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雨災告誡中國必須保持較高投資率-梅新育

7月21日北京雨災，教訓何在？首要教訓當數中國必須保持較高投資率而不能過度追求高消費率。且不提其它理由，僅僅中國氣候特點這一條，就決定了即使僅僅為了生存和維持日常生活秩序這兩項基本目標，中國也必須保持較高投資率。因為與西歐、與古希臘文明生長的愛琴海區域不同，中華文明誕生、成長於在一片深受季風影響而氣候複雜的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從秦王朝覆滅的西元前206年至1949年，歷時2155年，我國共發生較大洪水災害1092次，較大旱災1056次，平均兩年一次，黃河更號稱“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其中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的2142年間，中國正史記載的災害總數便有5150次，平均每4個月一次，其中旱災、水災分別為1035次、1037次。

7月21日北京雨災造成的主要還不過是經濟損失，死亡人數與2003年法國夏季高温造成上萬人死亡不可比擬，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災害和由此造成的饑荒衝擊之多，以至於西歐學者稱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為“饑荒的國度”（The land of famine）。到上世紀20—40年代，中國不止一次發生餓死數百萬上千萬人的大饑荒，其中1929年黃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災民3400萬人，陝西88個縣夏秋顆粒無收，餓死250萬人，甘肅58個縣餓死140萬人；1920—1921 年華北四省區旱災和饑荒餓死1000萬人；……以至於民國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稱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飢餓，人口學者統計的嬰兒死亡率高達17%—20%（侯楊方），人口平均壽命僅有35歲。不要以為人類已經徹底擺脱了“靠天吃飯”的約束，不要以為饑荒離開我們很遠，遠得我們可以漠視無睹，須知即使在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今年的旱災也已經使得國際市場農產品行情逆勢而行，在去年以來初級產品從牛轉熊的大背景下大幅度上漲，美國農業部長維爾薩克除了宣佈進入農業生產緊急狀態之外，無計可施之餘，竟然不得不訴諸巫術，每天都會雙膝跪地求雨，如果他知道祈雨詞或會跳求雨舞，他絕對會照着做以化解乾旱（維爾薩克白宮答記者問）。直到近日美國旱區普降喜雨，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方才普遍下跌。

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要應對水旱災害，植樹造林、鋪砌滲漏地面等等策略最多都只能應對中等降雨量，對付大災害，唯一出路就是興修和維護水利基礎設施。君不見這兩年遭到某些輿論暴烈圍攻的三峽工程乎？24日晚三峽水利樞紐迎來蓄水成庫9年來最強洪峯，峯值達到每秒7.12萬立方米，超過1954年和1998年特大洪災，靠三峽大壩將出庫流量削減到了每秒4.3萬立方米，削減幅度40%。在城市，執行蓄水功能的水庫、下水道、泄洪河道等等設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令人擔憂的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投資率過高”幾乎已成國際經濟學界和商界公認的定論，“鐵公基”投資因投資規模大、短期內看不到效益、存在貪污腐敗現象而尤其備受抨擊，對三峽、高鐵等工程的圍攻更是近乎變態。其實，雖然部分地區確實一度出現了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等居民稀少的“鬼城”、阜陽機場和前些年的珠海機場那樣長期人流稀疏的機場，但就總體而言，中國基礎設施需求增長極快，某些需求增長堪稱“爆發式”，大部分新增基礎設施不存在長期閒置問題，更常見的是在比預期短得多的時間裏就達到了滿載。看看北京、上海等地的機場、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設施，我們不難理解這一點。某些觀察者過度看重了高鐵、機場等基礎設施開通初期特定局部、特定線路、特定班次人氣不足的問題，並以此為由抨擊其發展超前；其實，在這個意義上的“超前”是應該的，不“超前”那才是犯罪。如果一開通馬上就陷入持續、嚴重的滿員和超載，那説明設計運輸能力嚴重低估，是嚴重決策失誤，損失比貪污大千百倍，因為這不僅耽誤社會經濟發展時機，而且在新建成線路和設施上再擴建，那成本比完全新建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