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只有63歲——《大目標》後記-馬平

和本書的作者一樣，許多人説起中國的未來也非常樂觀。滿口的“中華文明覆興”或是“中國是天命所歸的霸主”。但是，我不認為我和他們的觀點有任何相似之處，因為我們談論的不是同一個中國。

他們喜歡説“自古以來”，説的是過去傳承千年的農業時代，我則只認同年輕的中國工業文明——新中國是一個嶄新的文明，歷史只有62年，基石是共產黨帶着我們建設的工業社會，未來是給整個世界當榜樣。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文明不需要復興，只需要創造，不會因為年輕而羞愧，只會為自己的活力而自豪。

我説新中國文明只有63年的歷史，本身聽起來像是數典忘祖。但這並不是一句玩笑話。文明是需要人當載體的。幾千年來中國文明的載體都是儒家士大夫，平民被割裂在文明和歷史之外，直到新中國搞工業化，才把平民拉進歷史的主流，這是幾千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作為平民的後代，我當然要認同這個63年曆史的新文明。

幾年前，曾經有個人在網上發帖，説新中國是一個墮落的時代，傳統文化損失殆盡。然後舉例，説當年民國晚清，人人都有字有號。現代的中國人都被毛潤之帶壞了，只剩下一個粗鄙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碼。直呼其名在古代非常不禮貌，所以現代中國是個不懂禮貌的社會。

我立刻回帖，説這個價值判斷對錯暫且不論，僅從事實上説，在新中國之前，大部分中國人也是不取字和別號的。只有貴族和文人才有這種講究，最多再加幾個附庸風雅的暴發户。字和別號的存在並不證明那個社會普遍有文化，恰恰説明了農業社會的階級鴻溝。少數人佔有財富和文化，然後歧視每天辛苦勞作的老百姓，説他們不懂禮貌，倒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禮貌地稱呼沒有字號的老百姓的？這種説法放在農業社會也就罷了，到了工業時代還有人玩這套，只能説明農業時代的等級思想還沒有清洗乾淨，需要進一步推行思想革命。

常見的批判還有諸如繁體字簡體字之爭。這幾年經常看到指責簡體字的文章，動輒上綱上線，指責建國後幾次簡化漢字是毀滅文化，割斷和過去歷史的聯繫，幾乎把共產黨罵成了不喜歡開科舉的元朝。坦率的説，我是個書法外行，過去的繁體字到底有啥文化內涵，是否更美觀，我不敢妄言。不過，繁體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年的中國，識字率還不到15%，人口的85%是文盲，是讀書人口中的“睜眼瞎”。剩下的幾千萬識字人口，大部分也不過是為了記賬、謄抄才略通文字的夥計、富農。所謂文學的優美，書法，只對幾百萬舊文人才比較有意義，對於90%以上的中國人而言，繁體字的“文化底藴”一文不值。

新中國是個平民的時代，沒有義務為幾百萬文人的懷舊感負責，倒是工業化社會迫切需要迅速地為全體人民掃盲，既為工業社會提供合格的勞動力，也給大多數人帶來看報紙、讀小説，參與文化活動的資格。所以，消滅字形繁瑣，影響識字速度的繁體字，代之以簡體字勢在必行。

從印刷的技術問題來説，簡體字也大大有利於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為在鉛字時代，印刷中最繁瑣的工序就是拆版。當時在印刷完一批書籍後，為了給後繼的書頁提供鉛字，每個版面裏鉛字都要按照字號、字形分別拆出來，逐個用汽油細細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門別類地放回字架。繁體字筆畫多、轉折多，做出來的鉛字顯然會影響拆版效率，減少書籍的印數。從普及書籍的角度説，推行簡體字會大大節約成本，讓更多的孩子有書讀，讓更多的人能看到報紙，瞭解外面的世界。

其實，新中國公佈的第一版簡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於1935年版，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表。只是民國本質上還是個農業社會，政府各部充斥着舊文人，從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積極性。所以民國只有簡化字表，沒有簡化字運動。只有堅決站在平民一邊，堅決推行工業化社會的新中國才有魄力推行包括簡化字在內的一系列文化運動，讓中國天翻地覆。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不算沒上學的孩子，成人識字率已經達到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鏡讀報紙的奶奶，包括受過我中學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為世代務農的平民子弟，我必須站在平民化、工業化的新中國一邊。為這個消滅舊時代，創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歡呼。

在63歲的新中國之前，舊時代不是沒有文化，而是文化只歸屬於少數人。舊時代也不是沒有仁義道德，不過地主文人們只知道用這種仁義道德去壓迫百姓。比如説，綿延上千年的孔府，就是山東最大、最殘酷的地主，養着上千僕人與家丁，地租比別家高上兩成。遇到災害，孔家不説減免租税，寧可逼死人命也要追繳地租。稍有機會，孔府就會霸佔田土，抓奴隸，被霸佔土地的農民要麼被自殺，要麼就當了孔家的佃農。

這個聚斂無度，視百姓人民如草芥的孔家，歷朝歷代都負責為新統治者證明統治合法性，提供儒家仁義道德的解釋。孔家門上的對聯是“與國鹹休，安富尊榮公府地 同天並老，文章道德聖人家”。這樣的仁義道德，除了在士大夫和貴族統治集團內部製造和諧之外，又如何讓我這個平民子弟嚮往，如何讓大多數中國人認同？所以，對於我，對於大多數現代中國人而言，眼前的文明社會只有63年曆史，新中國才是屬於我們平民的時代。

新中國文明有着明確的工業化意識。在建國之前，新政權就致力於破壞舊制度，為工業社會做準備。建國後，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來破壞農業時代的族權，為新時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準備。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學教育，給了普通人自由戀愛、享受工業社會的機會。一五計劃、二五計劃，中國的城市變成了生產中心，在構築完整的工業基礎的同時，農村帶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幾千年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觀被批判，電影帶着革命戰爭和農民起義的影像走進每一個社區，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書五經構築的儒家世界觀。

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工業意識的民族來説，清洗農業時代殘餘的工作實在是太難了。從事後看來，當時每一場運動都有過激之處：在確立目標的時候像小孩子一樣天真，具體執行的人員往往比小孩子還幼稚。這是新中國的童年時代，是我們父輩出生、長大、確立世界觀的歷史階段，充滿了火紅的建設激情與激進的政治運動。

生於這個新中國的第一代人，對未來的看法和我們生於農業社會的祖輩天差地別。到了我們的父輩成年時，工人已經成了人人嚮往的職業，工業是所有人都認同的幸福來源。更多的人口受過了工業化的教育，不再滿足於改良版的農業生活，不願意留在閉塞的鄉村，哪怕這個鄉村已經通了電、用上了化肥、開設了衞生所。因為報紙、廣播、圖書館，給所有識字的人打開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個人都知道世界上不止有貧瘠的鄉村和吃飯憑糧票的城市，還有發達的工業國和燈火輝煌的高樓大廈。所以，儘管工業化社會擴展的越來越快，中國的工業人口已經從幾百萬人增加到了2億，我們的父輩還是躁動不安。沒進城的想進城，進了城的羨慕外國，出了國的希望永遠留在歐美的土地上。

這種躁動是工業化教育的結果。30年的時間，10億中國人的夢想從三十畝地一頭牛變成了發達工業社會，甚至超越了中國迅速擴張的工業經濟。從長期來看，這是好事，因為這意味着中國將堅決地走工業化道路。但我們的父輩實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個兒童那樣急於獲得精美的糖果，躁動因此彙集成震盪，反思變成了懷疑。兒童版的純真和執著都走進了歷史，新中國開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青春期喜歡直接的物質刺激。所以我們的父輩一度放棄了勤儉建國、艱苦奮鬥的口號，轉而追捧各種“立刻見效”的思想，追隨各種急功近利的運動。

“市場經濟，一包就靈”，於是不管工業農業，全國一起搞承包，從軍隊到黨校一起下海經商。“人體科學”可以快速挖掘人體潛力，全民爆發氣功熱、人人都想有特異功能。教育醫療從投資變成了包袱，於是教改、醫改通通改成了收錢。國外的一切都被無限美化，所以外資得到了超國民待遇，免税三年，拍屁股走人。國有企業被低税收的外資擠垮，只能 “減員增效”，寶貴的工業人口被迫成千上萬地下崗擺攤。投機最來錢，所以社會資金湧向投機市場，炒股票、炒古董、炒大蒜、炒鹽、炒房子，最後地方政府也把財政押到了高房價上，不得脱身。甚至傳銷老鼠會、水變油、永動機這些明顯荒謬的戲法，也能一次又一次地騙走鉅額資金。

這些“折騰”，是新中國工業社會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國的童年只是一個工業社會的雛形，橫向比沒有先進工業國那麼發達，縱向比沒有農業社會那麼穩定，建設過程中還拆了不少人為之迷醉的舊社會文化，挨點批判不奇怪。我們的父輩生於新中國的童年，在新舊社會交替之際，看不到工業社會的全貌，缺乏對工業化的理性認識，當初更多的是憑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紅色工業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時間內產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説，二三十年來的折騰也不是壞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長見識的社會實踐。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業化激情也就變成了理性的工業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確的道路在哪。新中國童年的建設有激情，基礎打的牢，也經得起青春期的折騰、付得起學費。再加上國際環境配合，中國的工業化社會已經漸漸找到了自己的感覺。從70年代喊口號反對美帝國主義，到80年代國內精英紛紛逃離中國投奔自由世界，再到08奧運海外華人爭相護旗，這幾十年中國的自我定位進行了兩次180度轉向。但中國的社會心態並不是簡單地轉了一個圈，而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建立了自信。當年狂熱的激情和盲目的樂觀被自我否定，再變成世界第一工業國實實在在的自豪感，用馬克思的話説，這是歷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結束，新中國即將成人。

社會的發展階段對人的思考方式有影響，我們生於新中國童年的父輩已經用他們主導的新中國青春期證明了這一點。80後一代是第一代生於工業社會的中國人，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融到了我們的骨髓裏。不用宗教式的激情來拉動，我們就能接受工業化思維方式，冷靜地觀察工業化社會。

西方的富裕、美國的霸權、世界的廣闊、工業化的威力、以及工業化必需的代價，這些客觀事實對於上一代人來説，都是充滿形容詞的感性認識。往往會造成誇張的心理定勢，進而產生錯誤的決策，碰壁才知回頭。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豐富的資料觸手可及，出國觀摩一下其他工業化社會也不再是什麼難事，對世界有清醒、量化的認識。所以80後不會再用“情懷黨”的試錯法來尋找道路，而是用“工業黨”的方式，把工業社會的發展看做一個工程問題來處理。從宏觀的角度説，這就是80後的優勢所在——生長在新中國的青春期，和新中國一起成長，成熟的速度要比父輩快得多。

激情也罷、叛逆也好，過去的60多年已經都化為歷史。在我們的眼裏，父輩們曾經高大強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我們安心地看着他們給中國掌舵搖漿。現在，他們老了，他們已經到了回家養老抱孫子的年紀，交給我們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開始進入而立之年的80後，如何推動這個國家繼續過去60年的快速發展？如何總結新中國的青春期，把工業社會推進一個更成熟的發展階段？本書嘗試給這些問題做出一個方案。希望同樣生於工業時代的80後讀者們也來規劃這個觸手可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