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給民眾的愛國行動亂貼標籤-寒竹

9月10日日本政府宣佈對中國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施所謂的“國有化”後，中國社會各界都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抗議之聲。除了政府對日本的強烈抗議和輿論界對日本的批評外，全國大約有八十幾個城市出現了不同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由於各地的示威活動並無組織者事先的詳細策劃，街頭示威都是民眾自發形成。所以在這種自發的街頭示威活動中，一些城市出現了趁火打劫的暴力行為。街頭示威遊行引發一些暴力行為並不少見。任何一種街頭示威活動，如果沒有事先充分的準備和策劃，沒有組織者對遊行抗爭活動的範圍劃定邊界，都有可能出現一些失控的暴力行為，即使是遊行常發的國家也在所難免。

毫無疑問，對於今天出現在反日示威活動中的違法暴力行為應該予以堅決的譴責。但是，這種譴責是對暴力犯罪的譴責，而不是千方百計地把反日示威活動跟暴力犯罪行為聯繫起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些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關注點不是放在遊行之中出現的暴力行為本身，而是放在暴力行為跟反日示威、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關係上。一些人竭力想把這種個別的打砸搶暴力行為與愛國示威遊行等同起來，給中國近日出現的愛國示威遊行貼上打砸搶的邪惡標籤。這樣不僅歪曲事實，而且也在誤導社會輿論。

先來釐清一些基本事實。這次中國民眾自發反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的示威遊行是一種全國性的大規模行動。根據中外媒體的綜合報道，中國大約有85個城市的民眾舉行了反日示威遊行，許多城市的示威人數都超過一萬人。以此計算，自發走上街頭的反日示威民眾的人數已達百萬之眾，示威的地區遍及全國。從空間範圍上看，這場大規模的自發示威遊行中出現的打砸搶行為的城市和地區大約在10%左右，而捲入打砸搶暴力行為的人數只佔很小比例，各個城市絕大部分的示威民眾仍然是理性和遵守法紀的。通過簡單枚舉的方法就來給中國的反日保釣活動下判斷是很有違事實的真相的。

對於在反日示威遊行中出現的打砸搶暴力行為，反日保釣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持譴責態度，都主張必須把反日保釣跟侵犯私人財產的暴力行為劃清界限，不能讓少數人的暴力行為污染保釣愛國行動。根據一些媒體新進的民意調查，堅持保釣、反對暴力仍是中國社會壓倒性的主流聲音。即使是最激進的保釣社會羣體，也對示威遊行中的打砸搶暴力行為持譴責態度。

但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置這些基本事實不顧，在媒體上提出一些危言聳聽的説法：中國各個城市爆發的反日示威遊行是在以愛國的名義侵犯私人財產、殘害無辜同胞；中國還未跟日本宣戰，就已經在打砸搶的暴力行動中損失了幾十個億，中國已經發生內訌，中國已經未戰先敗等等。顯然，這些説法的着重點並不是遊行中出現的暴力本身，而是要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暴力、義和團之間找到必然聯繫，然後給二者畫上等號，給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貼上暴力和邪惡的標籤。這種拼命想表達自己價值觀的人，完全無視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事實，不能不讓懷疑他們是真正在譴責暴力還是在渴望更多的暴力出現以印證他們的價值觀。

其實，一個社會由憤怒情緒點燃的大規模抗爭活動很容易讓各種趁火打劫的暴力行為混跡其中，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在所難免，關鍵在於主流社會和輿論對民眾的抗爭活動和混跡其中的暴力活動要有一個理性和清醒的態度。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明確區分民眾示威活動和在這些示威活動中乘火打劫的暴力行為。1992年，洛杉磯地方檢察官起訴4名涉嫌毆打攻擊非裔居民羅德尼·金的員警，審判的地點為文圖拉縣，但卻沒有任何文圖拉縣居民擔任陪審團， 陪審員由鄰縣的白人居民組成。1992年4月29日，陪審團判定四名員警無罪。這個缺乏公正的判決公佈後，洛杉磯中南部的民眾上街抗議，並由此引發長達數日的暴動，隨後國民兵宣佈宵禁並且開始控制局面，最後在美國陸軍的介入之下平息了整起暴動。在整個社會騷亂中有53人於暴動中死亡，數千人受輕重傷，上千商家被洗劫，損失超過10億美元。但是，美國朝野的主流輿論並沒有把民眾正義的抗爭活動跟抗爭活動引發的暴亂混為一談。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司法不公應該得到肯定，事件平息後，四名涉案員警被聯邦法院以違反民權被審判，其中兩名警察被裁定有罪，判處30個月監禁。而暴徒利用民眾的街頭抗爭趁火打劫則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警方對參加暴力搶劫的暴徒同樣繩之以法。

中國最近在反日示威中出現的暴力行為跟當年洛杉磯反抗司法不公的遊行引發的暴亂有天壤之別。第一，中國所有城市爆發的反日示威的民眾仍然以理性和冷靜為主流，少數暴徒的打砸搶只是一種個別現象，並未能夠綁架示威遊行；第二，整個中國社會對違反法律的暴力行為都眾口一詞的譴責，這對趁火打劫的暴徒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暴力行為難以在中國蔓延；第三，中國各個政府仍有足夠的能力維繫社會基本秩序。基於這三個基本因素，中國未來圍繞着釣魚島的反日示威活動的主流仍將是理性和冷靜的。盼望中國反日保釣活動出現更多的暴力是不切實際的。

概而言之，根據中國一些城市的反日保釣遊行中出現了趁火打劫的暴徒就給整個保釣運動貼上暴力的標籤，反映的不是中國的現實，而是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從過去保留下來的文革陋習。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整個社會正在走向理性和成熟，再用文革時期那種貼標籤的方式來解讀當今社會現象實在是不合時宜，最後只能被時代所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