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 災情發佈中的政治技術分析-文揚

26 日晚官方公佈了最新數據， 7.21 北京雨災遇難人數已確認為 77 人。

災後數小時媒體率先披露的數字是 5 人，很快更改為 10 人， 22 號晚間北京市新聞辦首次發佈官方通報，為 37 人。 24 日第二次新聞通報數據沒有更新，直至 26 日晚北京市防汛辦通報，到目前為止確認為 77 人。

顯然很多人都低估這場雨帶來的災情。

從公眾方面來講，政府部門情況通報的速度太慢了。對此政府給了三個解釋：一是遇難人員的甄別困難，需要提取 DNA 跟公安部門核實；二是為了力求準確，核實身份工作多次反覆；三是北京面積大，搜尋遇難者的過程非常長。

這三個原因都是技術性的，實話説，都很牽強。北京市政府機構如此龐大的規模，現代通訊及其他技術如此先進的手段，若政府真想讓公眾多一點知道，早一點知道，沒什麼做不到的，災後每 12 個小時或 24 個小時更新一次通報，決不會有問題。即使情況略有出入，但確保通報及時的做法，公眾也能理解。

從 22 日晚到 26 日晚，沒有任何數據更新的這整整 96 個小時裏，在政府內部的災情彙總和對外的災情通報兩個環節之間到底還加進了一些什麼，為什麼要加進這些“技術處理”，恐怕只有核心決策人員才知道。

從外界來看，對媒體和公眾輿論的顧忌，會是其中一個因素。

一般情況下，輿論界的評論者們根據瞭解到的實際情況發表意見。雨災發生後，實際情況並不很清楚，都掌握在政府手裏。如果政府説遇難人數 37 人，公眾輿論會得出一種意見，如果是 77 人遇難，多出一倍多，很可能會就得出另一種意見。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

因不同的數據而形成不同的意見，涉及到對政府責任、機構能力、官員水平的不同評估和認定，並由此直通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問題，直通維穩、全局、非常時期等最危險的雷區，這是任何政府官員都不敢等閒視之的大事。

面對這樣一種敏感情況，官員們的困境也不難理解。首先，對災情完全瞞報、謊報不行， SARS 事件到現在快十年了，老一套的做法肯定不能再用，即使不考慮對人民負責，甚至也不考慮對全局負責，弄不好自己也是要丟官。

但完全公開透明，什麼都説，一點不瞞，恐怕也是不行。從對上負責方面來講，總要起一點防火牆、防波堤的作用，替領導承擔一些壓力和風險；從對下負責方面來講，總要起一點滅火器、泄洪渠的作用，替人民管理一下那些非理智的、害人害己的情緒和行為。

如此來看，在完全瞞報謊報和完全公開透明兩個極端之間選擇一個兼顧各方、平衡利弊的中間點，就成了一種符合中國官場“生存理性”和“行政理性”的最佳選擇，成了一種實用的政治技術。正如這一次北京市政府的做法所體現的：一開始就高調錶態一定會公開透明，但在發佈信息時又實施一些節奏上的控制；最終公開全部真實情況，但在最為關鍵的幾天裏暫時壓一壓。

在我看來，這裏其實沒有什麼道義問題，對此展開高調的道德評判只會把事情搞亂搞壞。既然政府、媒體、人民都是不同的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純粹的利益博弈，各自運用各自的技術你來我往地進行即可。

把政治技術化的做法，西方國家遠比中國成熟得多，理論上有很多專門論及這套技術的專著，實踐上也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如果將其視為“先進”，那麼中國在這方面還應再繼續“進步”才對。

此次北京市政府的災情發佈，其技術化處理的總體效果如何，現在做出評估還為時過早。但至少在一個方面已經有了實際作用：在救災最緊張的幾天裏，對媒體上那些唯恐天下不亂，凡事都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抓住各種機會攻擊中國政治體制的言論進行一些技術性的遏制，不使大事受到無謂干擾。

畢竟，那些在網上慷慨激昂上綱上線，恣意汪洋一吐罵人之快的“意見領袖”們，除了沉迷於自己的道德自戀和文才自戀外，並不對周圍任何具體的事情負責。

此文完全是一個針對政府行為的小角度技術分析，不附帶任何政治立場。

順便説一句，昨晚從媒體公佈的遇難者名單中得知，本人的一位早年好友也在此次雨災中不幸遇難。震驚和悲痛之餘，在此也對其家人表達深切的哀悼。

2012 年 7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