可以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整經濟週期。因為西方宏觀經濟學是封閉經濟的理論，遠遠落後於開放競爭的現實。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凱恩斯經濟學，宏觀調控的目標是控制失業率。最近30年流行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轉而鼓吹宏觀調控的目標是緩解通脹率，結果犧牲的是就業率。中國也是一樣的。最近一次是在2008上半年，國內一批學者無批判地學習西方經濟學，總被民意牽着鼻子走，通脹一起來，自然有民怨，政府就採取西方經濟學標準模式，提高利率，收縮銀根，以為這樣可以抑制通脹，卻忽視了輸入型通脹和結構問題。

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還增加了新東西，就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給中國開的所謂“恢復平衡”的新藥方。西方媒體，以及中國一些不明真相的媒體都在這麼鼓譟。為什麼美國會爆發金融危機，伯南克説，原因是中國儲蓄多，消費少，造成美國借錢便宜，所以超前消費，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中美經濟失衡。伯南克認為解決的辦法是，現在應該倒轉，中國應該刺激消費。刺激方法按西方經濟學的標準做法：一，提高工人工資；二，拉動消費。中國老百姓不消費，是因為社會保障不完善，所以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老百姓就敢消費了。

2008年上半年，中國同時用上美國經濟學家建議的四個藥方：提高利率、人民幣匯率上升、提高最低工資，推進社會保障。當時我就堅決反對，理由很簡單：

第一，中國最低工資不是政府決定的。大量出口的商品定價是沃爾瑪等西方公司採購商定的，蘋果公司利潤達到50%-60%，中國工人只有2%不到。另外中國對外開放程度超過美、歐、日、韓等國家，企業利潤非常薄。提高最低工資，出口企業能不能承受？

第二，擴大社會保障就能刺激消費，這是西方神話。包括東歐、前蘇聯、美國和西歐的金融危機，政府社會保障負擔過重是主要誘因。美國還有超前消費的問題，一碰到經濟不景氣，就還不上債，甚至要動搖政治根基。

美國的財政赤字，三分之二源於社會保障，其餘是軍備競賽。再來看看中國社會保障醫療開支這些年上升有多快。用社會保障刺激消費，短期來看，可能對拉動增長有效果，但未來會給政府和家庭製造巨大的困難，是不可持續的。

穩增長、控通脹為何循環往復？

現在和2008年上半年碰到的情況很類似。當時美國金融危機還沒有全面爆發，中國沿海工廠出現倒閉潮。當時的背景就是政府宏觀調控在調高利率、抑通脹，還有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

我當時到東莞去調查，問了一些地方領導人和企業負責人，他們説企業的勞工成本上漲了20%-30%，這些外貿企業利潤總共才5%-10%，再加上人民幣升值，企業生存很困難。中國税費制度，還在保護大企業。因為企業繳納的社保税，是按企業平均盈利計算的，結果是小企業補貼大企業。

中國在2008年上半年採取西方提出的那四個藥方，僅僅幾個月，沿海出口企業大批倒閉，不僅是中小企業，還包括玩具出口的龍頭企業，立即招來沿海地方政府的一片抗議。2008年夏天，政治局委員全體出動到各地調研，回來之後宏觀調控的方向大轉彎，從反通脹改為保增長，放鬆銀根，人民幣縮小升值範圍，放慢社保推進速度，勞動法允許各地靈活執行。所幸，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就轉彎了，所以金融危機對中國影響比較小。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出台了4萬億刺激政策。其實只是給很多原本做好的投資規劃一個出台的機會，比如高鐵，本來就是列入規劃的，只是沒有預算；汶川的重建也是本來要做的。藉助危機，加速基建，所以中國在金融危機的頭三年表現遠比西方好。

但是中國的4萬億投資計劃，沒有做好結構分配，錢投到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大量的錢借給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很多錢最終流向了股市和房地產，造成了新一輪泡沫。所以沒有結構調整目標的錢發多了，就熱錢橫流；沒有效益好的投資項目，就投房市、股市、大蒜等農產品，甚至郵票和文物市場。造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少雜音和泡沫。

從2000年之後，世界石油生產頂峯已經過去，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汽車銷量在上漲。所以油價上漲不可避免，油價一漲，其他所有的能源、化肥、農藥和所有的農產品都跟着漲。

中國的通貨膨脹除了房地產有人為投機和貨幣超發的因素，主要還是由進口資源的成本上漲引起的，人口老齡化引起的勞工成本上漲也有重要“貢獻”，所以傳統的貨幣政策對控制通脹影響不大。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企業對利率上漲也不敏感。所以抑制經濟過熱，提高利率影響不大，只能靠貸款規模控制，卻立即會使大批中小企業產生現金流危機，所以用收緊銀根的辦法對付通脹，老是走走停停，治標不治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所以我們看到的中國宏觀調控，老是進行反通脹和保增長的循環往復，通脹剛起就收緊銀根，經濟增長就放慢，失業率增多。政府一看到企業不景氣，又趕忙出台刺激政策，如此反反覆覆，打亂了結構調整的穩步前進。

房地產調控治標不治本

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學家沒有想清楚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中國在目前國際分工的競爭形勢下，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業問題。全世界最大問題也是就業問題。

當前宏觀調控的核心是要結構調整。只有靠調整結構才能擴展就業渠道，減輕輸入型通脹等結構問題。要調結構防止經濟硬着陸，財政刺激政策的要點不是總量的新4萬億，而是要有選擇地投資，投資要投到瓶頸行業，比如交通運輸，以及新興戰略性行業，比如節能環保產業。但是，在投資這些行業的同時，必須配套税費結構的調整。

中國目前重視投資硬件，忽視投資軟件。例如中國的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就是交通運輸。雖然修了許多高速公路，但是中國物流成本很高，這是中國高速公路收費不合理引起的。運費按運輸成本計算，大卡車比小汽車貴。如果讓開小汽車的富人，補貼開貨車的大眾；用中國財政收入來補貼，給運送農產品的大卡車減少路費或免去路費，就能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既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還能緩解與民生相關物品的通脹壓力。

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同樣需要進行財税補貼的配套改革。中國的產業政策補貼生產者，不補貼消費者，所以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依賴國外市場，而非國內市場。光伏等能源產業大量企業面臨倒閉風險，正由於此。

以電動汽車的推廣為例，關鍵不在於電池技術，而在於充電網絡能否產生規模效應。發改委或者強制讓三大國企加油站配套，或者開放給民資。如果充電網絡每公里一個，國產新能源汽車很快就會打敗西方。

中國政府有能力代表全體老百姓的長遠利益，在克服舊產業集團利益障礙的時候應該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中國要和西方國家競爭綠色產業，必須保護新興產業，遏制舊產業利益集團。靠銀行解決產業轉型不行，轉型問題要靠發改委規劃、財政部配套，國務院統一協調。

整治房地產市場同樣要調節中國的城鄉結構和設置財產税。中國經濟對房地產依賴過重，而房地產投機嚴重。沿海城市一方面房價高居不下，一方面大量空置房並存，原因是少數先富階層把投資房地產看作比投資股市和研發更好的保值增值手段，造成嚴重的房地產泡沫。

美國的千萬億萬富翁都付不起空房子的財產税，那是地方政府教育開支的主要税種。房子是資產還是負債，完全取決於房產税的高低。所以，抑制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國際經驗就是徵收累進房產税。

目前房地產的改革治標不治本，對新進的購房者限購，卻不對存量房收財產税。地方政府不但在保土地財政，也在保護既得利益者。在美國房產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來源。但中國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製度，中央分成多，地方少，所以地方得依靠土地收入搞建設。

根治房地產泡沫有兩個辦法，第一，中央降低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分成比例，讓地方政府減少炒作地價的財税動機，第二，普遍財產登記，收累進房產税，促使存量房價格下跌，這才能改變製造業被嚴重擠壓的局面。同時，也間接整治了貪污腐敗問題。因為官員貪污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權力低價多佔居民用房。

回顧歷史，日本、美國、西班牙、中國香港這些地方的危機都源於房地產泡沫。中國沿海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片面相信市場化，都在走它們的老路。中國的中央政府可以和地方政府合作實驗，找出一條比西方損失小的房地產去泡沫的改革經驗。

搞利率市場化是重蹈美國金融危機覆轍

現在有人鼓吹對付硬着陸的辦法是利率市場化，我認為這隻會造成新一輪的投機。現在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就業問題、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不改變金融創新模式，而是推行利率市場化，銀行會更加要去投風險小的國有大企業，投利潤高的房地產，而不會貸款給中小企業。其錯誤根源在於盲目相信西方金融學的有效市場理論。

美國在1970年代推行利率市場化之前，為保持房地產抵押貸款的穩定，當時是分業經營的，儲蓄貸款銀行只許貸款給居民房地產，不許貸給風險大的商業房產，利率是控制的，所以美國房地產市場很穩定。石油危機出來後，利率倒掛，搞金融自由化，造成後來的儲蓄貸款銀行的危機。

中國房地產金融的落後程度超過美國，美國房地產抵押貸款以固定利率為主，風險由銀行承擔。中國是浮動利率為主，老百姓承擔風險。提高利率，老百姓付不起分期付款，要麼扔了房子，要麼丟了工作。利率市場化不但不解決硬着陸問題，反而會推高金融風險。事實上利率市場化在民間已經展開了，黑市利率高達20%-30%。進一步利率市場化，只會刺激銀行做高風險的投機。看看美國金融危機之前的行為就可預測，利率市場化的銀行不是去做向中小企業的貸款，而是去做高風險投機。

中國要做的是，是謹慎監控大企業的貸款，補貼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而且對銀行的激勵指標要調整，不能只將盈利做政績指標，要將銀行的貸款結構納入考核指標，把貸款規模和就業規模掛鈎，才能讓金融為實業服務，而非為投機服務。

中國上一輪宏觀調控中，真正危害性大的是銀行貸款規模的總量控制。因為總量控制，好多民資企業貸不到款，只好去借高利貸。

目前中國經濟的最大挑戰，是要改革金融的商業模式和監管模式，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解決就業，這樣中國才能避免下一步硬着陸。

吸取2008年宏觀調控的教訓，寄希望於中國政府走出新路子。

（作者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員，本文根據採訪整理而成，文章發表於《社會觀察》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