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精神”的文化源流-文揚

區別於中國其他地方，湖湘大地有一個人文景象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它是近代以來誕生了最多風雲人物的英才搖籃。

原長沙府一帶，方圓不足百里的地界，卻是王夫之（船山）、陶澍、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譚嗣同、黃興、譚延闓、齊白石、金嶽霖、周光召、田漢等人共同的故鄉，也是毛澤東、李立三、任弼時、劉少奇、彭德懷、胡耀邦、陳賡、左權、王震、李富春、耿飈、黃克誠、蕭勁光、程潛、陶峙嶽、陳明仁等人的出生地。

這羣湖湘子弟之間，或互為同志，或互為死敵，或互為同志之後又互為死敵，但無論相互關係如何，也無論各自歷史功過如何，還是有着明顯類似的精神和氣質。

有人將其歸納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湖湘精神，似有道理，可是這種獨有的精神取向又從何而來？更為悠遠的文化源流又藏在何處？

同為儒家士大夫，為什麼其他地方的人物大多都受到道家和佛家出世精神的強烈影響，往往表現為半心半意的入世，並不過分汲汲於事功，惟有近代以來的湖湘士大夫羣體入世最深，在立德、立言、立功等事業上，普遍有着難以遏制的衝動？

同為儒家士大夫，為什麼其他人大多都秉持傳統儒家的歷史觀，堅持着“遵先王之制，法先王之道”的信念，即便是革新也要“託古改制”，惟有近代以來的湖湘士大夫羣體，不為古學所囿，專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境界，普遍有着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激情？

有一個問題尤其重要：在毛澤東這位本質上仍是湖湘士大夫的革命者那裏，深厚的湖湘儒學傳統與共產主義哲學中的彼岸理念、目標文化、烏托邦情結等西方舶來品之間，竟然結合得天衣無縫，全無衝突，這其中的內在聯繫是什麼？從半心半意的入世，轉為全心全意的入世，再轉向非常接近西方現代化哲學中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精神的“經世”和“造世”，這幾個意義重大的“現代性”轉向，為什麼最充分地體現在了近代以來的湖湘士大夫羣體身上？

具體到毛澤東，他不是道家，更不是佛家，儘管他曾有“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之語，卻也沒有成為曾國藩式講求“進德修業”的儒家。從他典型的湖湘儒學背景中，竟能開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造世”境界，這其中的來龍去脈何在？

沿湘江走進長沙、株洲和湘潭，這裏的山山水水中仍隱藏着太多的秘密。湘江這條有着“哲學之河”之美譽的大江，自南向北默默流淌，等待人們更多地揭示千年來一直盛行於這一方土地上的程朱理學和新儒家的歷史哲學意義。

正如余英時等現代學者所揭示的，宋代以來的新儒家，是因應唐代時新禪宗對於傳統儒家的進攻而興起的。宋代新儒家主將朱熹曾直言：“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宗，專就身上做功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佛氏乃為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人、婦人，皆得入其門。”（《朱子語類》）

新儒家“衞國戰爭”的一個主戰場，就是針對新禪宗關於儒教只有“此岸”沒有“彼岸”、只有“用”沒有“體”、只有“事”沒有“理”的指控，重建儒教的“彼岸”，使之成為有別於佛教空寂彼岸的實有彼岸。

“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程朱學派如是説。

二元論出現了。在與天理所在之“彼岸”的相對中，傳統儒家所有的“人倫近事”、“治世之法”有了新的位置——“此岸”。於是，宇宙就成了彼岸之“理”與此岸之“氣”的二元對立，也是彼岸之“天理”與此岸之“人慾”的二元對立。

由於永遠是氣強理弱，儒家的聖人就要立教，教人助“理”以制“氣”，教人明天理、滅人慾。

正如朱子所言，“人只有個天理人慾。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得一步，則彼退一步。…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朱子語類》）

在我看來，這裏就是一個要害。新儒家二元論在“此世”與“彼世”兩者之間所製造出的高度緊張，以及新儒家所賦予儒家聖人在人世間助“理”制“氣”、為善去惡的神聖使命，等於是在傳統儒家士大夫當中激發出來一種直通神聖的新精神。這種猶如西方新教革命之於新教徒一般的新精神，大大激勵了近代以來的湖湘士大夫這個既飽受中原文化涵養，又不乏古代蠻苗陽剛血性的特殊羣體，於是，“經世”乃至“造世”的豪邁理想終於衝破了“出世”“遁世”消極文化的精神羈絆，一代又一代叱吒風雲的英才就在他們當中誕生了。

如此看來，這一脈精神傳統並不會輕易中斷。就像是蜿蜒北上的湘江，它還在尋找着下一個出山的峽口，奔向下一個可以讓它一瀉千里的平原大地。

但願，今日湖湘大地上正在開展的“四化兩型”社會的建設中，也將有湖湘精神的最新展現。

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