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式“撤退”-馮紹雷
如何看待歐洲的頹勢
作為軍事戰略家的拿破崙曾經説過，組織撤退是比進攻更加困難的事。也許這句名言可以從歐洲長時段的“戰略撤退”過程中得到反映。
實際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老牌帝國就已顯露敗象。歐洲內部的分化動盪、全球力量的對比落差，按照國際金融史專家蘇珊·斯特蘭奇的説法，事實上的金融中心就已經開始從歐洲向美國轉移了。
但是，回顧二戰以來一系列重大變化，可以發現，無論多大困難，歐洲還是不依不饒地顯示出自己的特點和優長。二戰剛剛結束之時，歐洲就以煤鋼聯營的方式預示着未來歐洲一體化的濫觴。到70年代末，就歐洲貨幣聯盟問題實際上已經形成相當實質性的共識。包括在60年代以後的非殖民化進程，很難説這不是在外部壓力下，歐洲深刻反省後的一個自我糾正。可以説，帝國的夕陽返照給人們留下了無窮的回味。待到冷戰結束，鐵幕垂落，歐洲幾乎立即以歐洲聯盟取代歐洲共同體的躍進，推動了政治外交領域的超國界合作，重塑了世界力量結構的新景觀。甚至，在當前歐洲債務危機的背景下，歐盟還在想方設法地維持和加強一體化機制。
所以，我認為，即使在當代世界的紛亂變遷之中，還是可以看出，當今世界幾大板塊是各有自己的特出優長。如果説，美國依仗的是它的獨一無二的實力優勢；如果説，俄羅斯是憑籍着它得天獨厚的龐大地域空間；那麼，歐洲的突出特點則是它的經久不息的體制構建和創新能力，使得它雖然處於頹勢，但總還是能夠大體保持其影響力，甚至於在某些國際議程方面還能夠發揮主導作用。
現在人們還經常會爭論，歐洲一體化是否過於超前，以至於過於忽略了歐洲民族國家存在的事實。實事求是地説，的確，歐洲一體化進程是一個大膽而冒險的戰略抉擇。我曾經翻譯過的《歐洲的未來》一書的作者、美國很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戴維·卡萊爾教授就曾經在他充分肯定歐洲一體化的價值的同時，也指出了歐洲抱負的過於大膽和冒險。之所以出現這樣兩重性評價的背景在於，如果二戰以後，特別是冷戰終結以後，歐洲如果不以一體化的方式加以整合，何以與這個急劇變化中世界的後起競爭者抗衡。包括單一的德國、單一的法國、乃至於單一的英國，如何與新興國家的崛起匹敵。所以，危機情節之下，民族國家訴求的急劇上升，乃是對於過度的一體化的自然反應；但是，即使存在壓力，單一國家也未必想立即離異於歐洲一體化進程，這是一體化進程始終還能夠得以延續的內在背景。
全球局勢之下的多樣化、多元化的發展勢頭間接或者直接地影響着歐洲的未來態勢。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關鍵在於法德關係
有人認為，看歐洲的一個出發點，就是三分經濟、七分政治。我覺得很有道理。就歐洲本身，缺的不是錢，而是共同的政治意志；就全局而言，歐洲進程反映的是一個越來越多樣化、多元化的總體國際格局的正在形成。這個多樣化進程正在形成的問題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歐洲本身，大國關係，以及歐洲對中國的意義。
其一，從歐盟目前變化來看，這不僅是一個經濟走勢的問題，而是事關歐盟的政治與憲政安排問題。歐債危機還沒有發展到使得歐洲一體化被顛徹底覆的程度，不光一體化的進程還能得以維持，將來也還可能繼續發展，但是，一個多樣化的歐洲，卻越來越清晰地呈現於世人面前。
我所接觸的一些國際專家最近幾年來非常看重德國在歐盟決策中的突出作用。但是，從近期的變化來看，我覺得法德的聯盟還是不能夠小看。歐盟前景實際上依然是圍繞着法德聯盟為核心而展開；而法德關係的關鍵，就目前來看，還是歐盟未來的憲政安排問題。
近期的歐債危機的處理過程表明，奧朗德力圖擺脱德國所提出的政治聯盟的努力。最近一期《經濟學人》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到最近這一段法國的政治言論顯得很委婉。比如，大家都避免談緊縮，實際上，誰都知道，開支的消減就在眼前。作為一種替代的表達，奧朗德政府的正式口徑往往用“重新平衡”或者奉行正確的公共財政。而當談到歐元危機、或者德國關於政治聯盟的主張時，奧朗德就會強調要“鞏固一體化進程”。這種表面上的温和包含着兩者之間的未來的博弈。歐盟對外關係理事會的Thomas Klau認為：奧朗德比薩庫奇更願意表明他與默克爾之間立場並不完全一致。
首先，從對付危機的基本立場來看，默克爾主張，如果需要推出多邊債務機制，那麼，就必須加強對於銀行的統一監管，甚至是一個權力更大的統一中央銀行，也即歐盟機構有更多權力監管各國的財政。但是，奧朗德的法國未必願意交出這樣的權力。
其次，從對於歐盟未來政治議程的前後次序來看，儘管大家都講“一體化”和“團結”，但是，默克爾是主張“一體化”在前，而奧朗德是更加主張歐盟國家間的“團結”。
再次，從具體政策推進方式來看，默克爾是主張直接就憲政問題作一些比較大的調整，但是，奧朗德比較傾向於從較具體的問題上漸進性地尋求出路，避免對於一些重大憲政問題做出更大的改動。比如，在奧朗德看來，如果歐盟債券發行有困難，那麼是否可以從時段較短、數額較小的多邊債務上下功夫。
法德之間的立場差異是有其原因的：在德國看來，無法忍受南歐國家如此花費德國納税人的血汗錢，因此，加強歐洲央行對於各國財政的監管理所當然。而在奧朗德看來，這樣的機構調整必須是要經過歐盟所有主體通過民主方式的決定方能行使，其一是在歐洲議會的議決；其二，對法國來説，這就意味着全民公決。而法國記憶猶新的則是2005年全民公決對於歐洲憲法的否定。從法蘭西曆屆共和國的歷史來看，很難接受完全交出財政主權。當2005年全民公決時，事實上，當時法國社會黨內部面臨着尖鋭的分裂。
所以，奧朗德更加傾向於等待時間來討論這些問題，首先是等金融危機過去之後，因為，現在的問題不光是西班牙、還有意大利、甚至法國也經受不住企業正在逐漸地從較高工資水平國家流向較低工資水平的國家這樣的變化；其次，是等待2013年德國大選，説不定德國還有一種大聯合政府的可能性，也即社會民主黨也能夠進入政府。同為左翼的立場可能對於嚴格緊縮財政的立場會有所放鬆。
自然，在法德兩國誰都沒有能力單獨主導歐洲事務進程的背景之下，特別是危機階段相互之間還互有所求的格局之下，法德關係不僅能夠維持穩定，還是能夠成為歐元區的穩定的核心。兩個月之前，當上海歐洲學會在討論歐債危機前景的時候，學者們的判斷是能過通過妥協暫時過關。時間表明，這一判斷是大體合乎後來發展進程的。
總之，危機使法德之間離不開合作，而危機又表露出法德之間的深刻差異：這預示着一個更加多樣化的歐洲正在到來。
法德關係不僅能夠維持穩定，還是能夠成為歐元區的穩定的核心。
歐洲與全球格局多樣化發展的互為依存
表面上看，歐債危機在加深着西方世界的合作，的確，相近的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基礎還是起着重要作用。最近在歐洲議會的訪問中，就有這樣的歐盟議會資深官員非常認真地對我説，他相信，十分鐘就能夠搞定民主。聽似好像是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政治宣誓。包括面對亞洲局勢的惡化，歐洲也會附和美國，支持其戰略東移的對亞洲的政策立場。
但是，事實上的美歐關係要比上述表態複雜得多。就最近美歐關係的表現來看，奧巴馬冷落歐洲，打壓歐元，以此維護美元地位，歐洲心知肚明。也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即使像法國這樣的歐盟主要國家，還是會在G20這樣大國峯會前後，公開宣稱要求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制。事實上，進入新世紀的十餘年來，儘管反恐的共同目標成為維繫美歐間關係的一條重要紐帶，但是，自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法德聯合俄羅斯大舉反美的時候開始，美歐之間的裂痕就難以彌合。因為，在歐洲戰略家看來，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除了對付薩達姆.侯賽因；控制中東的資源要地；還包括在歐亞大陸縱深地帶打進鍥子，以防止未來可能發生的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幾個主要板塊的聯合。
進一步言之，儘管存在着近似的意識形態，但是，歐洲的後現代、後工業社會、後民族國家的政治形態，與美國式的依然強調民族國家的形態，有着根本的區別。
除了美歐之間，俄羅斯與歐洲和美國之間有着更大的差異。作為東西方文明結合部的一個跨歐亞大國，它所身居一隅的遼闊空間、不甘為人之後的心態、以及無法與西方完全認同的體制文化，勢必成為與西方糾結的起因。莫斯科舉辦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2010年的會議上，俄羅斯的組織者曾經將“俄羅斯與歐洲的結盟”作為主題，向世界袒露心跡，追求發展與歐盟的全面深度合作關係。但是，歐盟總的來説還是無法接受像俄羅斯這樣的龐然大物。至於，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重啓”曾經是2009年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的一段佳話。但是，雖然有着美國願意撤出中東歐反導系統，搬遷至東南歐的美國式讓步，美歐也的確在加入WTO問題上幫助過俄羅斯，普京也為此表達過謝意。然而，俄與美歐之間由於普京體制日益“集權化”而產生的隔閡，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
全球局勢之下的這樣一種多樣化、多元化的發展勢頭間接或者直接地影響着歐洲的未來態勢。俄羅斯勢必會繼續通過它的資源優勢影響歐洲，即使頁岩氣的發現也無法在近期內大幅度減少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且，繼續影響着對於能源有着不同需求的歐洲國家的立場——俄羅斯與德國的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乃是一個例證。美國在危機未見盡頭的情況下，也不會對歐洲真正出手相助；美國自身的實力不濟則是縱容着類似於法國、意大利等國在利比亞事件中的挑頭。而這樣的坐山觀虎鬥，勢必在歐洲國家內部，特別是德法之間形成不同岐見。反過來，歐洲內部的多樣化進程勢必也會更加直接或者間接地對於國際社會的多樣化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結語：對於中歐關係的新認識
既然，歐洲是一個善於組織“撤退”的戰略老手，因此，中國人從決策制定者、企業家、學者、一直到平民百姓都不要輕視歐洲的這位既是朋友、又是對手的角色。保持謙虛和謹慎，依然是中國人應該有的美德。
在其同時，既然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既具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又有着內部多樣性的複合共同體，因此，在多邊和雙邊的層面上同時推進與單個歐洲國家、也推進與作為整體的歐盟的關係便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樣的應對是面對實際趨勢的自然反應。
最後，對外關係未必都是物質性關係的體現，而首先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正義和信任的一種觀照。馬克思在《第一國際工人協會宣言》當中就表達過這一思想。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就是這樣一種包含着極為豐富的思想內容的交往關係。以歐洲為師的啓蒙，從來是中國人現代化道路上不可磨滅的記載；而歐洲對於東方文化的借鑑，比如説，對於中國科舉與文官制度的仿效，乃是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
換言之，當代的國際關係也可以不一定是那麼地劍拔弩張，而是以相互學習作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