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民族主義是“正能量”-王璞

就在奧運閉幕前一天，也就是八月十一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盛讚倫敦奧運會的文章，稱“英國人意外地為奧運感到驕傲和興奮”。這“意外”一語完全來自美國公眾對英國的刻板印象。在他們眼中，英國人永遠都是酷酷的，怪怪的，碰見再大的事情也不苟言笑，不流露性情。這印象十之八九與事實不符，但文章的另一個立足點卻非常真切。

當下的英國，政治和經濟上的老大難問題可謂一籮筐。保守黨上台後，想大刀闊斧削減公共開支和預算，而與此同時，長期積壓於英國社會之中的社會問題也開始相繼爆發，去年的倫敦郊區騷亂就是明證。因此，倫敦奧運會此前並不被看好。

這篇《紐約時報》文章卻報道説，這次奧運會意外地激發了英國人團結愛國的正能量。原本因經濟社會問題而分裂的英國人，在這半個月裏消弭了分歧，簇擁在米字旗下，並且借奧運宣泄這一份彼此關愛支持的強烈情緒。文章認為，在這個由四部分組成的聯合王國，這種情形難得一見。文章的例子是Jessica Ennis，她贏得了女子田徑金牌，一夜間成為了英國的民族英雄。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她的家鄉謝菲爾德，到處掛滿了她的畫像， “像毛（澤東）畫像那樣大”；一隻當地郵筒被塗成金黃色，如今各地的英國人前來與之合影，都需要排長隊。

換言之，這篇《紐約時報》文章所熱心報導的，正是一派金牌至上的體育民族主義的動人景象。當然，地球人似乎都覺得“體育民族主義”不是一個好詞。文章中就只用“民族自豪感”來宣傳英國。《紐約時報》官網的評論中，英國網友也跟帖表示，這半個月來，做“英國人真自豪”！還有人説，米字旗滿街飄揚的感覺，真好！

英國人自己的同胞，通俗小説作家，老牌”公知“喬治·奧韋爾則是現代體育民族主義的最早批判者之一。在《體育精神》等評論文章中，奧韋爾直指體育是民族主義的温牀，競技體育催生敵意，惡鬥，暴力傾向；他認為那種以為體育可以增進友誼的想法只會落空，相反，體育成為了無形的戰爭，放大着政治敵對。奧韋爾作出這些判斷時，二戰後的奧林匹克運動還沒有從1936年柏林奧運會及其後的巨大挫折中恢復過來。在他腦子裏也許首先浮現的是足球和橄欖球在英國所造成的地方對立乃至球迷鬧事，以及體育在冷戰中被賦予的過強政治意義。但《1984年》的作者還是缺少一點預見力；和他的許多看似深刻的觀點一樣，他對體育民族主義的一棒子打死也有失片面。雖然《紐約時報》對英國的讚美讀來像是倫敦奧運會營銷“軟文”，但人們不應否認，體育民族主義對一個身處“艱難時世”中的英國起到了社會縫合和意識形態昇華的作用，它是奧運帶來的一種“正能量”。

英國人的確有理由自豪，即便這屆奧運會遠算不上完美。羅格在閉幕式上把倫敦奧運總結為“歡樂“，而”歡樂“本身不就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後冷戰後現代後經濟危機的時代最“中性”因而也最“普世”的緊俏品嗎？當然總有人是不歡樂的，比如咱們中國人中，就有不少對於金牌至上，舉國體制多有酷評。已經對金牌審美疲勞的人們，越來越普世價值，甚至對奧運體育的殘酷競爭性開始不好意思了。所有這些批判的聲音，似乎都隱隱指向體育民族主義這個“罪魁”，“為國爭光”的念想讓有些人不那麼舒服。當英國享受着“民族自豪感”，享受着那種讓人振奮的“求勝慾望”，並重獲社會自信心時，我們似乎成了奧韋爾的同代人。

在當代，民族主義已經是一個足夠污名化了的詞。西方媒體的基本用法是，説自己認為正面的東西時，就用愛國精神，民族自豪感這樣的字眼；説別人的負面的現象時，那就賜一頂民族主義的帽子。這本身就説明了民族主義這個現象的複雜性。我們生活在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體系中，民族主義是一種普遍存在乃至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和心理建構，而當它和實際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緊密聯繫在一起時，它又必然是極具爭議性的。體育民族主義同樣是一個帶有爭議的字眼，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認為它同樣可以是一種正能量，不僅在今天的英國，而且在中國；我甚至要強調，它和奧林匹克精神（普世價值之一種？）也絕不矛盾，而且簡直就是後者的必要環節。擴大了説，如果我們以這次奧運為話由，把複雜的奧林匹克意識形態放在當代全球文化的風景中去考察，會是饒有興味的。

奧林匹克運動強調體育遠離政治，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牽動敏感神經的民族主義，奧運會避之唯恐不及。遠離現實政治紛爭誠然沒錯，但奧運也自有其政治理想，體育本身也會有自己的政治邏輯。現代奧林匹克誕生於19世紀末帝國主義大國之間進行全球競爭的時代，它的出現無疑隱含了對帝國主義惡性競爭的抵抗，代表了資本主義中一種相對開明，進步和追求健康人性的力量。當奧運體育的參與者展現着身體的健美和意志的強大時，奧林匹克精神也獲得了巨大的意識形態潛能，並跟隨着歷史不斷“接地氣”。

奧運遠離政治，但作為一個世界大舞台，卻一直在無形地發揮政治作用；奧運遠離政治的理想也許從未實現過，但不要搞錯，它其實並沒有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是成為了各種政治所渴求的舞台。一個民族要獲得自豪感，一個城市要展現自己的榮光，一個國家要重回國際社會，一個種族要反抗歧視偏見，一個性別要追求全面平等，凡此種種，都要在奧運這個舞台上，都要通過人性中最簡單最積極向上的表現，來獲得一個象徵的瞬間。是的，哪怕只是半個月，哪怕就是一瞬間。這就是為什麼德日兩國在戰後競相承辦奧運以便完成民族救贖，這就是為什麼北京奧運閉幕當天新浪的首頁標題竟然祭出了浮士德名句，“停下來吧，這最美好的一瞬！” 這也就是為什麼像英國這樣一個困難重重的老牌帝國現在需要奧運這十七天的愛國主義強心劑。而奧林匹克在其中不斷流變，發展。

對中國來説，很多民族主義都是由外激發的，“外部勢力”總是莫名其妙地給中國人當愛國教育的教材。本來因為北京的金牌盛宴，這次國人遠不如以前那樣“金牌至上”，但西方媒體偏要在葉詩文的精彩表現上發作，刺激我們的愛國心。這一次，海內外科學家和理科生們的表現令人敬佩，他們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最終迫使《自然》道歉。但正如饒毅在博客中所説，道歉雖可以接受，然而西方媒體這次單挑出中國的一個選手就進行所謂質疑，這背後的偏見心態其實是一個更深的問題，他期待着“文科方面的學生老師”一 鼓作氣繼續針對西方媒體區別報道”等偏見問題進行批駁。的確，正如古代天朝有華夷之辨，西方現在在潛意識裏也同樣還是有“內外之別”，如果打破這種籠罩全球的思想心態，最終還需要人文知識分子在紛亂的意識形態爭執中去建構一套新的敍事、想像和文化規則。

美國其實是民族主義的“重災區”，但卻一直認為自己和民族主義“沒有半毛關係”。這大抵是因為美國民族主義一直有效地隱藏在了各種普世價值話語中，隱藏在了“愛國就是愛自由”這樣的思想裏，隱藏在“美國例外論”“美國命定論”和“自由世界領袖論”之類的神話或現實中。但到了奧運，體育民族主義則是彰顯無遺。美國隊出發前的服裝風波甚至表現出一種拙劣的政治操作。僅僅因為美國製服是中國造就引得議員們滿嘴放炮爭搶出境率。其實美國的出場禮服從設計上看結合了軍事制服感和紈絝風（le dandysme），是各國禮服中最具法西斯美學的。至於NBC只播美國隊的問題，更是盡人皆知，美國人自己解嘲説，看NBC你會覺得只有一個國家參賽。

除美國隊之外，美國媒體在奧運前半段討論最多的奧運話題，可能就算是對葉詩文的質疑了。一位我認識的美國教授因為反感體育民族主義，堅持不看直播，但他同樣知道了葉詩文事件，甚至來問我的看法。我當時的看法就是，這是西方媒體在激發中國人的體育民族主義。

然而，在奧運期間首先映入眼簾的所謂批評話語，或許是各種批評“金牌至上”和“舉國體制”的“公知體”。中國的“體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或改進，為各種搞過了頭的官方意識形態降温也屬應該，但近來的傾向是，凡是中國人在任何場合展現出積極向上奮發有為的狀態時，“公知體”的句式會自動啓動，讓全民去對比我們社會的各種陰暗現象。然而這轉折句法的步子未免邁得過大。

站在“公知體”背後的人們（他們並非公知，只是自媒體），既取消了光明面，又消費了陰暗面，不論善意還是惡意，他們至多隻能散播虛無主義的空氣。具體到這次奧運，各種公知體的批判也並非完全無的放矢，然而佔了一點理就去抹殺中國體育人所展現的競技之美，未免就又犯了“以理殺人”的道學家錯誤。事實上，這種公知體背後的人們真是政治掛帥（當然是不同於體育民族主義的政治），他們大體不瞭解競技體育本身已經高度專業化乃至職業化，成為了社會中的一部門，有自身的邏輯。當他們批判中國的舉國體育民族主義時，雖然義正詞嚴，但卻留下了意識形態陷阱，甚至是有意無意在強化別人的體育民族主義。

説中國運動員都是訓練出來的機器人，這是讓任何體育迷都會發笑的，因為沒有強大的心智和充分的個性現如今誰能在比賽中笑到最後？這種比賽機器人的觀點，其實是美國當年冷戰體育政治的殘羹冷炙，西方一些媒體今天拾起來又用到中國身上，已顯拙劣，沒想到中國人竟然會開始對號入座，自我妖魔化。在冷戰期間，在和蘇聯東歐的體育競爭中如果失利，美國的句式就是“蘇東把運動員變成了金牌機器，多麼沒人性；”如果美國勝利，句式就變成“這不僅僅是一場比賽的勝利，這是自由世界的制度勝利。”冷戰時期的奧林匹克意識形態還是早點休息吧，我們自己的“公知體”如果還拖着這樣的泥水，是自然會動作變形，也害了“公知體”中本來具有的那點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