敍利亞，“革命”沒有未來 -陶短房

敍利亞，“革命”沒有未來

當“阿拉伯之春”已漸漸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被人們從不同角度剖析、反思，總結其得與失、善與惡，積極與消極影響之際，在地中海東岸的敍利亞，這個“血與火的春天”卻顯得如此漫長。

自2011年3月15日至今，敍利亞國內的政治矛盾、衝突非但未曾有個了結，反倒愈演愈烈，甚至沒完沒了。不久前，敍利亞官方提供的數據稱，近1年半以來，死於這場暴力衝突的人已達8000以上，而聯合國的數據更表示，這場衝突已導致逾1.7萬人死亡。這場衝突由何而起？又將何去何從？

國內矛盾由來已久

在“阿拉伯之春”浪潮風起雲湧之際，敍利亞卻是動作較遲的一個：第一次大規模示威的出現是去年2月4日，第一次公開打出反阿薩德當局的旗號，已是去年3月15日，此時埃及的穆巴拉克已下台1個月零4天了。耐人尋味的是，敍利亞的“革命”和埃及幾乎亦步亦趨，敍利亞反對派打着“埃及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口號，並把這個口號一直打到今天。

這實際上已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敍利亞反對派和“阿拉伯之春”中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政治訴求演變有所不同。在那些國家裏，首先是不滿的積蓄引發經濟訴求和抗議，進而在訴求得不到滿足、當權者訴諸高壓後，演變成政治衝突，其中一部分矛盾特別突出的國家，最終出現了針對政府和當權者的鬥爭，並在有些國家導致政權更迭。而在敍利亞，反對派從一開始，其政治訴求就是既定的——他們追求的正是“埃及的今天”，換言之，即讓巴沙爾成為第二個穆巴拉克，而讓敍利亞成為又一個埃及。

由於整個“阿拉伯之春”中，各國反對派打着“反專制獨裁”、“爭取自由民主”的旗號，利用媒體、網絡的力量，贏得國際間廣泛同情、支持，因此敍利亞反對派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將政治訴求框定在“多黨制”、“修憲”和“廢除終身制”等要求上。巴沙爾最初錯估了形勢，認為這不過是國內反對派的又一次討價還價。他一方面試圖緩和矛盾，做出各種政治讓步姿態，另一方面又向反對派集中的地區派出軍隊鎮壓，流血衝突從此展開。

如果説，一個真心誠意的和解方案，至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和巴沙爾和部分真正把民主、自由和平等當作鬥爭目標的反對派情緒，從而孤立激進反對派的話，那麼一些半心半意的讓步在敏感氛圍和關鍵時刻，卻註定只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最後，敍利亞的政治矛盾、衝突愈演愈烈，終於爆發內戰。

關鍵在於，此次敍利亞“革命”的主導力量，真正的目的就是顛覆大馬士革政權，而巴沙爾虛情假意的“政改”貽誤時機，最終讓更多人站在自己對立面，從而令對手最終旗幟鮮明地揭示出“打倒巴沙爾”的真正訴求。

但是，“革命”過程中，反對派屢屢高估自己實力，一次又一次發動“決戰”，宣稱“最後鬥爭”，甚至至少3次宣佈“勝利在即”，至少2次宣稱巴沙爾全家逃亡，1次宣稱其被打傷，1次被打死，並輕率發動了多次直撲大馬士革等要害的“總攻”，導致巨大損失。

國際國內因素糾纏

正如許多評論家所指出的，若非反對派擁有強大國際後盾，反對派武裝“崽賣爺田”般地揮霍力量，早就一敗塗地；若非同樣有恃無恐，獲得外界有力支援，巴沙爾當局在內外交困、制裁和壓力紛至沓來下，也決撐不到現在。

儘管敍利亞國內的矛盾涉及宗教教派、歷史和政治利益，盤根錯節、年深日久，成因十分複雜，但從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勢，幾乎每一個節點的背後，都能看到卡塔爾、沙特等海合會各君主國的影子。

去年3月敍利亞示威之初，卡塔爾半島電視台、沙特阿拉伯新聞電視台和阿聯酋《海灣新聞》等就不斷為反對派造勢“加分”，給大馬士革當局拆台。衝突升級後，卡塔爾等海合會國家推動阿盟中止敍利亞會員國資格，並向安理會提出敍利亞問題決議草案。海合會六國無一例外是君主專制、獨裁國家，對本國的示威毫不手軟，它們在敍利亞等外國積極支持“民主自由”，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敍利亞北面鄰國土耳其，戰前曾是敍利亞的親密合作伙伴，但衝突升級後卻一轉身成為敍利亞反對派的支持者。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曾是中東霸主，曾被奧斯曼納入版圖的敍利亞自亂陣腳，自然也成為土耳其發揮影響的理想對象。

去年8、9月間，美國和歐洲先後宣佈對敍利亞當局實施包括石油禁運、金融封鎖、資產凍結和限制措施，並自去年11月至今年7月間，3次在安理會提出包括譴責、制裁和要求巴沙爾下台的決議草案。除了意識形態考量，美歐、尤其美國對巴沙爾政權持續高壓，必欲消滅之而後快，更重要的因素是“伊朗原因”——同屬什葉派的伊朗和敍利亞結成“什葉派核心”，並通過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連成一體，對美國的中東佈局構成潛在威脅，而這個潛在威脅卻正位於地中海腹地，與歐洲近在肘腋，正所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但敍利亞也非完全孤立無援。首先，伊朗迫於唇亡齒寒，對大馬士革當局毫無保留地“輸血”。雖然伊朗自身也遭遇制裁，但“什葉派聯合陣線”的存在，令巴沙爾不至於四面楚歌。

其次，俄羅斯出於地緣政治考量，始終反對外來干預。敍利亞是俄在中東唯一的盟國，敍利亞的塔爾圖斯港則是俄目前在獨聯體外唯一軍事基地，是俄海軍進出東地中海，染指“五海三洲之地”的咽喉。在敍利亞反對派能推出足以讓俄信任的班底之前，俄只能選擇咬牙幫巴沙爾“站台”，因為這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站台。

隨着局勢的發展，敍利亞反對派明顯分成了國內以境內為基地的“敍利亞地方協調委員會”、以境外為基地的“敍利亞全國委員會”、以境外為庇護所，由逃兵為骨幹組成的“自由敍利亞軍”，和“7•18爆炸案”後才轉入前台、為國際廣泛關注的“伊斯蘭旅”等薩拉菲遜尼派瓦哈比激進武裝組織等派系，在推翻巴沙爾方面，各派目前並無明顯區別，但在其他方面則分歧明顯：“地方協調委員會”主張對話解決，其他三派都主張武力奪權；“地方協調委員會”和“全國委員會”主張未來建立民主和民族、教派平等國家（至少枱面上如此），而“伊斯蘭旅”則主張建立遜尼派原教旨國家；前兩派反對針對非軍事目標的“無差別暴力”，而後兩派則認為只要有利於打擊大馬士革當局則無不可為；最温和的“地方協調委員會”和最激進的“伊斯蘭旅”都反對外來干預，前者對土耳其和海合會，後者則對歐美持警惕態度，而“全國委員會”和“自由敍利亞軍”則不顧一切地試圖把一切可能的外國軍事力量拉下水。

這些反對派彼此爭權奪利，以至於西方和海合會連開三次“敍利亞人民之友大會”均無濟於事，由於它們之間立場懸殊，多次整合嘗試均不歡而散。

敍利亞的未來在何方？

今年3月，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六項主張”（立即在敍利亞實現停火、停止一切暴力，從居民區撤出武裝力量和武器，立即允許國際人道主義援助進入，釋放所有被任意拘留者，確保和平集會自由和新聞自由，並“鼓勵敍利亞人自主推動政治改革進程”），在安理會全票通過，並被敍利亞政府接受。但敍利亞衝突雙方根本就沒有政治協商的共識，和政治共處的願望，5月25日胡拉鎮發生屠殺平民事件，7月18日巴沙爾多名親信在內政部大樓被炸身亡，雙方又重新捲入殊死的戰鬥，安南的和平使命宣告失敗。

如今敍利亞衝突雙方正在全國範圍內激戰，焦點則是商業中心阿勒頗。反對派對阿勒頗的爭奪，目的是奪取一個四通八達的要地，並將之變成“第二個班加西”，而政府軍則看出這一點，不惜一切代價進行爭奪。

敍利亞政府軍和反對派在阿勒頗反覆拉鋸，城市硝煙瀰漫。

阿勒頗是商業重鎮，無險可守，但戰至今日，雙方均不容有失，政府軍志在必得，而反政府武裝則利用阿勒頗便利的交通，從境外源源輸入兵員、裝備，戰事有長期化的趨勢。

在軍事方面，7•18爆炸後反政府武裝一度發動的“總攻”並未形成其所稱的“拐點”，政府軍迅速穩住陣腳，併發起反擊，對於大馬士革當局而言，如果説此前他們還對大打出手有所顧忌，擔心“輿論不利”、“影響國際形象”，如今到了這個地步，反倒無所顧忌，可以放手大打。

而在反政府武裝方面，隨着海外“聖戰者”大批湧入的事實廣為人知，和反對派武裝原教旨色彩日趨鮮明，教派仇殺性質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認識，如今人們已很難將他們當做“手無寸鐵的平民”，給予無保留的同情。大量引入“聖戰者”勢必影響國際觀感，但拒絕這些生力軍又更難和政府軍抗衡，這成為制約反對派戰鬥力的瓶頸。

在政治方面，伊斯蘭合作組織最近中止了敍利亞的會員資格，於此同時，歐美更加強了對敍利亞當局的制裁，令敍當局的日子更難過。此外，歐美和海合會還加強策反力度，使大馬士革當局的不少高管倒戈。

然而這些政治危機的影響力並非決定性的：由於敍利亞衝突已演變成教派之間的生存戰、總體戰，戰鬥的首要目的系“讓自己一派活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必然是“富有富打法，窮有窮打算”，黎巴嫩的教派衝突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乒乒乓乓直打到今天也未徹底平息，而敍利亞的情況遠比黎巴嫩更復雜。

儘管叛逃者增加，但這些人大多是現政權的失意者或“花瓶”，幾乎都是遜尼派或庫爾德人，而巴沙爾政權的基石——什葉派阿拉維特派權貴，卻依舊鐵板一塊。如果局勢繼續如此發展，敍利亞衝突的“政治之爭”將進一步演化為在中東歷史上早已司空見慣的“教派之爭”。

不僅如此，極端原教旨勢力和外國原教旨武裝分子的滲透，已讓不少國家更加顧慮重重。海合會成員國約旦已經提出警告。美國雖然希望巴沙爾倒台，也不能不慎重考慮“基地因素”，以免前門驅虎，後門迎狼。

正如前文所言，敍利亞問題的癥結關鍵，是人口佔多數的遜尼派瓦哈比派，和實力佔優且長期掌權的什葉派阿拉維特派新仇舊恨的積累，在內外因素綜合作用下，達到總爆發的地步。由於仇恨已深，任何和平、民主或和解方案，都無法令雙方捐棄前嫌、放下猜疑和恐懼，和對方在“同一片天空”下和平共處，甚至坐在一起協商，而在現代文明社會，兩個實力相對平衡的族羣，又勢難通過武力將對方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從這個意義上，不論巴沙爾還能撐多久，敍利亞內部衝突都很有可能長期化、“黎巴嫩化”，而這絕非推翻一個“邪惡政權”，或引入“一人一票”所能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