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劉軍寧先生的書齋裏的革命-寒竹

最近劉軍寧先生寫了一篇題為《社會革命，還是憲政革命?》的文章。文中觀點其他人也談過一些，比如蕭瀚去年寫的《論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二人觀點相差不大，只是各有側重。但總的説來，這兩篇文章都是試圖區分英美式的政治革命或憲政革命跟法國大革命及後來一系列的社會革命，並對社會革命帶來的負面效果進行了批評。

如果僅僅是一種歷史研究或政治學研究，這類觀點在中國知識界還是很有意義的，至少它指出了在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光環背後還有陰暗的一面。但是，如果把這種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引申到對中國未來走向的選擇，就令人擔憂了。劉軍寧在文章中指出，“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應該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劉文的結論是，如果革命不可避免，應該是選擇對既有社會改變有限的憲政革命而非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

用現實主義的眼光看，考慮未來“應該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這一命題是沒有意義的。人類歷史上每一場革命的性質都有其自身的現實根源和邏輯，坐在書齋裏的文人並沒有能力決定革命的性質和進程。與其空泛地談論中國的革命應該是哪一種性質或類型，不如具體地分析，如果中國爆發革命，什麼樣的革命具有最大的現實可能性？只有真實瞭解了這個現實問題，人們才能決定用何種態度來對待可能引發革命的各種因素。

關於英美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區別和優劣，西方學界談了200多年。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對法國大革命是推崇備至，而對英國的“光榮革命”和美國1787年的憲法都視為革命不徹底的表現。上世紀初康有為等人批評法國大革命，但始終未在中國成為主流。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以普世主義為宗旨的革命思想成為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今天。

90年代以後，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包括劉軍寧等人開始重新評估英美保守主義的價值，“告別革命”的話語也開始出現，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社會價值轉向。但遺憾的是，由於理性主義哲學在中國知識界的巨大影響，很少有學者能跳出理性主義的窠臼來檢討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根源，很多人只是繼續用理性主義的概念和框架來解讀英國革命和英國保守主義，其結果不過是用大陸理性主義的概念外衣包裹了英國保守主義。蔣慶先生曾針對劉軍寧先生對柏克的論述指出，劉軍寧先生實際上是把保守主義的柏克自由主義化了，柏克真正的思想與劉軍寧先生的理解相去甚遠。蔣慶先生的這個批評是深刻的，並且適合於中國大多數自稱為保守主義的學者。

關於英美革命和法國、俄國革命的區別，西方學界的著述如汗牛充棟，而中國近年來討論這一問題的學者也不少。但這兩類革命在思想根源上有一個重大分歧，卻很少被中國學者所瞭解。英美革命在本質上是一種“摸着石頭過河”的革命，其爆發是由於現實的具體事件，要解決的也是具體的政治問題。美國革命話語中也有“自由”這樣的抽象概念，“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就曾響徹北美大陸。但是，帕特里克•亨利這句名言有非常具體的內涵，這就是擺脱英國人的殖民統治，這跟法國大革命抽象地宣傳“自由、平等、博愛”完全不一樣。

英國革命以前儘管已經有像培根、霍布斯這樣的哲學大家，但英國革命並不是在實現一種書齋裏的哲學。洛克的《政府論》並非是要在英國喚起革命，而是在總結英國革命的經驗。在時間上，《政府論》的發表不僅晚於1640年的革命，也晚於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美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革命並沒有設定一個盡善盡美的美麗目標，也不相信歷史會在某一個點上終結，也沒有預設的宏大理論體系來指導革命。

與英美革命不同的是，法俄革命在本質上是以普世價值為終極目標的理想主義革命。法俄兩國的革命雖然也是發端於偶然事件，但決定革命性質和走向的卻是革命前的思想啓蒙運動。在法國大革命前的大半個世紀裏，法國啓蒙運動試圖從思想上徹底割斷歷史的脈絡，摧毀舊的思想和信仰，把“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抽象的概念作為人類社會應該追求的普世價值。

對於啓蒙運動跟法國大革命的關係，柏克有過很深刻的論述：法國的這些政治文人喜歡標榜，崇尚革新，並形成了自己的組織，如法蘭西學院和百科全書派。他們固執狂熱。正是在這些法國啓蒙學者錯誤的抽象理論指導下，法國革命最終陷入暴政。柏克的批評也許有些誇大了思想對社會現實的影響，但啓蒙運動企圖在思想領域確立一個理想王國，然後用這個理想王國來鑄造現實社會的思想方法是有嚴重問題的。

20世紀初的俄國革命儘管有很深的社會現實根源，但俄國思想界從19世紀中葉起就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而來自德國的普世主義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烏托邦特點。1922年建立的蘇聯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基於一種普世價值的政治聯盟，這個聯盟在70年後崩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世界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凡是以抽象的普世價值為終極目標的革命幾乎都是以自由民主開頭，而以專制獨裁告終。凡是“摸着石頭過河”，在現實中逐漸探索發展道路的國家，雖然會問題重重，但總能避免掉入災難的深淵。

但是，英美的現代化之路有其自身深厚的歷史根源和條件，中世紀的唯名論、普通法傳統、近代以來的經驗主義、貴族與國王分權的大憲章等等，這些歷史遺產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夠移植，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模仿英美的現代化之路，各個民族和國家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發展，恰恰是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重要精髓。美國保守主義大師羅素•科克總結了保守主義的六大特徵，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推崇事物的多樣性，反對狹隘的一致性。這也就是説，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百花齊放，而不遵守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模式。

2000多年前，中國就結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非血緣的編户齊民、土地私有、人員上下流動等平民主義的制度傳統遠比西方深厚。這個悠久的歷史傳統，決定了中國現代建國的平民底色。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進一步把平民主義推到巔峯，從而使得平民革命精神成為今天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基因。這個基因萌芽於晚清末年，在中國生長了上百年之久，任何人，任何政黨，任何外國力量都很難徹底消除其影響。一般常説“救亡圖存”是近代中國壓倒一切的主題，自由主義和其他所有的思想流派因此都被邊緣化了。總體上看，這個説法並沒有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的進程確實是在瀕臨亡國的危亡關頭被迫捲入的。

但從世界範圍內看，除了中國，當時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事實上都面臨亡國的危機。所以，“救亡圖存”並非僅僅是中國近代以來最重要的主題，也是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主題。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敗，再到八國聯軍入侵，再到日本全面侵華，中國確實瀕臨亡國邊緣，“救亡圖存”確實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但是，誰來承擔歷史重任？如何完成歷史使命？這才是更為重要、更為現實的問題。

從宏觀歷史上看，中國當時不僅面臨西方列強武裝入侵的外部危機，同時也到了傳統王朝治亂循環的轉折點上。清王朝歷經了200多年的歷史後，中央權力的衰落，加之土地兼併，當時的中國上層社會已沒有能力凝聚社會而承擔起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所以當時壓倒一切的主題並非是泛泛而談的“救亡圖存”，而是通過何種方式來凝聚社會，從而完成“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由於清王朝已經進入不可救藥的衰敗期，社會革命成了唯一有效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説，社會革命而非“救亡圖存”才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真正鑰匙。

當然，這當中也有偶然性。如果當時的清王朝在保衞國土的戰爭中打了勝仗，或者説北洋艦隊在甲午戰爭打敗了日本，清王朝或許能通過類似日本明治維新的改良運動，由上層社會完成現代建國。但歷史不能假設，中國統治集團和上層社會在列強的武力侵略面前失敗，使得“肉食者鄙”成為社會共識，社會革命家不得不動員下層社會進行現代建國。

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決定了中國思想界的基本底色，決定了激進革命思想在百年中國的歷史中居於主導地位，決定了從西方傳入的各種思潮不得不圍繞着社會革命這個歷史任務而變色。中國思想界這種激進平等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至今仍然沒有改變。中國思想界今天最重要的兩種思潮“新左派”和“自由派”不過是兩種不同形式的左翼平等思潮。

從思想方法上看，今天的“新左派”與“自由派”都承繼了傳統激進思想的鬥爭哲學和革命精神，對當下中國的現實都持一種嚴厲的批判態度。對於中國急劇的市場化轉型，激進的“新左派”傾向於基本否定，而激進的“自由派”更多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從這個意義上説，二者都可被視為中國百年激進革命思潮的繼承者。這裏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僅僅是在對於中國百年革命的歷史遺產和紅色革命的現代建國的結果有不同看法。“新左派”把把今天的中國基本制度看成是百年革命最重要的積極成果予以維護，而“自由派”則對傳統紅色革命的現代建國和遺留至今的革命成果基本持否定態度。除此之外，二者在政治哲學上，在經濟主張上都非常接近，並無本質區別。二者雖然相互激烈批評，但對當前社會現實弊端的批判卻有相當一致；二者中的激進派都有“仇富”和“仇官”的相同傾向；二者都試圖爭當勞工大眾和弱勢羣體的代言人。

如果我們明白了上述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經過了百年革命之後，以平等為主要訴求的左翼思想仍然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基因，“新左派”與“自由派”不過是從不同的方面繼承和發揚左翼革命精神，這是中國社會無法演變成西方社會，更無法走英美現代化之路的根本原因。筆者在五年前曾撰文指出，如果中國爆發革命，這個革命最終一定會以比現政權更紅。今天筆者仍然堅持這個觀點。很多西方學者不瞭解，中國的平民主義土壤才是紅色政府的基礎，而這個平民主義土壤既包括大眾的基本情緒，也包括思想界的“新左派”與“自由派”。

任何一屆中國政府，如果過度偏離勞工大眾，將註定會被邊緣化。上世紀40年代末的紅色革命，60年代中葉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的政治風波，今天“新左派”與“自由派”對執政黨的批評，在本質上都是中國社會的平民基因對官僚主義政治的矯正。在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如果全面對抗平民文化基因，將是一種政治自殺，因為中國大眾的血管裏流動的是世界上最為強烈的平等主義血液。

所以，希望中國爆發一場理性的、有節制的、由上層知識精英主導的憲政革命只是中國文人坐在書齋裏的美麗幻想。在中國，只要革命的蓋子揭開，無論揭蓋者是誰，也無論揭蓋者基於怎樣的美麗理想，這場革命一定會轉化為劉軍寧所屬的精英階層深惡痛絕的社會革命，一定會引發大規模的血腥暴力，而革命的結果只能是全國江山一片紅。學者們可以在書齋裏評價歷史事件，褒貶歷史人物，但卻沒有能力選擇革命的性質，更不可能主導革命。如果真的要堅守保守主義原則，那麼努力消除可能導致革命發生的各種社會弊端才是有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