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衝突的警示-梅新育

印度阿薩姆邦的民族衝突再次震動國內外，從7月19日該地區穆斯林聚集區兩名學生被不明身份的槍手射殺，到24號晚上，這場衝突已造成32人死亡，逾20萬人逃離家園，至少60個村莊被完全焚燬，過境列車遭遇襲擊。

其實，民族、宗教衝突是印度的老大難問題，無論是在首都新德里、最大城市孟買這樣的腹心地帶，還是克什米爾、東北地區之類邊疆，都能深切感受到這一問題的衝擊。僅2008年一年，印度就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56起，其中4起發展成騷亂，死亡123人，2272人受傷。

從三甘地之死，到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規模民族仇殺，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特大恐怖襲擊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買鬧市區的三起連環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這次的阿薩姆衝突，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衝突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也許還會繼續看到。

印度民族宗教衝突之所以歷久難息，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刻的經濟利益之爭就是其中之一。各個族羣、宗教羣體對自己經濟政治地位的不滿，爭奪經濟政治發展的機會和財政投入“肉桶”……這一切都有可能成為民族宗教衝突的導火索。

貧困率差距

以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矛盾為例，印度穆斯林貧困率就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994年，印度新德里國家應用經濟委員會（NCAER）對全印33000個代表性農村家庭的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就總體而言，生活在鄉村地區的穆斯林貧困率遠遠高於全印鄉村平均貧困率，城市穆斯林貧困率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2004—2005年間，印度穆斯林貧困率（38.4%）為全國最高，比全國平均水平（22.7%）幾乎高出七成，甚至高於表列部落或表列種姓的貧困率（36.4%）。

2006年，新德里“計劃與行動委員會”對馬哈拉施特拉、旁遮普、泰米爾納德、西孟加拉、北方五邦的調查結果表明，這5個邦家庭平均月收入為2103.24盧比，而穆斯林家庭平均月收入為1832.20盧比。而且，印度穆斯林自主創業和在小型私人企業等非正式經濟部門就業者多，在正式部門就業者少，致使其收入波動大。

2004—2005年間印度全國抽樣調查結果表明，有61%的穆斯林勞動力自主創業，印度教徒則為55%；有25%的高種姓印度教徒擁有穩定工作，穆斯林則僅為13%。

在現代工業和貿易中，很少有穆斯林擁有大型企業或在大型企業中工作；左右印度經濟的塔塔、安巴尼、米塔爾和博拉四大壟斷財團家族代表的並非印度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而是少數民族帕西族和錫克族，但印度企業前50強中沒有一家屬於穆斯林。

印度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滯後問題更為突出。除阿薩姆邦外，東北地區幾乎沒有任何現代工業和製造業，農業生產仍以傳統耕作技術為主，以全印度7.7%的土地，卻只生產全印度1.5%的穀物，只能滿足該地區70%人口的起碼食物需求，國民生產總值在全印度所佔比例始終均低於其人口在印度總人口中佔比。

惡性循環

印度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的貧困與民族宗教衝突之間已經形成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因為貧困，部分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將其歸咎於大民族、大宗教，積鬱在心，往往訴諸民族宗教衝突的暴力手段以求改變現狀，甚至單純泄憤；且這些極端做法往往打着“維權”之類旗號，令某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實施極端行為時倍感“理直氣壯”。倘若領頭這麼幹的人能夠藉此贏得民族、宗教“領袖”地位而名利雙收，民族宗教衝突將更頻繁，更暴烈。

但這種訴諸民族宗教衝突的暴力手段反而從兩個方面損害了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會、大民族因此對這些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滋長，民間投資和就業機會對其避而遠之，對政府也頗多怨言。

另一方面，這些衝突又驅使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備感不安全，遷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區，結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減少了族際交流的機會和就業機會，損害自己發展的前景。在印度穆斯林羣體中，這種惡性循環就暴露得相當鮮明。

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更對印度眾多少數民族和小宗教信徒擺脱貧困、對減少民族宗教衝突產生了消極作用。因為假使教育指導思想正確，接受統一的正規國民教育本來有助於少數民族和小宗教信徒子女潛移默化地接受主流文化薰陶，從而滋生統一的國民意識，而非狹隘的民族和宗教意識。最終在印度下一代中形成、凝聚更大範圍的共識，降低其成年後訴諸民族宗教衝突的風險。

這一問題在穆斯林羣體中極為突出。2001年印度人口統計數據表明，印度穆斯林7歲及以上人口識字率為59.1%，低於全國平均水平（65.1%），雖然高於表列部落和表列種姓（52.2%），然而遠遠低於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數羣體（70.8%，不包括表列種姓）。

其中，城市地區穆斯林識字率為70.1%，低於全國平均水平（81.1%）11個百分點；農村地區穆斯林識字率則只有52.7%。此後幾年，印度穆斯林識字率仍然上升緩慢。2004—2005年間，穆斯林6歲級以上人口識字率只有59.9%，比普通印度教徒識字率（80.5%）低得多。

由於穆斯林入學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文化教育水平提高的前景也不樂觀。2005年，印度穆斯林入學率為50.7%，甚至低於表列種姓，低種姓穆斯林入學率只有36%，在從來沒有上過學的人當中，穆斯林所佔比率最高，達到了32.6%，1/3的穆斯林女孩從未入學。

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是印度穆斯林人口難以改變貧困命運的重要原因，貧困本身又妨礙了穆斯林家庭子弟接受教育，扭轉貧困命運，從而形成貧困與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因為貧困且沒有文化的父母既無力為孩子支付學費，又不能在家庭中為孩子提供必要的輔導，許多孩子上幾年學後就不得不輟學打零工或回家照顧弟妹。

與印度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大國，印度面臨的某些民族宗教問題在中國也有所體現。儘管中國民族宗教衝突遠遠達不到印度的烈度，但處理好民族問題對中國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印度在這方面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