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頭重建東亞秩序，時機到了嗎？-文揚
26日，中國外長楊潔篪在紐約聯大會議上向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當面指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所作所為，“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
緊接着，中國外交部針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聯大的演講高調進行反擊：“一個戰敗國卻要霸佔一個戰勝國的領土，豈有此理？！”
空前嚴厲的政府表態，再加上同一天的另外兩件大事：一本明顯為了配合形勢調整了語氣語調的釣魚島白皮書，和一艘明顯為了配合形勢提前交付海軍使用的航母。短短48小時，中國方面又是一輪密集的出拳。
異乎尋常的強硬，超乎預料的高調。
各種跡象都表明，中國政府這一次內定的政策，似乎就是要把強硬進行到底，不急着下台階，也不急着收攤，非要用足了這次危機，非要讓日本就地服軟！
莫非中國政府早就另有蓄謀？只等日本踏入釣魚島這個雷區，就立刻藉機出手，把原本計劃好的事一件一件推動起來，趁着“兩岸猿聲啼不住”的亂局，玩一把“輕舟已過萬重山”？
久違了，借力打力、借勢造勢的高超戰略！
機靈的日本人已經有點反應過來了，官房長官藤村修在27日的記者會上説，中方提出二戰勝利果實的論調，“完全離題”。
不等釣魚島主權之爭有結果，直接上綱上線展開“戰後國際秩序”議題，的確是離題了。可以説，在一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性質的深謀遠慮中，到目前為止的中方行動肯定已經達到了其階段性目的，因為中國手中這把劍肯定是借日本購島事件充分舞動起來了，而真正的目標卻不僅僅在日本，同時也劍指那位並不明説的“沛公”。
從中國政府當前的姿態上看，這位“沛公”顯然不是某個具體的國家或地區，而是一個全局，一個整體戰略環境。眾所周知，東亞地區的“戰後國際秩序”並不是現在才遭遇“嚴重挑戰”，更不是被日本推翻的，歸根結底，正是其主要的創立者和維護者美國，在冷戰初起之時即將這個秩序推倒重來了。在美國將東亞的“雅爾塔體制”打入冷宮並另起爐灶換成“美日安保體制”幾十年後，中國高調重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不是自己要出頭重建這個秩序，還能是幹什麼？
而借日本購島事件之機，先拿日本開刀，顯示了這個戰略背後的精心謀劃。
日本發現中國這個論調完全離題，其實豈止是離題，它還應該發現這是中日建交四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一個調門！
回顧歷史，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日方關於侵華戰爭最初的措辭僅僅是“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經過周恩來的據理力爭，改成了《聯合聲明》中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這樣，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對此謝罪和反省，從這個雙方共同認可的最低定位開始，中日雙方小心翼翼地構建了以三個政治文件——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係的聯合宣言》為基礎的雙邊政治關係。四十年來中日關係時冷時熱，時好時壞，中方的立場始終是要求日本嚴格遵守三個政治文件，回到最初的基本定位上來。
然而，若依照中國政府近幾日的新調門，四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定位，就完全變了。中國是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確立者和維護者，日本是這一秩序的接受者和服從者！試想，假如中國四十年前從一開始就堅持這個定位，一定要以此作為邦交正常化的基礎，還能不能有後來的中日合作和中日友好？
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的1978年，中國的GDP總量只是日本的六分之一，那時的中日實力對比關係，還遠不是中國如何實現趕超的問題，而是差距會不會越來越大的問題。那時的日本，即使在口頭上也表示道歉和反省，卻實實在在地站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上。面對着當時正在考慮向中國提供鉅額日元貸款和其他ODA項目的日本，中國會提到戰勝國和戰敗國嗎？會以戰後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身份自居嗎？
由此可見，今日中國一改過去四十年中日關係的基本定位，高調提出戰後國際秩序的問題，必定是意在推翻原中日關係的基礎，擺脱掉原中日關係的束縛，要放開手腳，自己出頭來處理這個問題了。
假定這個猜測大體不錯，那就意味着一場大戲開幕了。一個以恢復或重建東亞地區戰後體制為目標的全新戰略，將必然觸及到中、美、日、俄、韓、朝、東盟所有重要成員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關係，當然也包括兩岸關係。這個戰略意味着：中日關係將重新定位在戰勝國和戰敗國的關係上，“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將回歸到“歸還中國”的地位上，而美日聯盟將被視為是對於東亞地區戰後體制的公然對抗，必須解體！
當年鄧小平根據他那個時代的現實情況制定了“韜光養晦”、“決不出頭”、“決不扛旗”、“擱置爭議”等一系列低姿態的政策，一代人之後，後代們是不是“更聰明瞭”還不太好説，但肯定是“更敢幹了”、“更生猛了”。
誠然，“韜光養晦”的本意中就已經包含了“卧薪嚐膽”、“有朝一日”的含義，所以，最終的問題還是歸結為：中國出頭重建東亞秩序，這個時機果真成熟了嗎？
（作者系新西蘭主流中文報紙《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與寒竹先生合著《中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