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為什麼今天我們還需要馬克思
（本文摘自韓毓海新著：《馬克思的事業：從布魯塞爾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如果沒有卡爾·馬克思，我們就永遠不能解釋在揮汗如雨的同時，人類被壓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釋人類不平等的基礎和起源。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説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
——恩格斯
只有馬克思可以救中國
我們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對我們有用，是因為馬克思是解釋和改造我們身處的世界的指南，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救中國。
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學者，但是，馬克思的著作所面對的，卻是極其簡單、平常的問題，下述即是一例：
人們辛勤勞動，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織網、蜜蜂在忙碌着建築蜂巢。那麼，人類的勞動與忙碌的蜜蜂和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動究竟有什麼不同？
這似乎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但卻並非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康德和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過這個問題，而他們的結論是這樣的：與蜜蜂和蜘蛛不同，人類總是按照既定的社會法則和價值標準從事勞動，而且，他們還要使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成果符合一定的社會法則與社會價值標準。
因此，人類的勞動與蜘蛛和蜜蜂的活動的不同就在於：人類在創造着自己的物質生活和謀生手段的同時，也在創造着自己的社會和文明，而這就是馬克思所説的“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蜜蜂和蜘蛛只是生產，它們既然不知道什麼是社會，當然也就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再生產；而人類的勞動，則由生產領域和社會再生產領域這兩者構成，其中，社會再生產領域不但為我們提供精神依託和社會價值觀，也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領域制定標準與法則。
上述這個觀點，即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理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學説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築蜂巢”與人類的勞動加以比較的是康德。他説：蜂巢之所以不能叫做藝術品，就是因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會價值標準和法則生產出來的，即它不是“社會再生產”的結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創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總結了這個問題。在他看來，人們的生產活動始終受到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再生產活動支配，即他們是在由“社會再生產領域”所制定的“標準”和“法則”的支配下進行勞動，而這就是織工的勞動與蜘蛛的活動的不同，是建築師的勞動與蜜蜂建築蜂巢的不同。
人們所從事的是不同的勞動，但是，他們卻根據既定的社會標準，根據既定的社會法則和頭腦中的價值觀念，對自己的勞動作出評價。人們勞動，他們揮汗如雨，這不僅僅是為了換取口糧，而且是為了贏得“社會評價”，並以這種社會評價來換取相應的“社會權力”分配。只是他們總是忘了問一問：這個“社會標準”是由誰制定的？
於是，誰掌握了“社會再生產領域”，誰壟斷了社會法則和價值評判準則，誰就能反過來支配“物質生產領域”，從而就能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馬克思説：“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這是一個極其樸素的發現，它以無比簡明的方式，道出了極其深刻的道理。而當試圖思考這樣的問題或試圖這樣思考的時候，你就開始走近馬克思了，你也就離《資本論》第一卷不太遙遠了——或者説，你就開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生產—社會再生產原理，進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這樣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嘗試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觀察中國與世界，而從今往後，你或許會被人“攻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現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今天，中國生產了接近世界產量一半的鋼、一多半的水泥，中國的棉布、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電話的產量均居世界第一，發達國家超市裏日用品的70％都是中國製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匯率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結果卻是這樣的：中國人均國民收入為2 940美元，中上收入國家為7 878美元，高收入國家為39 345美元，世界平均為8 613美元。
今日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是“世界工廠”，3．75億中國勞工（主要是農民工）作為支撐世界經濟的羣像，還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匯率計算和評價標準，中國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貧窮國家，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這究竟是為什麼？
當然，這就是因為中國的製造業產品是以“美元匯率”來評價的。這就是因為，那個作為普世價值、普遍標準的“美元匯率評價體系”是一個完全外在於中國、外在於揮汗如雨的中國勞動者的荒謬尺度，而在這個外在的、荒謬的價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馬克思所説的：“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實際上，比“美元匯率計算法”更離譜（違背常識）的“觀念”還多着呢。
世界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是當今世界最具支配性的價值評價機構，它們將華爾街製造的垃圾債券評為最適宜投資的3A級，卻將中國的金融機構、融資信用評為3B級，於是，今天就出現了一幕戲劇性場面：3A級的歐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機，竟然需要信用等級很低的“3B中國”來救助——而前者還絕不承認後者的市場經濟地位。
所謂“完全市場經濟”，其實是個沒有人能夠説清楚的東西——也就是説，它只是一個“藉以嚇人”的“觀念”罷了。但是，由於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不被西方承認，按照“巴塞爾協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央政府的債權風險為零，而中國國債的風險則為100％——換句話説就是，那種認為美國國債是白條、兩房債券是垃圾的説法確實是錯誤的，因為許多精英人士堅持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的理由，絕非像“憤青”們指責的那樣簡單，即他們“不愛國”乃至是外國奸細，而是因為：按照“OECD們”制定的標準，中國國債的風險比美國的垃圾債券還高百倍呢！
今天的中國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思説過的那些話，包括：“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同勞動疏遠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係”[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產變成自己的非現實化，變成對自己的懲罰一樣，正像他喪失掉自己的產品並使它變成不屬於他的產品一樣，他也生產出不生產的人對生產和產品的支配”[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物質生產的領域”是怎樣為“社會再生產的領域”所支配？實體經濟為什麼會被虛擬經濟所支配？而這就是因為：既定的社會價值尺度和法則支配着包括經濟活動在內的一切生產領域，而發達國家的極少數資產階級恰恰是通過佔領人類社會再生產領域、壟斷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方才實現了對於人類勞動的剝奪，完成了對於世界的統治。
因此，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並不是由市場那個所謂的“看不見的手”所決定、所能夠輕易左右的，因為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是由社會再生產領域——由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的制定者們來決定的。
但是，某種經濟學卻告訴我們説：市場是理性的，消費者是理性的，因為他會“用鈔票來投票”，這迫使社會生產那些能夠“滿足大多數人需要”的產品，從而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這就是經濟學的一般觀念。
而對馬克思來説，這樣的一種學説只是達到了幼兒園的水平而已。經濟學教科書裏所説的那種“抽象的消費者”也僅僅是個觀念而已，它並不存在於現實社會里。在現實社會里，消費和消費行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費者，但他們的消費卻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即為了通過消費彰顯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權力，勞斯萊斯、聯排別墅不是社會的真實需求，但是，它們卻反映了現實社會一小撮最具消費能力者的“品味”（商品社會中人表達信仰的特殊方式）和價值尺度，而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邏輯的實質。
馬克思説，商品並非簡單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價值”也並非勞動和勞動者所賦予的，因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壟斷者即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的製造者們賦予的。所謂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勞動的產物，它表現為商品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會再生產的產物，表現為植入人們頭腦中的社會法則和價值尺度，是人們頭腦和精神的產物，是現代人的宗教信仰和價值依託，它表現為商品的“價值”。
作為價值，作為與生產勞動相對立的社會再生產的產物，商品中並沒有凝結着什麼“社會一般勞動時間”。商品中所凝結着的，乃是現實社會的權力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這就是指資本的支配地位。由於資本法則統治着社會、分裂着社會，並與勞動和勞動產品相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發展的速度總是趕不上資本擴張的速度，消費永遠不可能反映真實的社會需求，它只能扭曲社會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種扭曲（異化）了的社會關係。
今天，中國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費國。中國有3億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熱愛者，他們消費名牌，其實就是真正地在彰顯“西方普世價值”，並通過這種價值來昭示自己的社會權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價值，即他們消費的只是觀念。他們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聖物，名牌商品是他們在這個價值虛無的世界上的護身符，可惜，這些“虔誠的商品拜物教徒們”恰好都比較有錢、有消費能力，這3億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費支出佔全國人民消費支出比重的50％以上，即在每年13萬億多元的消費品零售中佔了7萬億元，如果他們中30％的消費是買了國際名牌和服務，其中一多半的錢用於買了“牌子”，那麼就有1.5萬億元被無形拿走了。而中國有錢人出國購買的“品牌服務”和“國際品牌”已經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約有1萬億元。這加起來應該有2.5萬億元，也就是説，僅這兩項，每年中國就貢獻給西方“虛擬經濟”、“普世價值”2.5萬億元。[ 參見楊松林：《做大蛋糕重要，還是分好蛋糕重要》，載《香港傳真》，2011-10-18。]更不要説“成功人士”投資移民、稍微有點錢就要自費出國留學了，如果這兩項再加起來，那麼中國每年起碼又貢獻給發達國家7 000億元。
“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 馬克思：《資本論》，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如果沒有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憑藉今天流行的那種經濟學，我們恐怕也就永遠不能解釋一個最簡單的事實：為什麼中國人均創造的物質財富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一半以上，但實際享受的財富只相當於發達國家的1/6。
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對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主要製造國中國與代表“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之間的對立，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對立。它雄辯地印證了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説的真理性：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説，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產資料……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就是説，他們還作為思維着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着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着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0～5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我們所身處的時代，正如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各社會階段一樣，由生產領域和社會—文化再生產領域這兩者構成。社會再生產領域不但為我們提供精神依託和社會價值觀，也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領域制定法則。這正像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商品的使用價值，作為勞動的產物，受商品的價值法則所支配，而後者和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樣，取決於社會再生產領域所制定的抽象法則。
物質生產與社會再生產領域的對立，是現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沒有卡爾·馬克思，我們就永遠不能解釋在揮汗如雨的同時，人類被壓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釋人類不平等的基礎和起源。
正是從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今天，中國共產黨人清醒而深刻地認識到，改造現存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關鍵，就在於堅定不移地深化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使金融體系更好地服務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胡錦濤主席指出：堅定不移深化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對世界經濟健康穩定增長十分重要。我們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進一步深入，當務之急是落實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源。中方贊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源，提高其應對危機和緊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職責。我們應該提高國際金融機構負責人遴選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我們應該加強國際金融監管，使金融體系更好服務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我們應該完善國際貨幣體系，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使用並改善其貨幣籃子組成，建立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 胡錦濤：《穩中求進共促發展——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七次峯會上的講話》（2012年6月18日），見新華網。]
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對當代世界局勢作出的有力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