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坡災害：香港治理的歷史經驗-歐樹軍
在自然與生命的關係史上，普通人的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是一種常態，在自然風險得不到清晰識別的地方，在社會經濟生活得不到有效干預的地方，面對自然災害的瘋狂肆虐，個人、家庭及更大羣體的生命渺小而脆弱，隨時可能跌入險境。
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讓我們先來看看山體滑坡災害的巨大危害，以發生時間為序，19世紀的瑞士(1806，致死457人)，20世紀的加拿大(1903，致死70人)、塔吉克斯坦(1911，致死54人；1949，7200人)、印度尼西亞(1919，致死5110人；2004，致死32人)、中國(1920，致死10萬人；1933，致死3100人；2009，致死439-600人；2010，致死1287人)、墨西哥(1920，致死600-870人)、哈薩克斯坦(1921，致死約500人)、意大利(1921，致死約100人；1963，致死約2000人；1987，致死29人)、美國(1925，致死6人；1964，致死106人；1969，致死150人；1980，致死57人；2005，致死10人)、日本(1938，致死約1000人；1953，致死1382人；1958，致死1094人；1959，致死159人；1968，致死104人；1972，致死64人)、秘魯(1941，致死4000-6000人；1962，致死4000-5000人；1970，致死22000人；1971，致死約400-600人；1974，4501人)、西班牙(1945，致死15人)、印度(1948，致死500人；2001，致死40人)、哥倫比亞(1954，超過致死300人)、智利(1965，超過200人)、英國(1966，致死144人)、巴西(1967，致死230)、瑞典(1977，致死4人)、波多黎各(1985，致死129人)、哥倫比亞(1985，致死23000人)、澳大利亞(1997，致死18人)、委內瑞拉(1999，致死約3萬人)、菲律賓(2006，致死1126人)、孟加拉(2007，致死123人)、埃及(2008，致死119人)、巴基斯坦(2010，致死20人)、烏干達(2010，致死100-300人)，無論窮國富國、弱國強國、小國大國，在自然得不到馴服之地，都無法避免生命的巨大損失。
上世紀末，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告誡説，一些旨在改善人類境況的社會工程之所以失敗，罪魁禍首是簡單化、標準化的極端現代化（highmodernization）思維，因為這種思維忽視地方傳統的多樣性、複雜性和社會生活的實踐知識，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和巴西的巴西利亞建設都是這種失敗個案。
在整個社會已經被國家權力徹底重塑的現代美國，呼籲落後國家警惕國家權力濫用，防止社會工程的破壞作用，除了學術上的睿智，總有種強烈的無政府主義意味。而且，只關注失敗個案為什麼失敗，不關心到底有沒有成功的社會工程，以及，如果有，這些社會工程為什麼能夠成功，終究也只是對權力支配與服從關係的另一種過度解釋。為了恢復政治與社會發展實踐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我將嘗試描述香港現代治理史上一系列改善人類境況社會工程的成功個案。我們的故事，從香港政府為什麼將沒有生命的斜坡納入治理範圍講起。
百年天災
香港是個山地城市，人多地少，建築多坐落在山坡之上，加之雨季漫長（4-9月），破壞力強大的山泥傾斜是常見的自然災害，動輒致人傷亡，住房、交通、商業、水庫備受摧殘。有文字記載的山泥傾斜事故史始於1889年5月末，已有一百多年之久。1906年9月18日的颶風和山泥傾斜事件，造成3000艘漁船和670艘遠洋輪船損壞或失蹤，15000人死亡，佔當時人口的5%，成為史上最大的天災。1925-1927三年間，普慶坊（70多人死亡，30個家庭被活埋）、薄扶林（5名工人喪命）、長沙灣（15人死亡，120座建築倒塌）三次事故，奪去90人性命。
自1950年代開始，香港人口每十年增長一百萬，居住在山邊、山坡、山腰寮屋（貧民窟的香港説法）的貧民激增，結構脆弱的寮屋極易受山泥傾斜影響，人命和財產損失越來越大。1966年6月12日，山頂區交通要道被毀，64人死亡，48人失蹤，6000人受災。1968年6月13日，筲箕灣馬山村山泥傾斜事故致17人死亡，20歲母親魏周玉顏和4個月大的兒子奇蹟生還。
1972年6月18日的慘劇，在現代香港天災史上佔據單獨的一章。中午12時45分，天降瓢潑大雨，貧民區九龍秀茂坪一道40米高的填土山坡倒塌下滑，78間木屋被毀，71人頃刻被活埋。抵達現場的警察、消防員和民事安全服務隊員們，發現很多人就被活埋在自己腳下泥石堆成的小山丘裏。一名民安隊員回憶當時的情景，他們挖開一座屋頂，看到老人、孩子、男人和緊抱嬰兒的女人都倒在瓦礫中，“我將他們的屍體拖出來時，不禁失聲痛哭。事後不久，我離開了民安隊，因為我受不了更多類似的悲劇。”
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天災面前受難的不僅僅是窮人。僅僅四小時後，港島富人區半山寶珊道一處臨時挖掘工地發生斜坡崩塌事故，山泥傾瀉沖垮了一棟12層住宅樓，67人瞬間消逝，30名正在旺記冰室吃早餐的工人不行罹難，剛剛做了絕育手術的鄭女士四子一女也被山泥奪取性命。
在生命安全沒有納入治理範疇的時候，在社會生活沒有被政府有效干預、深入滲透的地方，無論貧窮還是富有，個人都如此弱小不堪，在瘋狂肆虐的天災面前，往往只能死生由命。
短短一天之內，一百三十八人喪命，這場慘劇的結局，很像今天各國的自然災害應急救援，港督麥理浩由政務專員陪同視察現場，聽取民政司彙報；港英政府消防處、醫療救援處、民眾安全服務處、警察、駐港英軍迅速搜救生還者，幾千名災民寄居在臨時安置區，社會各界踴躍捐資賑災，政府還成立了六一八山泥傾瀉事件三人調查委員會（楊鐵梁法官任主席，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SeanMachay和建築師甘銘協助），事後調查整個慘劇的前因後果。這次山泥傾斜災難，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1976的香港電影《泥孩子》即以此為素材。1
考慮到香港70%的土地為山地，房屋多數建於20-50度的自然山坡，風雨災害多發而且破壞力極強，上述臨時應急處置絕非長治久安之計，生命安全究竟只是任其自生自滅的社會問題，還是需要常規化、制度化的政府幹預，這個問題卻並未在香港社會達成共識，調查結論也只是就事論事，只談技術標準、自然因果，不談制度變革與政府職責。
結果，死生由命、孤立無援狀態的最大受害者仍然是貧苦大眾，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寮屋貧民，他們與19世紀下半期、20世紀初居無定所的漁民一樣，飽受風雨肆虐，與富人相比，他們的生命安全更得不到保障。從1925至1972年6月18日，近五十年間山泥傾瀉造成約500人死亡，95%以上是住在貧民窟的窮人，他們可能更關心誰才能為之馴服那無端多人性命的自然，個人、社會還是政府？
誰來馴服自然
這個問題在另一次慘劇之後才有了答案。1976年8月25日上午9時，秀茂坪再次發生斜坡事故，距離上次山泥傾瀉僅200米的一處填土坡突然倒掉，山下民居和商鋪（一間冰室、一間雜貨店、一間鐵器公司）遭泥沙沖刷，18人煙消雲散，24人受傷，3121人成為災民。四年間一百五十六人丟了性命，而且悲劇兩次降臨在同一個地方，終於迫使港英統治者開始思考是否需要由政府來馴服自然，是否需要啓動斜坡鞏固的社會工程。
專業人士與政府官員一道成為自然的馴服者，並最終催生了專門政府機構的設立。六位岩土專家受命協助工務局顧問Binnie組成委員會，調查秀茂坪慘劇。2經過現場考察，委員會建議香港政府設立山邊發展和管制斜坡設計的專門規管機構，確保所有新建斜坡符合最高安全標準，統一規管、領導、指引和預防全港的山泥傾斜工作，從全局和整體上解決山泥傾瀉問題。建議獲得採納，專責斜坡監管的土力工程處於1977年2月宣告成立，工務局首席政府工程師柯樂勤（BryanO’Rorke）臨危受命。防止山泥傾瀉事故、照看個體生命安全，正式成為香港政府的一項職責。
安全是土力工程處的首要議題，也使之成為規模宏大的政府機構，下設4個科：防止山泥傾瀉科、港島科、九龍及新界科、規劃及標準科四個科，11個部：三個防止山泥傾瀉部、三個地區部（港島部、九龍及新界西部、九龍及新界東部）、斜坡安全部、土力工程項目部、礦務部、規劃部、標準及測試部，聘請社會各界的專業人士擔任政府長短期顧問，全面負責地質調查和山體安全狀況評估，編制斜坡記錄手冊、斜坡信息系統和承造商名錄，制定岩土安全標準，篩選防止山泥傾斜工程計劃，組建斜坡安全技術審核委員會，監理工程施工，提供社區、媒體與公眾諮詢與教育服務、
一旦個人的生命安全正式納入政府治理的當然範疇，看似機械的斜坡安全公共工程也就成為拯救生命的必要行動。三十多年來，土力工程處建立了一套全面統一的斜坡安全系統，從基本制度建設角度防範斜坡事故的發生，大致反映了政府如何馴服自然，照看生命安全。
如何馴服自然
建立斜坡身份證
面對位置和時間都無法預知的山泥傾瀉，土力工程處將確定每個斜坡的身份作為第一要務。斜坡被分為兩類：人造斜坡和天然斜坡，前者是三十多年來土力工程處的首要關切。1977-78年，土力工程處開始逐一登記每個有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切削斜坡、填土斜坡、擋土牆和砌石牆，內容包括樣貌、位置圖、背景數據、勘察記錄及研究結果，隨後統一編碼，統一分配登記號碼。1982年，土力工程處設立香港地質調查組，全面調查24類有特色的地質資料 ，斜坡的身份有了重要的補充。3
香港某處斜坡登記牌
1994年7月至1998年9月，土力工程處又耗資1.1億港幣，聘用60多名專業及技術人員，使用航拍照片解析技術和地形圖，系統鑑定、登記斜坡，編制了1994-98斜坡記錄冊。港島、九龍主要市區和新界新市鎮斜坡優先登記，鄉村、離島和新界隨後進行，還對馬己仙峽道和西沙路兩地的約400個斜坡進行試驗，確定由誰來承擔維修責任。
為了確保斜坡記錄冊數據儘可能全面，土力工程處又調派專業技術人員，處理各政府斜坡維修部門和私人機構岩土專業人士所提供的更新數據。政府公務員及其顧問在勘察斜坡、調查山泥傾瀉時，採取各種措施找出有關斜坡，複查最新地形圖，將可予登記而未登記的斜坡比例減至最低。截至2003年11月，最終形成了收錄約57000個人造斜坡資料的2003年全面斜坡記錄冊，包括1977前建成、大部分不符合現行安全標準的約39000幅斜坡，1977年以後根據當時安全標準和審核規定設計和建造的約18000幅斜坡。以業權論，約39000幅為政府斜坡，約18000幅為私人斜坡，後者中約5500幅屬於混合業權，由私人業主及政府共同負責維修。
除了統一編號，2003年斜坡記錄冊的內容包括每個斜坡所處的樓宇名稱、屋苑名稱、街道名稱、地段編號、牌照編號、租約編號和安全維修狀況，還有人造斜坡山泥傾瀉紀錄、天然山坡山泥傾瀉記錄、岩土勘探（包括地球物理測量）報告、土壤和岩石實驗室試驗報告、測壓監察數據以及已鞏固或即將納入鞏固工程計劃的政府斜坡位置圖。
2003年斜坡記錄冊同時也是一套斜坡地理信息系統，人們可以快速搜尋和分析斜坡及其附近地形的數據。這份斜坡記錄冊還是維修責任記錄冊，地政總署耗資7360萬港幣，聘請專業測量顧問公司，於1999年12月編制完成“系統鑑辨全港斜坡維修責任”記錄冊，基於“業權人負責維修”和“受益人負責維修”原則，分配政府部門和私人業主維修責任，普通市民、個別業主、業主社團、互助委員會、大廈管理公司、從事斜坡安全工作的工程界人士以及負責維修斜坡的政府部門都可以方便快捷地獲得這份記錄冊。其修訂工作由負責維修斜坡的各政府部門 （參見圖1）和香港工程師學會組成專門小組，廣泛諮詢專業團體、物業管理公司、地產發展商、顧問工程師、承建商、學者及其他政府部門意見。4
圖1香港斜坡安全維護分工（單位：個），資料來源：香港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處，2007
天然斜坡也從1994年起開始有了自己的身份。土力工程處根據1924-2006年間的航拍照片，鑑定大多發生在偏遠地區的約105000宗天然斜坡山泥傾瀉，編制了“天然山坡山泥傾瀉增訂目錄”。根據“知危而行”原則，系統研究和制定實際可行的風險減緩措施，比如設置泥石欄和防護屏障等等。為了保障人的安全，斜坡這種沒有生命的自然物首次成為治理的對象，有了自己的身份證，斜坡的物理特徵、社會特徵有了詳細記錄。
從傳統分類到風險評估
判斷斜坡的穩定程度，確定鞏固斜坡的先後次序，是防止山泥傾瀉事故的關鍵。三十年來，土力工程處判斷斜坡穩定性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種：1977-1992年的傳統工程法和1993年至今的風險評估法。傳統工程法通過已知資料分析、詳細勘察現場和岩土安全評估，調查斜坡的穩定性，找出對生命安全構成極大危險的斜坡，為斜坡建立分類次序和目測結果，1977-78年斜坡記錄冊就是這種依賴專業人士個人經驗的傳統工程法的產物。
1993年起，土力工程處開始適用風險評估法，系統分析導致山泥傾瀉危險及其後果嚴重程度的各項影響因素，量化風險次序，評估斜坡安全系統的成效，判斷公眾是否可以承受這些風險，以及當風險過高時，如何平衡成本與效益，從多項風險減緩措施中，選擇適當管制措施來降低風險。風險評估用途廣泛，可以通過對各種不幸事件的頻率估計，判斷事故的個人風險（個人死亡）、社會風險（多人死亡）和經濟風險（財務損毀、封閉交通要道等）；可以深入瞭解導致危險事故的每個主要因素，找出減輕風險的最佳方法；還可以評估各項消減風險措施的成本效益，決定如何分配資源，減低不同危險事故的風險。
香港政府借鑑了香港企業組織用於評估石油化工工業設施風險的原則，以及1974年英國衞生與職業安全法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的風險評估原則，根據經濟社會利益與風險平衡原則，將風險分為三類：不可接受的高風險、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風險以及可接受不必採取預防措施的低風險，並決定在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區，組織動員人力、財力和物力，建立滑坡指數和自動雨量計算網，發佈山泥傾斜警報，制定建築署、屋宇署、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處）、渠務署、機電工程署、路政署、警察署和消防處共同參與的危機處理機制，採取多種措施減輕風險。
調查研究、鑑往知來
風險評估將山泥傾瀉的各項基本問題予以量化分析，判斷危害原因、坍塌頻率、坍塌後果；確定山泥傾斜風險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如何處理山泥傾斜風險。社會知識是否全面，比如是否掌握坍塌事件的歷史統計、山泥傾瀉過程及後果和專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判斷，尤其是特大暴雨、嚴重地震、大型天然山坡的山泥傾瀉等概率低但後果嚴重的事故數據，直接影響風險評估的成效。
因此，土力工程處嘗試研究過去的山泥崩塌事故經驗，改善斜坡穩定性的評估程序，包括初步研究、系統研究與個別研究三類。初步研究是對1977年前的35000箇舊斜坡進行現場考察，評估崩塌後果，判斷是否須採取預防措施。系統研究旨在評估現存斜坡的歷史、背景資料、航拍特徵、實地觀察、穩定性評估以及是否需要地質勘探，決定是否進行鞏固工程。特別研究是指對某個地區、某種類型的斜坡進行專門研究，在此基礎上開展鞏固工程，或者設立安全指引。5
土力工程處自1980年代初期開始系統研究，蒐集本港的降雨量和山泥傾瀉數據，進行年度評估。同時，根據事件嚴重程度，選取部分山泥傾瀉事件詳細研究。土力工程處從2890個記錄中選取720宗事件進行勘察，詳細研究約190個山泥傾瀉事件，深入研究6個山泥傾瀉事件。6 自1997年起，每年對所有山泥傾瀉事件進行診斷式檢討，整理山泥傾瀉數據，更新“斜坡信息系統”中的山泥傾瀉數據庫。自2000年起，山泥傾瀉勘測研究成為防止山泥傾斜計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斜坡穩定性的評估程序得到改善。自2007年，土力工程處檢討已用泥釘鞏固的斜坡上所發生的山泥傾瀉，並提出改良建議。
山泥傾瀉研究所提供的豐富事實，支撐着斜坡納入篩選程序，支撐着死因研究、財務糾紛和法律行動，支撐着政府斜坡安全系統的成效分析以及對傾瀉成因與過程的理解，還改良了《斜坡維修指南》、《土力工程處緊急事故手冊》、《土力工程處技術指引》、《公路斜坡指南》等技術與安全體系。
篩選納入、優先排序
“篩選納入程序”，也就是選取最值得詳細研究並進行鞏固工程的政府和私人斜坡的程序，影響着香港政府防止山泥傾瀉計劃的成效。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處前，天然斜坡和人造斜坡都不在政府監管之列，穩定程度自然也不受重視。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處後，土力工程處選出多組1977年前的舊斜坡，根據風險排列系統的優先次序進行研究，登記並分別處理不符合當時標準的公共斜坡和私人斜坡。1999年，為了讓防止計劃更符合公眾對斜坡安全的社會期望，土力工程處調整了納入程序的運作流程，包括改良選取人造斜坡的綜合排列系統，加快審批顧問合約，改善斜坡數據的管理和更新，以“地段”為單位處理私人斜坡工程，以“就近地區”原則處理政府斜坡，大大改善了“篩選納入程序”的效果。
持續三十年的社會工程
自1977年至今，為了將山泥傾瀉風險控制在合理可行的底限度內，香港57000個斜坡在四個防止計劃下得到系統維護，即1977-94年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1995-2000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傾瀉五年計劃、2000-2010年長期防止山泥傾瀉十年計劃以及2010年開始執行的“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的。防止山泥傾瀉的社會工程，與合乎成本效益的專業服務、向私人業主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實施寮屋清拆計劃、優先處理學校附近斜坡以及緊急事故應急機制相結合，成為持續三十年至今從未停止的長期社會工程。
為了達到公眾對政府服務和技術水平的合理期望，土力工程處建立了一套符合國際質量認證標準的綜合管理系統，將質量和環保因素納入防止計劃，包括斜坡的篩選、勘測、設計、合約管理、工程管理及建造等，向公眾提供合乎成本效益的專業服務。這套綜合管理系統定期接受認證機構的外部審核與內部審核，確保符合法律，評估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以及工程關鍵階段的工地運作和質量控制程序。7 除了公共斜坡，土力工程處還履行監管私人斜坡的法定職能，有權在進行安全狀況認證後，根據《建築物條例》向私人業主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
在百年山泥傾瀉歷史中，居住在寮屋區的貧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降低山泥傾瀉威脅、減少死亡人數的最佳方法，不是加固影響寮屋安全的斜坡，而是通過寮屋區安全清拆計劃，將寮屋居民遷移安置到安全地帶。8 整個計劃由四個部門執行：土力工程處工程師進行岩土工程研究和現場考察，根據風險評估確定需要清拆的寮屋，發出清拆建議；如果危險明顯而且緊迫，政府有權立即撤離受影響的寮屋居民，並永久清拆寮屋。房屋署和地政總署根據非發展性清拆計劃執行清拆和安置；屋宇署處理私人地段的寮屋事宜。
自1984-85財政年度開始，香港政府開始執行港島和九龍市區寮屋區的非發展性清拆計劃，1998年擴展至新界寮屋區。截至1992年，根據土力工程處的清拆建議，共搬遷安置64200名寮屋居民，其中58000人來自港島和九龍市區，寮屋區山泥傾瀉致死人數從1980年代的27人，降至1990年代的2人。自1992年以來，土力工程處建議遷置約21000名寮屋居民。截至2005年12月，約10100人選擇留居原處，而香港政府則繼續努力呼籲他們考慮自身安全，儘快接納安置建議。
影響學校建築物的人造斜坡在優先處理之列。土力工程處建立了影響學校的人造斜坡數據庫，根據不時更新政府斜坡記錄冊數據，篩選需要處理的斜坡。根據風險分級制度，建於土力工程處成立前的舊斜坡優先納入，對學校周邊的私人斜坡優先篩選，對政府斜坡優先評估穩定性，優先排列鞏固次序。這批斜坡得到優先處理後，再根據新安全標準核查是否需要進一步鞏固。1995-2000年的加速計劃處理了影響學校的592幅人造斜坡，另有364幅斜坡納入2000-2010年十年計劃。
圖2香港斜坡安全認證體系的成效（1949—2007），資料來源：香港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處，2007
行之有效的斜坡安全認定系統，讓土力工程處有了馴服自然的能力，使之有可能將主要精力放在加固斜坡、預防天災而非一時一地的事後救援上，使社會工程的成功有了可能，大大減少了斜坡崩塌事故及其災害後果，斜坡事故水平降低了一大半，死亡人數大大減少（參見圖2）。
幾點啓示
將應對自然災害對人的生命威脅視為政府職責，將認證作為治理技術，由此所建構的一整套認證政治體系，大大提高了香港斜坡的安全水平，領先於意大利、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等發達國家，1995年以後香港就沒有再發生過多人死亡的斜坡安全事故，成為香港政府公共建設的鮮明典範。2008年6月7日，香港遭遇11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根據風險評估體系估算，滑坡指數達12.3級，4小時內雨量達380毫米，引發數百宗山泥傾斜，其中很多都位於發展區。然而，這一次，香港安然無恙，幾十年前一天之內斃命百人的悲劇，終於成為歷史。
香港政府斜坡治理的故事，讓我們對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首先，安全是一種公共產品，面對斜坡這樣的無生命自然物，市場不會自動供給安全，社會也無法自生安全機制，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政府的責任不僅是維護法律與秩序，避免人為的暴死，更要馴服自然，避免自然的暴死。為了保障人的生命，必須馴服自然，而自然的馴服者，不是個人，也不是社會，只能是政府。安全不僅是內部人的安全，也是外部人的安全；不僅是核心區的安全，也是邊緣區的安全。
其次，政治決斷固然是從不重視轉變到有意願干預重大社會經濟事務的關鍵，但從有意願規管到具體如何有效規管，從緊急救援的非常態臨時回應到防患於未然的常態制度化良治，中間還有個看上去很不顯眼但意義極為豐富的“認證”過程。香港的斜坡安全體系是個持續三十年的預防山泥傾瀉社會工程，預防工程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山泥傾瀉的可預見程度，後者離不開斜坡的名稱、位置、數量、地質、歷史等全面事實，離不開篩選納入、優先排序、風險評估、安全標準等統一規範。認證體系在事實與規範兩個層面的有效程度，直接影響防止山泥傾瀉社會工程的實效。
再次，可以説，有效的認證體系，是社會工程成功的必要條件。除了斜坡事故之類公共安全事務，認證體系的作用還體現在其他政府規管領域，存在於其他政策領域，這不僅僅是香港特區政府的獨特現象，也是很多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很多東南亞山地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無法像香港政府和發達國家這樣有效規管社會經濟事務，甚至也無法有效發揮汲取能力，無法建立滿足社會正義需求的福利體系。
有認證還是無認證，對於政府治理水平的指標意義越來越大，作為一種“新”的治理術，認證這種新的治理術，賦予我們新的視角，去理解某些旨在改善人類境況的社會工程的成效，理解現代政府如何發現社會的需要、期望和取向，理解城市乃至國家的未來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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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除《泥孩子》以外，1950年代初至今，以社會關懷為主題的香港電影代表作還有：《細路祥》（勞資關係，1950）、《樓下閂水喉》（水荒，1954）、《應召女郎》（娼妓，1973）、《ICAC：查案記》（貪污，1977）、《邊緣人》（社會治安，1981）、《香港香港：蒼生》（下層生活，1983）、《廟街皇后》（性工作者，1990）、《籠民》（遷徙安置，1992）和《天水圍的日與夜》（安置區下層生活，2008）。
2 他們是來自英國倫敦帝國大學的John Knill教授，澳大利亞聯合科學和工業研究組織的Brain Richards博士，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Nobert Morgenstern教授，巴西聖保羅大學的Victor de Mello，以及香港大學的Sean Machay教授和Peter Lumb教授。
3 沉積岩、變質沉積岩、火山岩、侵入岩、風化作用、第四紀河流階地和鐵礦山等。
4 地政總署14600幅、路政署9600幅、水務署6000幅、建築署5600幅、房屋署1850幅、漁農自然護理署900幅、渠務署450幅。
5 包括1979-81年半山區沿途研究和北角岩石坡研究、1984-90年九廣鐵路沿線斜坡研究、1984年引水道沿線斜坡研究、1995-98年學校周邊斜坡研究（2006完成不合格斜坡鞏固工程）、1998-2002年全港孤石下墜風險量化研究、1998年天然山坡山泥傾瀉及孤石下墜風險評估研究（發佈臨時指引）、2000年天然山坡山泥傾斜研究（編制了天然山坡山泥傾瀉數據庫及公佈評估天然山坡的指引）、2000年至今的天然山坡災害研究、2001年至今的天然山坡災害防護措施研究、2007年應用生物工程措施修復天然山坡山泥傾瀉殘痕研究等等。
6 包括1994年7月23日觀龍樓山泥傾瀉事件、1997年6月4日和7月2日九華徑及萬佛寺山泥傾瀉事件、1997年8月3日呈翔道山泥傾瀉事件、1999年8月23日深井新村泥石流事件、1999年8月25日石硤尾山泥傾瀉事件、2005年8月20日芙蓉山村山泥傾瀉事件。以及，1992年5月8日碧瑤灣和堅尼地道山泥傾瀉事件、1993年6月16日象山邨山泥傾瀉事件、1994年7月23日觀龍樓山泥傾瀉事件、1994年8月7日青山道山泥傾瀉事件以及1995年8月13日翡翠道和深灣道山泥傾瀉事件。
7 工程整體意外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遠低於政府最高指標，最高意外率為每100000人0.75次。
8 在香港，寮屋居民是個法定認證概念，是指房屋署在1982、1984-85年所登記居住在暫準寮屋的居民，記錄每間房屋的面積、樓層和居住人口等資料，未經登記在案、自行擴建房屋的，喪失申請租住公共住房的資格，得不到政府清拆計劃的政策照顧。
閲讀書目：
[美]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社會文獻出版社，2011.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James C. Scot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香港政府雨災調查委員會：《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最後報告書》，香港印務局，1972。
《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史》，土木工程拓展署，香港特別行政區，2005。
Thirty years of slope safety practi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t.，2007.
City Futures: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Edgar Pieterse，London & NewYork: Zed Books；Cape Town: UCT Press；2008.
（歐樹軍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哲學博士。本文發表於《社會觀察》2012年第7期，此次發表稍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