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背後，中國的全球化大棋局-劉濤
誰都知道在中國和日本之間隔着的不只是釣魚島——當然也不只是琉球。
正因為有美國的撐腰，日本至今逃避着對中國和亞洲諸國曆史問題的交代，正因有美國的重返亞太，中國的東海和南海總是時不時地出現各種爭端，可以説，最近的中日釣魚島之爭只不過是中菲黃巖島之爭的另外一個演繹。
如果説之前中國對鄰國的忍讓在於下一盤和平崛起的棋，那麼，美國在中國東海和南海所做的一切，則顯然説明了美國在下一盤更大的棋：一盤旨在促使全球資本回流的大棋。
釣魚島是美國放在東亞的一枚棋子
要了解這盤棋的走勢首先必須從分析攻方的戰略目標（也就是了解奧巴馬班子的思路和想法）開始。
筆者將奧巴馬執政以來出現的美國的新戰略結構性調整為“奧巴馬主義”，該主義明顯區別於過去西部牛仔式的、莽撞的“喬治•布什主義”，其內容主要為以下五點：
一、重振美國製造業，通過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種手段促進製造業迴流到美國。
二、保持美元的唯一全球結算貨幣地位。
三、打擊歐元，遏制中國崛起，同時防止俄羅斯的重新崛起——為此美國製定了人們耳熟能詳的重返亞洲戰略。
四、推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經濟協議TPP，力爭用TPP取代中國主導的東亞和東南亞貿易區。同時運用各種手段破壞其他各大洲的區域整合和洲際貿易體系。
五、為保持美元的唯一全球結算貨幣地位，不斷在新出現的貨幣中心的周邊地區挑起衝突和戰爭，破壞新貨幣中心賴以生存和順利運作的國際安全環境。
在這裏我們必須明白一點：現代世界已經是全球化的世界，由於資本的全球流動打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因此，能夠掌握和影響全球資本流動方向的國家就是全球化成功的國家——中國正是藉助了“資本無祖國”和“全球資本湧入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成功實現了歷史上最快和最大規模的、面積類似洲際的國家的崛起。
所以，在“奧巴馬主義”中，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促使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全球資本回流美國。
早先，美國哈佛大學的尼爾•弗格森教授便認為，西方可能在全球化競爭中敗陣給中國，這其實是西方學術精英向國家精英發出的警訊，美國也逐漸開始從全球化的支持者蜕變成為全球化的反思者和反對者。其中中國迅速崛起的事實無疑也是促使美國反思的重要動力。
中國通過建立全球最大規模的及上、中、下游產業鏈條最完備的製造業而一躍成為世界工廠，同時，大量跨國企業的研發中心正在加速向中國轉移。中國的戰略目標正是通過地區貿易的一體化和經濟整合來實現區域貿易區的建立，進而過渡到人民幣成為全球化貨幣。
兩相比較，美國正極力維持美元的全球結算貨幣地位，而中國的國家目標恰恰威脅到了美元的全球地位，這正是“奧巴馬主義”要竭力防止和阻止的。
但是，由於全球化的進程過於兇猛，中美兩國本身的經濟已經相互緊密地交織和融合，再通過顯性和直接的戰爭手段來遏制中國崛起顯然不合時宜，更不符合美國的實際利益，由此“奧巴馬主義”下的美國就必然鼓勵並採取隱性和高度隱蔽的手段對其他有競爭力的國家和地區進行干預。
正如阿爾文•托夫勒所説的“我們的戰爭反映了我們創造財富的形式”，所以，全球化時期的戰爭既不同於過去民族國家間直接的、大規模消滅對方軍事和戰爭潛力的戰爭形式，也區別於工業化社會頂峯時期的機械化部隊的大規模對決戰。今天的新戰爭形式將是一種看不見的戰爭，你以為世界和平，但和平的世界正在風生水起。
假設，若兩個超級大國A國和B國都有核武器和洲際彈道導彈，A國和B國本身也相互投資，具有天量的貿易交換關係，那麼A國就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直接打擊B國。A國要削弱挑戰者B國，其形式就必然通過如在B國周邊地區製造不穩定的衝突環境，使國際資本在B國賴以生存的安全環境被弱化等事端，最終引導資本從B國返流回A國。
而過去的戰爭的戰爭形勢是：A國和B國各自擺開陣勢的（例如在斯大林格勒）大決戰。
我們必須明白一點：在全球化時代，戰爭的目的是高度隱蔽的，戰略目標是不能明言的，“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不再是那麼一目瞭然，戰爭的企圖具有高度的欺騙性和隱蔽性。
因此，再回過頭來分析“奧巴馬主義”，我們就對今天東亞國家之間的領土以及領海的爭端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包括美國的真實意圖：
一、製造地區衝突降低中國投資環境形象。中美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經濟體，兩國之間必須避免直接衝突。但通過在中國周邊地區製造持續的國際衝突、營造動盪的緊張局勢，乃至一定程度的局部戰爭，可以被用來證明中國並不是安全的投資對象。通過這樣的方式，美國能夠引導製造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逐步離開中國，迴流到美國。
二、以挑撥東亞諸國之間的關係破壞東盟自貿區，掌控東亞國家經濟發展方向。東盟是中國和東亞、東南亞國家辛辛苦苦談了十年才得來的經濟一體化體系，如果東盟解散，已經形成的中日韓貨幣互換體系也將一舉翻轉。
三、阻擋人民幣全球化的進程。貨幣全球化的基本條件是貨幣核心國及其周邊國家的安定，如果一個國家不穩定，那麼這個國家的貨幣及其流通都會收受到影響。這個已有先例，在歐元升值的時期，美國發動或主導的兩場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促使國際資本大量從歐元區流出，大規模迴流到美國。
通過對美國“奧巴馬主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美國對中國的種種發難與指責，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美國的地位，這種威脅滲透在各種高端或低端的製造業，更直接反映在國際資本的流向上。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已經互相滲透到一定程度，如何切實遏制中國但又不至於對自己影響太大，這是美國面臨的難題，而這一次，釣魚島給了美國打擊中國的契機。
中國應對釣魚島危機的確面臨兩難的境地，與日本展開正面衝突就不可能不惡化東亞的安全環境和戰略態勢，但如果不堅決應對，日本右翼就會得寸進尺，坐實了對釣魚島的最終實際控制，不僅讓中國失去了戰略出海口，同樣也惡化了中國的生存和投資安全環境，同時國內民意也絕不會答應。這就是“奧巴馬主義”給中國崛起帶來的難題和困境。
釣魚島危機的確牽涉到中國在世界這個大棋盤上的全面佈局。中國必須要證明，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要敢於亮劍，堅決反擊，否則，當一個國家在其核心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都仍然隱忍不發，又如何説服世界其未來的貨幣是一個安全的世界貨幣？如何説明中國能夠捍衞國際資本生產和投資的安全環境，能夠保衞自己的全球貨幣——人民幣？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保衞釣魚島就是在保衞人民幣崛起的大局。
同時，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大棋盤上，中國要儘量快速恢復東亞的安全自由環境，不能被美國牽着鼻子走，時時處於戰略被動的地位。中國必須在以堅強的決心處理釣魚島危機的同時，證明自己的能力能使因釣魚島引發的局部衝突不會影響到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整合的大局，即使排除了日本，中國依然能夠主導亞洲20億人的經濟統一和一體化的進程（中國，韓國，朝鮮加東盟十國）。
中國必須區別對待日本的資本和日本政府，更需區別對待日本在中國的投資和日本本土的企業，而不是僅僅將矛頭對準在中國的日資企業。其實，在中國的日資企業，僱傭的是中國工人，向中國政府納税，有的甚至還將其研發中心遷移到中國，在產業上、中、下游和零組件的佈局中，中國怎麼能完全排除日本這一世界經濟中重要的力量？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導引日本國內的資本進一步流向中國，在中國創造安全、穩定、不受政治局勢影響的、有長遠穩定預期的投資環境，最終實現日本國內產業和研發的空心化。中國的公眾輿論如果持續對日資採取抑制的態度，那麼最終的結果可能是由美國資本利益集團和華爾街來收割日本的製造業和完備的工業技術產業鏈條，從而達到“奧巴馬”主義增強美國、削弱中國的目的。
劉濤（點擊進入劉濤專欄），博士，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講師，以歐洲和中國的社會保障，國際戰略，社會學理論為主要研究領域，專注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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