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何故平地起風波？-劉元海

冷戰後日美安保機制重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冷戰和美國軍事佔領的背景下，1960年1月19日，日美之間簽訂了《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此即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日美安保條約》。該條約取代了在1952年在《舊金山該條約》背景下籤訂的舊《日美安保條約》，所以又稱《新日美安保條約》。該條約使美國在日本繼續駐軍合法化，同時規定了日本向美國提供軍事基地，以及駐日美軍的特殊地位。1960年的《日美安保條約》事實上延長了美國的軍事佔領，並使日本在政治、軍事和外交上從屬於美國。這項條約在日本國內引發了左翼力量聲勢浩大的“反安保運動”，簽署以後數十年間，要求廢約、修約的呼聲一直不絕。然而，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該條約在1970年到期之後，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延續。儘管包括日本左翼在內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力量，通常把該條約視為日美軍事同盟的一種標誌。然而客觀地看，在冷戰結束以前，日本在遠東地區的角色一直侷限於為美軍提供後勤支援，即便是在越戰最高潮的60年代末，也是如此。

上世紀90年代，冷戰因蘇東劇變而意外結束，日美同盟關係也隨之變動。在冷戰結束伊始的1992年，美國開始摸索冷戰後新的戰略框架，其核心主旨為強調美國必須用超強的軍事力量維護超級大國地位，並使其永久化，為此必須排除集體安全機制，並在此前提下加強與盟國間的合作。日本當時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並與美國不斷髮生貿易和經濟摩擦，美國輿論對日本的態度亦不斷惡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就是在1992年，美國民眾將日本視為美國最大的對手。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開始試探美國的態度，以尋求增強日本在日美關係中的自主地位。1993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的細川護熙開始探索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發展地區安全機制的可能。細川護熙委託朝日啤酒社長樋口廣太郎，召集政商界的首腦人物組織了一次“防衞問題懇談會”。在此次會議中所形成的意見書“樋口報告”建議，日本應該尋求自主的防衞方針，以增強日本的國際影響。對《樋口報告》定案貢獻最大的防衞事務次官西廣整輝提出，冷戰以後日本的防衞機制應是儘量增加盟友、減少敵人，推進多邊安全框架，尋求集體安全機制。

1994年8月，村山富市內閣發表了《樋口報告》，迅速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擱置了兩國間長期爭議的貿易不平衡問題，開始重新審視日本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意義。1995年1月，美日兩國間確立了由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日本外相和防衞廳長官組成的美日安全保障協商機制，即“2＋2”會議；同年2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國在亞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同時要求同盟國做出軍事貢獻。1996年4月，克林頓訪日期間，兩國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確認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同盟關係將繼續是面向21世紀確保亞太安全與繁榮的基石。1997年9月，美日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衞合作指針》，擴大了美日同盟的職能，建立了針對冷戰後亞太局勢變化的相互協同和聯合作戰的安全保障體制，促進美日同盟從單純的“美國保護日本”向“美日聯合關注周邊”的方向擴展。1999年5月，日本參議院通過《日美防衞合作指針》相關三法案，其核心是《周邊事態法案》，允許日本政府派兵為美軍提供協助。這一過程事實上是美國通過外交壓力和協商，消解了日本對多邊安全框架的追求，同時拓展了日本的軍事活動空間，以此使日本繼續留在日美安全機制中。

9·11事件以後，國際安全形式劇變，美國認為90年代以來，美軍的全球部署因襲了冷戰時期的態勢，必須作出調整以適應反恐戰爭的新形勢。在小布什政府時期，駐日美軍的調整和重新部署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小泉純一郎政府時期，日美間在2006年5月達成駐日美軍整編最終協議，決定加強自衞隊與駐日美軍的合作，同時將普天間基地搬遷至沖繩縣名護市邊野古灣。

沖繩基地問題的糾結

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設沖繩縣，但沖繩土著居民長期受到歧視和壓制。二戰後期爆發沖繩戰役，守島的日本軍隊強迫平民作戰，戰敗時屠殺平民，直接和間接造成沖繩本島四分之一人口死亡。二戰結束後，沖繩被美國長期佔領，1972年移交給日本。沖繩當地經濟落後，僅依靠旅遊業和漁業維持，大批沖繩人流入日本本土，從事以服務業為主的艱苦工作，並飽受日本本土居民的歧視。但與此同時，沖繩又是美國在遠東的主要軍事基地。1972年，沖繩基地佔美軍在日基地的59%；越戰之後，美國大量撤併在日本本土的基地，許多軍事單位被充實合併到沖繩；到1998年，沖繩基地的佔比上升到77%。美軍基地在運轉、訓練時擾亂民生，而且駐日美軍享有特殊地位，不受日本法律管轄，與當地居民常常發生衝突。沖繩當地多次發生反對美軍基地的抗議運動，沖繩基地問題因此成為影響日美關係的重要議題。2009年日本發生政權更迭，執政多年的自民黨敗選，民主黨上台組閣之後，沖繩基地問題又生出新的變數。

2009年7月，為了在眾議院選舉中獲勝，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在沖繩那霸市演説時，承諾：“一定將美軍基地趕出沖繩。”鳩山由紀夫就任首相後，即提議與美國重新討論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鳩山由紀夫這一否定2006年日美協議的嘗試，立即遭到美國方面的反彈。2010年4月，在華盛頓核安全峯會上，鳩山由紀夫直接向奧巴馬提出請求重新討論基地問題，結果遭到直接拒絕。在美國的壓力下，鳩山由紀夫的態度逐漸趨向妥協，同意回到2006年的日美協議上來。但這一轉變遭到沖繩地方政府的堅決反對，其執政盟黨社民黨和國民新黨也拒絕妥協。鳩山由紀夫在美國、國會、內閣、沖繩地方政府之間來回周旋，進退維谷。最後社民黨退出執政聯盟，鳩山內閣倒台。菅直人繼任首相後，延續了鳩山內閣後期的思路，同意接受既定的日美協議，同時儘量減輕沖繩縣的負擔。為了減少阻力，菅直人內閣試圖以增加開發補助金的辦法，來誘使沖繩方面的軟化立場，但這一做法並未奏效。

搖擺於中美間的日本

9·11事件以後，美國長期陷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損耗了大量國力。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長期蕭條，被迫從全世界收縮。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不斷增強。中國對亞太地區經濟影響的擴大，令美國感到不安。在此背景下，奧巴馬一邊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一邊反覆鼓吹重返亞洲。其目的無非是在美國戰略撤退的同時，穩固傳統的盟國陣營，構築針對中國的防波堤。在強化傳統的安全機制外，美國特別針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推出了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吸收中國之外的亞太各國參加，力求在經濟關係上拉攏亞太各國。而隨着中國的崛起，日本國內主張密切對華關係者越來越多。其中，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加藤弘一提出的日美中“正三角形”論最為著名。加藤弘一曾任日本自民黨幹事長，是日本的資深政治家，其主張在政商界影響甚大。

鳩山由紀夫上台之初，謀求大刀闊斧地調整日本外交，以構築對等的日美同盟關係，實現外交戰略的主體性。為此，他重新提出日美中“正三角形”論，以建立“等距離的外交和國際關係”，並謀求建立“東亞共同體”。由於美國和日本締結了安保條約，是事實上的盟國，鳩山由紀夫的“正三角形”論，無疑是要遠離美國而靠攏中國。並且，鳩山由紀夫還試圖修改《日美行政協定》，調整在日美軍的特殊地位，日美關係因此迅速下滑。

而在日本國內，鳩山由紀夫的外交戰略遭到自民黨的強烈抵制。自民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直接指責民主黨政權為“外交盲”。在日本主流媒體中美國的影響一向很大，在日美關係僵局中，日本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對民主黨及其內閣猛烈批評，致使後者支持率直線下滑，執政壓力陡然增大。

在對美關係的僵持中，民主黨急於打開對華關係。2009年12月，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率團訪華，其600多人的代表團規模十分罕見，民主黨國會議員就有143人。小澤一郎在會見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時，傳達了對華友好的意向，並獲得了正面回應。

鳩山由紀夫辭職後，菅直人繼任首相，開始從前者的立場上後退。菅直人放棄了日美中“正三角形”論，承認2006年日美就搬遷基地達成的協議，以此來修復日美關係。但是，菅直人繼續謀求加強與中韓為首的“亞洲共同體”的關係，這自然無法獲得美國的諒解。並且在美國方面，已非常不信任新出爐的民主黨政權。因此在菅直人時期，日美關係依舊十分冷淡。而在對華外交上，民主黨政權短期內也未能打開局面。除了民主黨自身的政策問題外，其直接原因是難以與中國高層充分溝通。自民黨總裁谷垣禎一就指出，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與中國方面有着暢通的交流渠道，可以開誠佈公交換意見。而新近上台的民主黨政權，遠未能建立類似的渠道。而在民主黨內部，前外相前原誠司和現任首相野田佳彥等親美勢力不斷干擾，也是對華外交進展緩慢的重要因素。

日本右翼勢力的陰影

回顧近年來的中日關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值得注意。在自民黨的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儘管發生過參拜靖國神社和歷史教科書事件，但中日關係總體趨於穩定。而在傾向對華友好的民主黨上台後，中日關係卻因為釣魚島問題，平地起風波。

2010年9月7日，日本巡邏船在釣魚島海域衝撞中國漁船，並非法登船搜查，扣押中國船員，後經中國外交部門交涉後才得以獲釋，中日關係一時趨於緊張。剛失去政權的自民黨，視其為在政治上收復失地，重新上台的機會，通過國會和輿論向民主黨強烈施壓。在自民黨的支持下，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在各大城市發起反華遊行。

2011年3月15日，日本發生地震和海嘯，此後日本政治進入救災時期。一年之後，自民黨和右翼勢力捲土重來。在福島核事故上，自民黨的責任要比民主黨更大，因此無法以此向民主黨施壓。那麼對於急於上位的自民黨來説，挑起中日領土爭議，不僅可以打擊民主黨，還可以轉移民眾對福島核事故的注意力。

2012年4月16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講時表示，東京都政府將購買釣魚島。石原的這一番表態，由於場合特殊，迅速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究其用意，無非是借釣魚島問題挑起中日關係緊張，製造“中國威脅論”，以此強化日美安全體制。為製造右翼輿論，石原慎太郎特意炮製了聳人聽聞的政治宣傳片，通過鼓譟釣魚島問題來壓制沖繩當地反對美軍基地的聲音，迫使其就範，為美軍基地搬遷問題解套。而在美國方面，對此自然是樂觀其成。

在自民黨、右翼勢力，以及美國的壓力下，野田佳彥內閣的立場較前任又有重大變化。在2012年4月底5月初訪問美國時，野田佳彥與奧巴馬會談後發表了聯合聲明《面向未來的共同藍圖》，其中強調深化日美同盟關係，但淡化了沖繩基地搬遷問題。這説明野田佳彥內閣放棄了民主黨一貫以來的方針，令民主黨重新迴歸自民黨時期的對美外交。這一轉變直接導致了民主黨的分裂，民主黨的靈魂人物、前幹事長小澤一郎因此退黨，轉而建立新黨“國民生活第一”。在對外關係上，新黨主張推動日中友好合作，反對日本加入TPP，恰好與野田佳彥內閣針鋒相對。

概而言之，目前的釣魚島爭議儘管甚囂塵上，但究其實質不過是中國崛起與美國戰略收縮過程中的一朵浪花。中國的地區影響與日俱增；美國大幅削減軍備，後撤到關島和澳大利亞，同時試圖在東亞築起防波堤；日本在中美之間搖擺，舉棋不定；自民黨和民主黨，以及兩黨內部不斷調整；日本右翼勢力不斷製造摩擦，以此來鼓譟“中國威脅論”，強化日美同盟；在野的自民黨想挾此向民主黨施壓，伺機收復失地；虛弱的野田佳彥內閣可乘此在沖繩基地問題上解套，修復日美關係，鞏固自己的地位。從奧巴馬今年年初在五角大樓發表的“新國防戰略”來看，美國當下的軍事重心仍舊是在阿富汗和中東、南亞地區；對於日本，奧巴馬不過是重彈老調。既然美國已承認放棄“同時打贏兩場局部戰爭”的戰略，很難想象其在亞太地區還會有實際行動。因此對於中國來説，只需要堅守自己的立場，鎮之以靜，就是最好的應對。

（作者系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