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萬億之辯 -張軍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成本持續上升的階段，要慎用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的辦法。現階段要多用供應學派的思路來調控經濟，以釋放更高的生產率。

新一輪穩增長政策，激起了人們對4萬億的再次關注。時隔4年，我們回過頭來看4萬億的功過是非，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這對當前中國經濟做出正確的預判和應對決策都有益處。

事實上，近年來，學界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對4萬億的批評是主流。主要的批評觀點認為，近年來，政府擴張性刺激政策適用得比較頻繁，特別是4萬億。我一貫主張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要慎用，因為它容易擾亂中國經濟發展進程，這也是很多經濟學家的看法。

擴需求本身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政策，大多數情況下，短期政策不是用於促進增長的，而是用於宏觀穩定的。它好比人吃了激素，會帶來諸多後遺症，不到經濟特別蕭條萬不得已時，不應該作為常規政策使用。

地方融資平台的罪與罰

事後來看，當時4萬億刺激政策的出台可能過於匆忙，對當時的經濟形勢預判有偏誤，形成超調。刺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將總需求和供應調整到比較接近，但是為刺激需求而大規模放貸，導致3年裏衍生出10.7萬億地方債；這幾年狹義貨幣M1增幅並不大，但廣義貨幣M2增長很快，説明銀行外的社會融資規模過大，帶來一些貨幣管理上的失控。這是4萬億要反思的地方。

當時中央政府對於經濟的預判是，美國金融危機會波及歐洲、北美這兩大出口市場，外貿會受到影響，會有就業壓力，所以要用內需補外需。從後來GDP的數字來看，外貿所受影響並不大。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2008年上半年，沿海一帶中小企業所謂的“倒閉潮”就已經出現了。

另外，中國出口的產品，相對發達國家，屬於收入彈性比較小的品類，比如服裝，它跟汽車不一樣。金融危機之後，家庭削減開支，汽車消費會大幅減少，購置衣物會有所減少，但畢竟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金融危機對外貿的負面作用，我認為是估計過高了。

4萬億刺激方案的關鍵在於，讓地方政府恢復啓動了地方融資平台。發改委審批了大量的項目，這些項目通過地方融資平台，從銀行獲得貸款。4萬億是3年內財政層面注入的資金，實際上注入市場的流動性，遠超出財政開支。僅銀行系統就有10萬億，中國1萬多家融資平台，形成了一個債務融資的風暴。

不過，我一直有個看法，10萬億地方債務並不可怕。因為這個數字不能簡單跟地方的財政收入對照。因為政府投了很多基建項目、公益項目。從資產負債表看，一方面出現債務，一方面也形成很多鐵路橋樑等資產。接下來如何盤活這些資產來償還銀行債務，這方面中國是有經驗的。

朱鎔基時代，很多銀行的不良資產，通過資產處置，打包出售，最終被市場吸納掉。所以説地方債務有風險，但沒到債務危機的那種程度，況且經濟形勢好就能夠盤活。

4萬億引發人們對地方債務問題的思考，接下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怎麼融資，這始終是個問題。一個方案是允許地方政府通過金融市場公開融資，目前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已經在試點，這個思路是對的。

但是地方政府大規模發債還需要時間，所以地方政府靠銀行提供信貸的間接融資，在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還會是個主要的融資渠道。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財政，從銀行獲取貸款發展經濟的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要保留。

4萬億不是原因，是助推劑

人們批判4萬億刺激政策的理由還有很多條：推高通脹，導致國進民退，抬高新一輪房價上漲等等。事實上，這些現象並非4萬億引起的，也不是從4萬億才開始的。

中國在2004年後，物價總體趨勢在加速上行，實際匯率也在向上走，人們感覺到中國的東西變貴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工資上漲、生產成本上升。

從2004年到金融危機之前的通脹，是成本推動的。而4萬億刺激政策的推出，從需求層面助推了通脹水平的上升趨勢。所以不能把通脹歸結為4萬億刺激政策造成的，因為當時的生產性成本已經在向上調整。

地方融資平台拿到政府的投資項目，不管招標還是什麼其他方式，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更容易參與其中。國企與民企的此消彼長關係，由來已久，它也不是4萬億導致的結果。

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歷經改制重組上市，目前存活的這些國企往往是上游的能源、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等行業大型企業，下游的充分競爭行業多是民營企業。2000年後，經濟越發展，下游企業競爭日趨激烈，利潤率特別低，包括出口企業。下游越競爭，對上游需求越來越大，上游的大國企利潤越高。這種格局在金融危機之前早已形成。

4萬億刺激政策出台，信貸流向國企，讓公眾對國企民企不斷拉大的差距更加關心，但4萬億不是原因，只是助推劑。

如果沒有4萬億刺激政策，房價也會再次上漲，因為中國剛好處在房地產大發展的階段上。4萬億像個激素，把更多資金從銀行調出來，投向房地產。那時候，拉動內需保8變成了政治任務。這迅速激發起了房地產市場主體的熱情，人們對房價產生很高的期望，導致房價飆升。

如果把房地產市場放到4萬億的背景來看，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注入大量流動性，這裏面可能會有泡沫。但從大勢看，中國房地產還是要漲，但不會再漲得那麼快。

原因是中國銀行系統儘管對房地產提供很大支持，但和美國還是有很大區別，美國沒有收入都可以貸款，但在中國貸款還是有門檻的。房貸首付比例在全世界也是很高的，行業的風險可能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

經濟適用房建成之後，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羣會納入保障範圍，政府要承擔應盡的社保責任。因為地方政府手上有地，所以解決中低收入人羣的住房問題，中國應該比其他土地私有的國家更容易。另一方面地方要從高端商品住宅的土地收入中獲得建設經濟適用房的資金，所以房地產不能打壓。

多用供應學派思路調控經濟

這次的穩增長政策，我們吸取4萬億教訓，不搞暴風驟雨式的超調，而是微調，邊走邊看。從中央領導密集調研的地區來看，刺激方案可能會投向農村落後地區和中西部區域。

我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一個成本持續上升的階段，要慎用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的辦法。擴內需政策，除非經濟明顯減速，可以短期見效。但現在中國經濟可能更是一種受成本拖累引起的減速，要用中長期的政策來應對。

現階段，要多用供應學派的思路來調控經濟，以釋放更高的生產率。因為抵消成本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那就要打破壟斷、放鬆政府對一些行業的保護，營造競爭性的環境， 減税，上游產業市場向民企民資實質性開放，降低准入門檻，鼓勵競爭。只有這樣，才有希望再次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我們看到目前政府多個部委出台了鼓勵民資的新36條實施細則，但關鍵要真正落實。

1981年裏根當選總統時，美國經濟正面臨結構性問題，通貨膨脹嚴重，沒有競爭力，很多行業如鐵路、航空被大公司壟斷，效率很低。里根上台後採納了供給學派經濟學家亞瑟•拉弗爾的政策建議，緊縮政府開支和貨幣供應量增長、放鬆政府對企業的管制，降低准入門檻，大規模減税。最後將美國結構性衰退的殭屍經濟救活，當時被學界稱為供應學派革命。

當下中國經濟背景與美國里根上台的時候有相似的地方：一方面成本在急劇上升，一些行業被大企業壟斷，中小企業准入機會不多，競爭能力和勞動生產率在減速。政府可以從供應學派思路入手，拉動中國經濟進入活力再造的新階段。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根據採訪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