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80後，在光輝歲月中sir滑梯長大-OmenaK

香港八零後，我們在光輝歲月中“sir”滑梯長大

我們八零後從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光輝歲月“sir”下來，一路“sir”到二零一零年代，才“啪”一聲落地、默然拍拍灰塵站起來– 真的“而立”了。【“sir”就是“滑動”，讀如粵語陽平聲的英語sir，據説可以寫作“瀡”，其詞源、音變等，要請教方家了。】

身後的光輝歲月

香港流行歌歌詞研究名家朱耀偉博士，就把他的一本樂隊研究著作命名為“光輝歲月”，即Beyond在八十年代的一首名曲。這本書羅列了八十年代驟如雨後春筍的樂隊文化，正如“歌神”許冠傑在八七年唱道的：“潮流興夾Band ~”，年青一代人親身投入音樂，對這個社會和世界發出吶喊。他們充滿了活力、創造力、強烈的參與感、自信和自強的意志。到了九零年代中，這個潮流驀地成了“舊日的足跡”（Beyond），在“軟硬天師”、“夢劇院”的餘韻後，很快就只剩下“Twins”這樣的賣萌組合，乃至於今天的“Hotcha”之類的性感女子組，一點沒有搖滾樂隊的意味和精神了。年輕人基本上離不開流行音樂，而音樂工業雖有主導潮流的一手，但也具有順應時勢的本性，這樣説來，從流行音樂的變質，也可以俯瞰年輕人一代的某些精神面貌。

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着迷一首流行曲、崇拜一位歌星的年紀嗎？不論主題是愛情、家國、世界、還是“你炒過芥菜幾棵”（達明一派《石頭記》），總的來説，人要到十歲以後才可以初步理解。所以“早八零後”的文化生命始於九十年代初，只能觸碰這個文化的漣漪；“晚八零後”更連一點水花都沾不上了。當八十年代出現的“隨身聽”普及、當九十年代的“卡啦OK”（KTV）興起、當零零年代的MP3和手機人手一部，流行音樂的形式越來越內斂，受眾變得彼此孤立，就越來越發展不出樂隊文化，而樂隊和搖滾，是流行音樂針砭社會的主要形式，因為這更接近於一種“人民的藝術形式”。

流行音樂的變質是個非常大的題目，但其中一個因素無疑是全球化，這兒説的不只是隨身聽和KTV的進口，更主要説一種消費文化的跨國替換。歐美在九十年代借信息科技浪潮，展開了新的一次工業革命，經濟穩步向上；反觀香港，我們在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跌得頭崩額裂，經濟和民生困頓十年。在這個時代，香港音樂本應發揮逆流而上、自強不息的精神，可是，也許因為流行文化的輸入，歐美盛平之世的靡靡之音掩蓋了本土音樂，潑熄了一代人心中的火。縱有二零零四年許冠傑重舉大旗、唱一曲《零四祝褔你》，縱有“LMF”以髒話入詞針砭社會，也都不久就被淡忘。最大眾化、最簡捷、受眾面最廣的音樂尚且如此，那麼受眾更零碎的、諸如電腦遊戲等等的新興流行元素，就更加的打醬油。

在都市人的成長路上，影響他們的因素除了學校那左耳入、右耳出的宣教，就數流行文化最大，而音樂正是流行文化的最大表徵、指標、符號。正如西方嬉皮士運動可以用一首《Imagine》代表，香港的八十年代的樂隊也印證了那一代年青人對社會的關注、對不公的抗爭、對世界的思考；而九十年代後樂隊的衰落、音樂主題的平庸化，則把我們馴化成“戀愛大過天”、兩耳不聞窗外事、慣於服從現狀而不加思考的沉默的一羣。即便互聯網一日千里，也不過提供了新的載體，可是文化的影、音、文字的內涵，還是沒有二樣。

如果説流行文化是我們對世界的第一道直接接觸，那麼家庭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間接傳遞。父母一方面言傳身教，塑造我們的價值觀，一方面是保護傘，是我們在耳筒中強説情愁或者在KTV糟蹋歌曲的時候的經濟支柱。

這個華南海岸的彈丸小城，本是一個普通轉口港，二戰前也不是珠三角的文化和經濟中心。戰後的大移民和美國的越戰訂單，掀起了香港的輕工業起飛的序幕。上一代在六十、七十年代的血汗工廠付出的青春——今天的九零後已無法想象香港也有過血汗工廠了——換來八十年代的資本。中產興起，樓市和股市成了金融精英以外的普通人們致富的幾乎唯一的途徑。九零年至九七年，因港英政府揮霍財政儲備而造就的“玫瑰園”泡沫時代，更把這種心理推向極致。就這樣，在我們這些八零後的孩提、少年時代的某一天，我們的父母不再是工人了，也許因為工廠北移，也許因為聽了親戚鄰居誰誰炒樓炒股票大賺，就把積蓄拿出來同去同去；在我們的少年、青年時代，泡沫經濟的崩潰有父母死命頂着，我們只知零用錢少了，只知把政府“綜援”的證明拿出來的一刻有點兒尷尬，除此之外，我們並未理解太多，自然不知痛定思痛。而這種投機的心理還影響到了教育。大專志願以金融、管理為上，自不待説，更嚴重的，是明星補習社的“tip題目”（猜題）風氣蔓延。依靠取巧而上位的八零後，今天正在慢慢進入社會的中高層。

所以，當一些在六十、七十年代奮鬥過、在八十年代吶喊過的上一代，指斥我們這些八零後這樣不對、那樣不行時，除了固有的那種“一代不如一代”心態外，其實也還真的説中幾分。我們只知投機，不懂腳踏實地，一來因為社會的習染，二來因為在風調雨順的環境長大，是温室小花。我們也不理世事，在爬升的軌道上這叫庸俗，而在這個下降的世道中這叫頹喪，和上一代比不行，和九零後相比都要被鄙視。比如説我的母校，最出名的校友除了古天樂，一是一位“靚模”（少女模特），一是我的一位不相熟的同學、靠刷爆信用卡碰運氣賺了一千萬的“少年股神”。這麼所“名校”尚且如此，也可以窺見社會的風氣了。

因此，當時代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八零後只有懷着過去的習慣，去迎接一個陌生的“美麗新世界”。

驚險的時代滑梯

“早八零後”一畢業，幾乎就成了失業生。那時正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最嚴峻的幾年，加上“非典”之逆襲，社會戾氣甚大。我們在那個年紀，是不會懂得社會經濟大圖景的，學校一點都沒有教。港英的“自由放任政策”和“西方殖民教育”是奇妙的組合，這使我們的眼光侷限在這小城市。她在我們心中，曾經是這個世界唯一的模式，我們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殖民宗主國，更不知道祖國，所以有些什麼事，我們就好像小孩子只懂發父母的脾氣那樣，只知把矛頭對準小城市的小政府。

但示威遊行畢竟改變不了什麼。香港的經濟從一開始就走了歪道，八十年代沒有逐步升級產業，卻一下子就把資金投入金融等精英行業，這在一方面只能使少數人直接受益，在另一方面則使香港的經濟結構更易遭受外圍衝擊。金融危機泡沫爆破，香港的復甦在“亞洲四小龍”之中最落後；而中國內地的經濟起飛，也使香港的地位無可挽回的失落。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新政中，本有各種新產業的嘗試，也有大規模的建屋政策，要把土地成本降下來，然而正是習慣於投機的香港人，因為房子、股票被套，萬般反對這些使房價下跌的做法，也使董建華受壓不過，提早呈辭。曾蔭權上任，在經濟大結構積習難返的情況下，只有依循慣性，預告了今日的政經問題。今天回頭一看，香港人可謂中了自己的圈套，而八零後可算是無辜受害者了。

男孩子畢業，一般都是慢慢探索專長、積蓄經驗來拓展長遠事業的，只要找到工作，一開始薪金多一點或者少一點，都不是大問題。可是女孩子不同，女孩一般都希望儘快多賺點錢，也不太打算長遠事業，以後嫁人算了；此外，在傳統家庭關係中，女孩也更多的負責養家，讓兄弟放開手來闖蕩。因此，短期的快錢都是年輕女孩的活，而這類工作的類型，也多少反映了社會的經濟形態。在七十、八十年代，女孩子都能去工廠打工，職位多的是，我姐姐也就做過電子廠女工，整天拿電焊養家。到了九十年代，香港從輕工業城市轉型為信息商務城市，女孩紛紛投入“Call台”，也就是傳呼機服務中心，用沒好氣的嗓子換取鈔票。到了“後金融危機”時代，香港已沒有這種適合少女的勞動密集職位，除了一般服務業，就只好做廉價的私拍模特兒去，漸成“靚模”之風。所謂“靚模”就是少女模特，本來青春女生進入這一行業者素來有之，但其成為一種風氣和文化，也算突顯了一個社會經濟的死衚衕，甚至拉丁化的徵兆。

所以即使“晚八零後”投入勞動市場，走進成年人的世界，情況也不比早生幾年的同輩好多少。經濟雖復甦了一點，但成果限於精英，普通人只能從服務業之中分一杯羹。其實在我們中學時，學校已經一直強調溝通技巧之類的東西，和上一輩注重學術和技能的教育相比，也算是服務業社會的預演了。而服務業 ——特別是商務和零售服務——是女孩子的世界，對於真正要發展事業的男孩子來説，就算甘於低微，節衣縮食，又有何事業前景可言呢？如果女孩終將披上嫁衣，而男孩終將代表八零後挑起未來的重擔，那麼整個八零後羣體的未來，實在不容樂觀。

大眾產業的缺乏，使我們八零後從光輝歲月之中跳上滑梯，無聲無息的下滑至今。最近兩年，內地和香港的矛盾升温，社會討論漸趨熱烈，我們才有機會慢慢認識到所有問題的前因後果。

立於時代的砂土上

縱然滑梯驚險，畢竟也滑了十年。橫向相比，我們較諸內地的八零後，沒有在懂事以後經歷過飛速的發展，缺乏自信，更缺乏宏大的眼光；相比台灣，我們的衰落來得早一點，讓我們迄今經歷了十年的磨練。縱向相比，我們從前習慣了聽從，從不質問，不批判；今天的九零後乘國際左翼運動的浪潮，投身政治運動裏，目空一切，即使當年的我們穿越至此，也自愧不如甚多。

可是，正像作家餘秋雨在忘了哪篇文章説的，家道中落卻沒有完全破敗的大宅門，最適合撫今追昔、温故知新，而香港正像這麼一個宅院。我們比起沉浸於“騰飛”願景的內地八零後，應該能夠更謹慎小心；比起台灣的同輩，可望更處變不驚。十年的磨練下來，雖然沒有九零後的小將們的熱血，但卻多了從前沒有的視野和反思，七十年代的刻苦、八十年代的進取，我們還有機會汲取；怎樣立足香港，背靠中國內地，我相信，我們也可以比九零後看得深入一點。

九零後已經踏入社會，而我們也終於醒覺——就是從滑梯僕下來，摔個灰頭土臉，然後站起來。而事實上，我們也不得不站起，三十而立，社會的未來很快就要交到我們手中，而社會是一個最鉅細無遺的考卷，我們可不能再“tip題目”混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