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議的印度-宋魯鄭
7月31日，印度發生11年來最嚴重的斷電事故，全國超過一半地區、約六億兩千萬人無電可用，受影響人數超過歐盟國家人口總和、美國人口的兩倍。這是印度十餘年來最嚴重、也是全球歷來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
停電造成的影響可想而知：交通運輸嚴重癱瘓、郵電延誤、銀行無法營業、電腦和互聯網無法使用（這對軟件業發達的印度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更有電子火葬場因停電而無法運作，出現遺體火葬到一半便無以為繼的窘狀。最危險的則是有四個礦坑因停電導致兩百多麼礦工受困地下。
有數據顯示，在今天的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他們所獲得的電力供應，還不足以點亮一個燈泡。印度人均電力消費屬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甚至低於朝鮮。諷刺的是，在接連兩天發生大停電後，電力部長辛德卻在31日晚間逆勢高升為內政部長（印度政府稱，這是內閣早就安排好的改組）。
再早一點：7月30日，印度一列火車起火，造成至少47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印度過去五年內，至少有1200人死於各種火車和鐵軌事故。而更令人乍舌的，是26日印度飲用水和環境衞生部長賈伊拉姆•拉梅什公開稱印度鐵路系統為全球“最大露天廁所”，更給出了印度隨地大小便情況約佔全球60%的聳人數據。法新社報道，這個拒絕實行計劃生育、人口12億餘的國家中大約1.3億户家庭沒有廁所。
儘管外界已經習慣於印度的狀況百出——全球媒體的冷漠可見一斑，但在全球化背景下連續發生如此罕見（當然，以印度的標準算不上）的事件，還是令世界側目。
儘管西方媒體一直對印度寵護有加，但這並不能減少印度所引發的全球擔憂。由於其糟糕的經濟表現：通貨膨脹高企而經濟增長迅速下滑、盧比大幅貶值、私人投資枯竭，已被認為是第一個即將破滅的金磚國家。
標準普爾威脅要將印度列為不適宜投資的國家。目前，標準普爾對印度的評級為BBB-，僅比垃圾級高出一級。在金磚國家中，這是最低的評級，也是前景展望為負面的唯一一家。《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別不可思議的印度”的文章（注：“不可思議的印度”是印度國家旅遊局向全球推介印度的官方宣傳口號），指出“考慮到印度國內經濟改革停滯，政治陷入泥潭，腐敗十分猖獗，外資望而生畏，印度經濟的確遇到了大麻煩”。
停電、火車事故、經濟困局，這還並不是印度問題的全部。儘管印度獨立六十多年了，而且還擁有世界上最大面積的耕地，也實行着國內自由派稱許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到現在卻依然解決不了百姓的温飽問題。根據每年更新一次的“全球飢餓指數”，印度在81個國家中排名第67位，處於高度飢餓級別。而被認為連年處於嚴重饑荒威脅的朝鮮還排名第29位。由此可以想像印度的饑荒程度。
在印度，受飢餓人口的數量要比埃塞俄比亞或蘇丹受飢餓人口數量要多。營養不良的兒童佔到了60%。根據印度飢餓指數，17個邦全都處於嚴重飢餓或嚴重飢餓級別以上，12個邦處在驚人的級別，還有一個邦處於非常令人擔憂的級別。根據聯合國標準，印度的貧窮人口高達四億五千萬，而印度的總人口為12億左右。
印度的饑荒還有一個“不可思議”之處：儘管有些邦他們的飢餓指數很高，但是他們的經濟表現卻很良好。真不知道究竟是誰享受了這個國家的增長？
印度一直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印度嚴重的種姓制度和男女不平等卻是長期無法改變的現實。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11年全球性別差距指數排名（2006年第一次發表），印度在130個國家中排名第113位，僅略高於部分歧視婦女現象普遍的伊斯蘭國家（如沙特、也門、埃及、伊朗和土耳其，正處於內戰狀態的敍利亞也優於印度）。
而中國的排名為57位，高於歐洲的意大利、盧森堡、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更遠遠高於東亞兩強日本（98位）和韓國（107位）。
除了飢餓、不平等，印度最令人詬病的則是嚴重的腐敗。根據德國透明國際的數據，印度在全球排名大幅下滑至95位，而中國則依然沿續了反腐敗持續提升的態勢，目前處於第75位。
相對於中國，印度是一個整體上經濟落後、社會嚴重不平等、高度腐敗的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卻經常被自由派學者拿來當作中國學習的榜樣。這裏面，竟然不乏世界頂級學者。比如麻省理工學院華人教授黃亞生、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
黃亞生先生在《“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中有如下評論：“經濟發展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藏富於民，一種是藏富於國，我覺得前者比後者優越，這就是我為什麼我現在（至少是有保留）鼓吹‘印度模式’的原因。”
我們實在想不出黃亞生先生是依據什麼事實或者理論把印度歸於“藏富於民”的國家行列。一個建國六十多年連温飽都解決不了的國家，一個還有四億五千萬赤貧國家的人，一個至少一半國民連廁所都沒有的國家居然還“藏富於民”？黃亞生先生自稱自2002年起年年都要去印度，難道他就沒有看到城市繁華中心就有着無邊無際的貧民窟？這些貧民窟甚至都成了國外遊客遊覽的一景？
印度貧民窟
黃亞生先生還這樣寫道：“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確實不如中國，但最近幾年，它和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小了。”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2001年，中國（11590億美元）還沒有達到印度（4775億美元）的三倍，2006年就是印度的三倍多（分別為25879和7198億美元），2011年中國達到7.4萬億美元大關，而印度則為1.8萬億美元，連中國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經濟學家黃亞生先生是如何得出中印兩國GDP差距在縮小的結論呢？（作者注：黃亞生先生的這本《“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出版於2011年）
在這本書中，如此武斷的結論比比皆是。比如當有人問他孟買應不應該學習上海時，他這樣回答：“坦白的説，我覺得上海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孟買學習”。“十幾年來，你可以看到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很快，但居民收入卻幾乎沒有增長”。
如果説黃亞生先生是從否定中國、為印度的落後尋找理由的方式來肯定印度，那麼丁學良先生則相反：他承認印度落後，但結論卻是印度這麼落後都可以實行民主制度，為什麼中國就不可以呢？
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了丁學良先生的演講、報告、評論集《中國經濟再崛起》。其中有這樣一篇文章《印度發展經驗對中國的啓示》。
在這篇文章中，丁學良先生提出了四個觀點：
一、印度的經驗證明，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並不命中註定地不可以啓動民主實踐的進程。
二、印度的教育水平低，小學、中學、高等院校的比例都明顯低於中國。到現在印度成人識字率不過61%(中國96%以上)。
丁學良先生認為，儘管印度全社會的教育普及率處在較低水平，印度的信息傳播硬件設施也比較落後，但這並沒有阻止這個龐大的國家實施定期的全國選舉。
丁學良先生甚至轉述並肯定了這樣的一種觀點：“印度的民主體制建設相對而言穩定、持續，倒是得益於它1947年剛起步的時候，印度民眾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得國家最重要、最困難的政治事務基本上侷限於該國受過良好教育——多半是英國式的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顯然，中國已經失去了“最佳”的實踐民主的土壤。
丁學良先生甚至認為以印度為參照，台灣民主化進程由於教育水平太高，造成島內居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太廣泛，太高漲，結果難免亂象叢生，綜合成本太高。所以他的結論是：“民主體制的建設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覺醒’的時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會的動盪不安，因為那時候人人皆要‘當家作主’”。丁先生是不是在説，只有在全民還沒有覺醒、還沒有當家作主的意識的時候，趕快實行民主化，好讓當權者繼續控制權力，替民作主。那麼，為什麼還要實行民主呢？
三、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國家，仍然可以實行民主，而不一定如同蘇聯、南斯拉夫、捷克一樣國家解體。
丁學良先生可能忘記了，在英國殖民時期，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是一個統一體，但當印度獨立建立民主國家的那一刻，巴基斯坦選擇了獨立。而且印度首相甘地夫人被貼身保鏢刺殺身亡就是由於宗教衝突，而她的死也導致上萬名錫克教徒被殺。甘地夫人的兒子也由於捲入斯里蘭卡的國家統一和獨立之爭也被暗殺。
四、印度的經驗表明，議會民主制並不阻礙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
丁學良先生提出這個觀點的理由是：自1991年以來印度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取得長達十幾年的高速增長。可是丁學良先生想過沒有，中國和印度相比，其經濟增長時間不僅更長，而且速度更快。既然在丁學良先生的眼中印度的表現都可以證明它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度，那為什麼表現更為優異的中國不能證明它所實行的制度的合理性呢？為什麼不是落後的印度向走在前面的中國學習呢？
看完這四條，丁學良先生無非是説，印度雖然窮，雖然教育落後，雖然是多民族國家，但仍然可以實行民主制度，仍然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那麼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印度行，中國自然更行。
只是丁學良先生想過沒有，印度實行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為何仍然遠遠落後於中國？制度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如果按丁學良先生的邏輯，朝鮮也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儘管其饑荒指數和人均用電量卻遠遠優於印度），但它卻可以搞社會主義，是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搞社會主義？
其實，印度今天之所以落後，根源就在於它已經實行了六十多年的制度身上。這就如同中國前三十年落後，就在於模仿了蘇聯的制度。中國三十年就可以得出的結論，印度都實行六十年了，難道還得不出來嗎？
從人類的發展史上看，還沒有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實行以普選為基礎民主制度而獲得成功的（就是法國也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才完成了工業化）。當然，具體到印度，自有其特點，我們可以來一一剖析印度選擇他們的“不可思議”道路的原因。
印度之所以一直無法解決民眾的温飽問題，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加控制的人口爆炸。目前，印度人口已突破十二億，再過不到二十年將超過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可是印度的國土面積還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經濟在九十年代開始起飛，但失業率卻隨着經濟增長而增長，出現了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例外。
放眼全球，在經濟落後狀態下，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計劃生育。事實上，印度是最早提出和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但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哪個政黨提出計劃生育政策，哪個政黨就會在選舉中丟掉政權。1975年至1977年印度曾“全國實行緊急狀態”，就是由於推行計劃生育導致的。最後再也沒有一個政黨敢於逆民意而上，只能眼睜睜看着印度人口失控性增長直至生態環境毀滅的哪一天。可以説，人口爆炸不僅是民主無法解決的，反而是民主這種體制阻撓了問題的解決。
印度由於有着龐大的人口，其最大的資源就在於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因此，從就業角度講，從發揮全球比較優勢講，印度發展第二產業，加工製造業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印度卻走向了發展軟件業這種高智力、高投入但產業鏈極短、拉動力極弱、對解決大眾就業無甚幫助的發展道路。
究其原因仍然在於民主。眾所周知，要發展第二產業需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有大量的可用的勞動力。然而，在印度，要建一條高速公路，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只要有一户百姓不同意拆遷，這條高速公路也得告吹。這也是為什麼到現在印度也只有一條高速公路的原因。而嚴重製約製造業發展的另一大瓶頸：電力，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而嚴重匱乏。
制約印度第二產業發展的第二個瓶頸是印度教。印度教對印度經濟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種姓制度，二是提倡儉樸生活和無數的宗教假期。
種姓制度一是隻允同一種姓的人在一起工作，二是泯滅做為常人通過努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因此，在印度想在一地建立擁有大規模勞動力的工廠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不同的地方才能召集到足夠的同一種姓的人去勞動。現在在印度的鄉村不同種姓的人是住在同一村裏的不同區域。事實上，印度除了賤民階層外，另外四大種姓下面還有1500餘種亞種性，不同種性的工作和思維方式都是不同的。而追求生活儉樸和宗教節日，則造成消費不振和效率低下。為此經濟學專門有術語稱之為“印度式增長”。
印度教之所以成為阻礙印度社會進步的障礙，則和它沒有經歷過基督教那樣的宗教改革有關。如果建立民主制度之後再想改變就已是不可能的任務。擁有選票的宗教選民會反對一切宗教方面的變革。反觀西方，是在經歷宗教改革之後（以及工業化、民族國家的出現等諸多因素），才發展出民主制度。
影響現代印度的巨人有三位：國父甘地、首任總理尼赫魯以及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法學博士安貝德卡爾儘管貴為憲法之父，但由於出身賤民，而無法在印度精英階層容身，更由於種姓制度和甘地發生激烈衝突（甘地就是因為在南非受到歧視才投身印度的獨立運動，但他卻無法理解受歧視的賤民的命運和感受）。最後他臨死前率領和他一樣的賤民改宗主張人人平等的佛教。安貝德卡爾尚且如引，其他人可想而知。
不過印度教也有正面作用。比如忍耐，順從。否則，一個連温飽都解決不了的國家，一個五年至少有1200人死於各種火車和鐵軌事故死亡的國家，一個一億多人僅僅由於出身而被歧視的國家，一個1.3億户家庭連廁所都沒有的國家，一個事故就能導致六億多人無電可用的國家，怎麼可能存在下去？不妨想想中國發生一起動車事故、一起暴雨災難所引發的舉國聲討吧。
而制約印度經濟發展的第三個因素是：印度居然存在20多種官方語言（在錢幣上都必須印上14種官方語言），1500種語言。
印中經濟文化促進會秘書長默罕默德.薩奇夫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這樣講：“我去這些地方和去中國是一樣的。什麼都聽不懂。我甚至吃不了他們的食物”。這造成勞動力只能在講同一語言的地區流動，語言的分裂狀態造成印度不是一個完整的全國統一市場。而這種差異，也增加了企業之間的運營成本。
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時期就完成了“書同文，車同軌”，民主化六十多年後的印度到今天都無力解決。事實上，民主對印度經濟的破壞力無所無在。2011年9月，印度政府宣佈將允許外資進入印度零售行業，也就是説，像沃爾瑪這樣的外資零售巨頭將獲准進入印度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裏。這是辛格政府的經濟改革舉措之一。目前，印度的零售行業相當落後，占主導地位的是各種規模很小的商店。在改革者看來，外資零售巨頭進入印度零售業，雖然將使眾多小店主的生計難以維持，但同時卻有助於遏制印度食物價格的上漲，緩解印度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但這樣一個改革計劃引發的更多是憤怒和反對。
大約一半的邦宣佈將拒絕實施這項改革，工會揚言罷工；在印度國會內部，主要反對黨印度人民黨的指責聲音最為響亮，似乎忘了該黨10年前曾支持零售業對外開放。兩個月後，印度政府宣佈，允許外資進入零售行業的計劃無限期暫停，辛格政府開放零售業的改革計劃就此戛然而止。
印度的農業之所以如此落後、文盲率如此之高，也同樣和民主脱不了干係。政治人物寧願把補貼直接發給農民以換取選票，也不願意建設必須的水利設施。政治人物寧願百姓是文盲，更好控制，也不願意消除文盲率。
儘管現在印度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局和挑戰，但如果説用一個詞來形容當前印度政治的話，最合適的無疑是泥潭。執政黨內部、執政黨與執政聯盟之間、執政聯盟與反對黨之間，在土地改革、反腐敗等一系列事關重大的改革問題都矛盾重重，改革計劃幾乎無從談起。
印度經濟改革的停滯，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印度政治家們忙於爭鬥，政治陷入泥潭。
2012年，印度各邦舉行選舉，2014年，印度將舉行全國大選，在這兩年時間裏，絕大多數政客都要為選票奔忙，至於各種註定爭議巨大、牽涉各方利益的改革計劃，則肯定會被擱置一邊。在經濟困難的背景下假如出現政黨輪替——目前為止無一國可倖免，辛格總理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也將可能逆轉。
如果我們尊重事實的話，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正是印度實行了並不適合自己的制度，才是印度無法解決貧窮、日益惡化的腐敗、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中國已獲15枚金牌，印度卻只有一枚銅牌的原因吧）
最後，本人突發奇想，假設黃亞生先生和丁學良先生，一個為印度落後辯護，一個認為印度雖然落後仍然可以搞民主，相逢在一起，將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呢？我還有一問：假如印度和中國的現狀正好相反，作為海外華人，他們是否會像對待印度一樣為中國辯護呢？
作者宋魯鄭：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旅法政治學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員。
欲與宋魯鄭商榷，請函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