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鄭永慧與《九三年》-鄭若麟
根據雨果的《九三年》改編的同名話劇已於今年5月在上海公演。這出戏的公演，或將重新激發起一場有關人道主義的爭議。即使是在雨果的故鄉，這一爭議也沒有真正停止。“以人道主義的名義……”而引發的思索，在法國已經成為一個現代課題。兩年前法國紀念雨果誕辰二百週年時，學者彼埃爾－馬克·德比亞錫曾説：“雨果的精神至今依然與我們同在，而且生機盎然。甚至可能現實得過了分。”確實，雨果主張歐洲聯合：目前歐洲二十五國正在制定歐洲憲法；雨果主張廢除死刑：歐洲今天已經沒有死囚；雨果主張世俗教育：歐洲正在徹底去除學校裏的宗教色彩……不僅如此，在德比亞錫看來，法國乃至歐洲人今天並沒有完全理解雨果，雨果還有很多關於未來的信息在不斷傳遞給歐洲人，指導着歐洲人的進步。而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雨果集中表現在他的最後一部鉅著《九三年》裏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一精神使雨果不朽，使雨果成為今天世界左翼思想的先驅。
由此我回想起兒時有關《九三年》的許多往事，想起我父親鄭永慧翻譯《九三年》的原由以及圍繞此書後來發生的種種事情……
上海閣樓裏的一場激辯
今天，《九三年》在法國已不再是人人皆讀的作品了，但它所留下的爭論，卻曾穿越時空，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的一間小閣樓裏，引起了兩位震旦大學學生的激辯：到底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是否存在着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朗德納克出於人道主義寧肯冒生命危險救出三個孩子；郭文出於人道主義寧肯自己負罪而放過了反革命的象徵朗德納克，到底是對是錯、誰對誰錯……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直到大學畢業、分手，仍然誰也無法説服誰。五十年代兩位同學重逢，居然仍舊各執己見，繼續激辯；結果，爭論的一方感到有必要將《九三年》翻譯成中文，讓更多中國人來一起探究這個也許是永恆的命題。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文學出版社，闡述翻譯此書的理由，並毛遂自薦，願意捉筆翻譯這部鉅著。
這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法國文學編輯不謀而合，他很快回信同意，並當即匯來了預支稿費二百元。於是，《九三年》的中文翻譯由此開始。由於此君熟讀此書，成竹在胸，因此僅用了半年時間便將《九三年》全書譯成中文，並於1957年5月正式出版發行。
此人就是我的父親鄭永慧。
我父親至今記得，與他爭議而最後激起他翻譯此書的是一位姓潘的女同學，其父是中國人，其母則是法國人。正是這一爭，使《九三年》這部里程碑式鉅著有了第一個完整的中譯本。
曾樸、林紓、董時光等譯家都翻譯出版過《九三年》。但由於歷史原因，這些譯本均非全本。直到鄭永慧的譯本，才是第一部真正完整翻譯過來的譯本。而在鄭譯本之後，也還有羅國林等人重譯的好幾個譯本。
鄭永慧先生在工作
革命與人道主義
《九三年》在中國之影響是毋庸置疑的。近年來旅美作家林達的暢銷書《帶一本書去巴黎》據説重新激發了國內的《九三年》熱。其實早在五十年代末鄭譯《九三年》出版後，就已經在中國引起“雨果熱”，《九三年》引起的激烈爭論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還記得，社會上曾謠傳江青曾提出十來本禁書書目，作為革命的“反面教材”讓人們閲讀，其中就包括《九三年》。
林達在《帶一本書去巴黎》中曾説，不明白為什麼他手中的《九三年》“這個譯本的第一版註明是在1957年的5月，但是第一次印刷，卻是在1978年的4月。中間整整隔了二十一年。這中間的故事，我們只能猜測了。”其實不用猜測，是林達誤會了。鄭永慧所譯《九三年》確實是1957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並於當年印刷的。根據我父親手中的藏本看，首版即印了一萬五千冊。1958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數為五千冊。也就是説五十年代共印行了兩萬冊。以當時中國不到今天一半的人口和全民文化程度來看，這已經是相當大的印數了。當二十一年後此書再次印刷時，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那時才是林達所拿到的那個重印本：1978年4月印刷。此後，鄭永慧的這一譯本便一再重印。時至今日，鄭譯《九三年》究竟發行了多少冊，我父親自己也不得而知了。
《九三年》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是與此書的特殊內容密切相關的。
在中國，革命一向是個神聖的詞，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而人道主義則是明顯屬於“資產階級”的。雨果的《九三年》恰恰試圖證明，即使是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也還存在着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在當時奉革命為至高無上的中國，顯然是個“問題多多”的命題。
我父親在翻譯此書時，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多多”的命題。恰恰相反，這正是他們那一代人在那個特殊年代裏所進行的特殊思考。他翻譯《九三年》僅用了半年，但為了寫一篇區區千字的譯序，卻頗費了一番心思。
我父親回憶，當時之所以決定翻譯這本書，自然是受到雨果這股強勁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衝擊。那場爭論的癥結對於他和他的同學來説，就是對人道主義與革命之間到底孰輕孰重的問題。一方面受到雨果影響，人道主義是如此崇高且絕對；但另一方面，在五十年代的中國，像我父親那一代人，親身經歷了中國的貧窮落後，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因而是那麼由衷地擁護革命、歡呼革命，對革命帶來的中國徹底的獨立和解放是那麼地刻骨銘心，因此要讓他接受革命還必須讓位於更為正確的人道主義，卻也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在他們心目中，革命就是為了實現人道主義。因此將革命與人道主義對立起來，在他們那一代人看來，是無法理解和接受的。於是，在1957年版譯序裏，我父親便按他自己當時的理解，對革命與人道主義進行了分析和闡述。今天再讀，會覺得這是一篇非常“革命”的，站在“堅定的革命立場上”的譯序。但在當時，這卻是一篇“沒有否定人道主義”的譯序。時代就是這樣，往往會無情地嘲弄我們，讓我們不明白彼時彼地與此時此地的是與非，為何如此地不同。
但，《九三年》中文版還是在中國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九三年》與“文革”
也許是因為法國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有着某種內在的聯繫？或許沒有什麼別的因素就是都叫“大革命”？總之，這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書在“文革”中“在地下”非常走紅。説是“在地下”，是因為當時所有翻譯書，除了馬列著作都是毒草。當時我周圍的許多人，都是在“文革”時讀的《九三年》，就像林達他們。有件軼事我至今難忘：在我姐姐結婚時，姐夫的一位復旦大學同窗姜雲生（後成為科幻小説作家）驚歎：沒想到我同學竟娶了復旦最風行的小説《九三年》譯者的“千金”……事實上，許多大、中學生也因《九三年》而對“文革”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反思。
我也是在“文革”中第一次閲讀《九三年》的。
我們家中幾乎所有藏書都成了“禁書”。我們所住的那幢樓，除了兩户工人家庭，各種“成分”的左鄰右舍都被紅衞兵抄了家。我們家雖然不是“地、富、反、壞、右”，但也不是“紅五類”，因此整天擔心抄家不知何時會輪到我們。當時家中若存有反動書籍或“資產階級書籍”，可是一個莫大的罪名。於是，趕快處理掉這些“禁書”就成了“文革”開始後我們家的首要任務。一開始，在北京教書的父親堅決反對，讓我母親找肯定不會被抄家的親戚朋友，暫時存放一下。可是誰敢接這批“燙手的山芋”呢？無奈之中，父親只好同意把它們處理掉。但甚至連把它們賣到廢品回收站都不敢。於是，母親和姐姐偷偷地分批將中文書裝在書包裏帶出去，藉着暮色，趁路人不注意之際，一本一本地扔進了上海街頭、弄堂垃圾筒裏……
不知什麼原因，就是把鄭譯中文版1957年和1958年兩個印本的《九三年》給保存了下來。這兩本珍本至今在我父親的書櫥裏安安靜靜地待著。這也給了我偷偷閲讀《九三年》的可能。
當時，賦閒在家的父親無聊時常常關上門翻閲“劫後餘生”的法文書籍。好奇的我們當然也就纏着父親要他把書裏的故事告訴我們。開始父親並沒在意我們的要求，後來自己讀得興致起來了，便答應我們，為我們口譯法國文學作品。這大概也可以算作“文革”中少見的一幕奇特景象吧。於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時候，在窗外一片“打倒……”的口號聲中，我們姐弟三人圍着父親，用耳朵“讀”完了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裏》……這便是我們法國文學的啓蒙教育。就是在那時，雨果的“在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大仲馬的“金錢無所不能，金錢亦是一切罪惡之源”等思想，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之中。
後來我偶然在家裏翻到“大清剿”時“漏了網”的父親的《九三年》中譯本，便一口氣將它讀完了。讀完後，我對“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句話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幾乎成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折。今天回想，這句話無疑將會伴隨我的一生。
實際上雨果走得還要遠。在今天的法國，這個“絕對正確的革命”已經為其他形形式式的更為“正義”的名詞所取代。這個問題可以用這樣一種模式來表達：在人間的一切之上，存在着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也許是雨果留給整個法國社會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從法國大革命樹立起人權觀念後，雨果實際上將人權思想推到了極端的地步。法國大革命曾以“自由”的名義，不僅僅砍下了國王路易十六的腦袋，砍下了王后瑪麗·安託瓦奈特的頭顱，也砍下了丹東、羅伯斯皮爾等“革命家”們的項上之首。而雨果在《九三年》中提出的命題，恰恰是反對這一切正義得不能再正義的“砍頭主義”，反對以暴制暴，主張以人為最高和最終目的。
《九三年》在“文革”期間和“文革”後期的影響，在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裏面作了非常生動的描寫。當時“……有兩本書對耳聾目盲的我們，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一本是狄更斯的《雙城記》，另一本就是《九三年》了。”直至今天，《九三年》在中國的影響仍在繼續。君不見，鄭譯版《九三年》今年再度印刷一萬本，比許多新版書的印數還多；如果加上其他人的譯本印數，可充分説明《九三年》在中國至今擁有眾多讀者。今天，在中國讀過《九三年》的人數甚至可能遠遠超過法國。
《九三年》譯本
我父親的翻譯之路
我父親回憶，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使他走上了翻譯之路的。當年他還是一個熱血青年，在上海震旦大學學法律。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得到法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一口氣讀完，心中激動得翻江倒海，非要找人一吐為快。可是當時，因為沒有中文版，讀過托爾斯泰這部名著的人鳳毛麟角，哪裏找去？他恨不得立即找人，哪怕用口譯把安娜的故事説出來，與人共享……但直到他過了而立之年，才真正下決心拿起翻譯這支筆。因為他深知，翻譯是一項真正的“苦差使”，既不可能以譯發財，更不可能以譯升官。但出於對法國文學刻骨銘心的愛，他最終還是走上了這條服苦役一般的人生之路。
不僅僅譯者形同苦役，連帶妻子也要“陪綁”。五、六十年代我父親往往每天要譯至深夜，我母親總是在旁服侍，還做宵夜慰勞。父親為感激妻子，特取母親鄧慧羣名字中的“慧”字，組成譯名“鄭永慧”。今天，“鄭永慧”的知名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本名鄭永泰。
走上翻譯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五十年代初，我父親初涉翻譯，將巴爾扎克三部短篇小説《錢袋》《貓球商店》和《蘇城舞會》譯成中文，寄給平明出版社。當時平明出版社以出版傅雷所譯巴爾扎克作品而頗有影響。很快，平明出版社總編輯李採臣便有了迴音。李採臣肯定了鄭的譯文，但又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為難：平明已經出版傅譯的許多巴爾扎克作品。儘管這三個短篇傅雷均沒有譯過，但傅雷似乎並不樂意看到他人在平明出版社翻譯出版巴爾扎克的作品。在當時，一個譯本一出，就不大會再出版新的譯本了……好在李採臣熱心地將他的這三篇譯作介紹給了另一家出版社——國際文化服務社總編韓侍桁。韓對鄭的譯文也大為欣賞，很快以《錢袋》為名結集出版。這是鄭初涉翻譯界的一個小小波折。而李採臣也就因此結識了鄭，又約他翻譯巴西作家亞馬多的幾部長篇小説《飢餓的道路》《黃金果的土地》等，並都在平明出版社出版。從此我父親走上了翻譯之路。
我父親今年已八十六歲高齡，儘管仍時不時翻譯一些東西，實際上已經基本封筆。為此，我曾問我父親，在回顧他一生中所譯法文文學名著，從雨果、巴爾扎克、梅里美、薩特等等時，對哪部作品最為心儀，鄭永慧想一想，回答説：“要看從哪個方面來説，單就翻譯前、翻譯中間和譯後在思想上受到的衝擊和影響來看，還數雨果的《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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