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民主政治而不是偉人政治-寒竹
最近，一篇署名為童大煥的文章《薄案警示 中國亟需偉大政治家》在網上廣為流傳。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民眾的自我意識日益強烈，把中國未來寄希望於偉大人物的政治説教已經很少。這篇直接呼喚偉大政治家出現的文章在今天這個時代確實有些少見，所以筆者禁不住仔細讀了一篇。不過讀後感到比較失望。文章似乎有些文不對題。文章標題頗為奪目：“薄案警示 中國亟需偉大政治家”，但文中內容卻缺乏事實和理論的支撐。薄熙來一案與偉大政治人物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説薄案警示中國需要偉大的政治家而不是民主政治？為什麼説中國未來的進步和發展亟需偉大人物而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通讀全文，找不到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論述。但鑑於這個標題廣為轉載，筆者還是對中國亟需偉大政治家這個命題做一些分析。
毫無疑問，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堪稱偉大的政治家。但是，我們今天在談到偉大政治家時應當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所謂偉人，就是能夠順應歷史潮流和體現民眾利益要求的政治人物。歷史上所有取得偉大成就的政治家都不是在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而是在順應歷史潮流和民眾意志。“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不是在談偉人，而是把偉人神聖化。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能夠順應歷史的潮流，能夠體現當時大多數民眾的意志和要求。所以，在今日之中國，與其説是迷信某個偉大人物出來開拓歷史，不如認清當今的時代潮流，瞭解中國未來發展的基本走向。
什麼是今天的時代潮流？當今中國為世界之一部分，中國社會的發展潮流與世界潮流息息相關，在全球化的今天尤為如此。從全世界範圍看，這是一個大眾化、平民化的時代。政治權力從少數精英手中逐漸轉移到普通民眾手中是世界一百多年發展的基本主流。
在西方世界，選舉權從少數擁有恆定財產的男性公民逐漸擴展到每一位成年公民手中，民眾直接表達政治意願的渠道越來越多。而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向社會大眾利益傾斜的社會改革成了一個基本趨勢，過去高度集中的經濟和政治權力開始一點一點向社會大眾轉移。
到上個世紀末，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無一例外地進入改革行列，一些國家在改革中因失序而崩潰，一些國家在改革中獲得重生。在當今世界，無論何種社會制度，民眾的覺醒和和成熟是一個普遍現象，民眾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是一個普遍趨勢。由少數王公貴族、軍事強人、資本財閥、革命精英主宰社會公共事務的時代逐漸成為過去。從某種意義上説，在今日之世界，偉人政治正在逐漸被平民政治所取代。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潮流，作為人類的個體，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瞭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潮流，不能不説童大煥的偉人情結似乎還留在上個世紀中葉迷信偉人的那個時代。童文講中國需要一個大智大勇的偉人來改造中國，永絕後患。這真的是薄熙來一案給中國社會的警示嗎？中國真的只有靠偉人來開拓道路麼？靠偉人來永絕後患嗎？是不是沒有出現一個大智大勇的偉人，中國社會就會“萬古如長夜”呢？難道十三億普通的中國人就無法進行改革，在世界上走出一條新路來嗎？
童大煥確有此擔憂，他擔心沒有偉人抱着犧牲精神來開拓道路，民眾有可能會形成“多數人暴政”。按照童大煥的説法，薄熙來一案給出了警示，中國社會亟需偉大的政治家排除一切障礙，強力推行憲政，因為沒有憲政保障，一人一票的民主只能導致“多數人暴政”。所以，中國應該先由政治偉人強力推行憲政，在憲政基礎之上再行民主。
關於憲政與民主的關係，中外學者都有很多論述。的確，民主需要憲政的保障，中國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在憲政的框架裏實行。但是，主張在中國實行有憲政保障的民主，並不等於説是必須先由少數偉大人物來強力實行憲政，然後才由普通民眾進入民主政治。憲政制度和民主機制都應該建立在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意志之上。憲政的實施和修改並不是少數社會精英的特權，而是每一個公民都擁有的權力和責任。
今天的時代已經不同於幾百年前那個少數精英決定一切的時代。三百多年前的英國精英主導的“光榮革命”，二百多年前美國社會精英主導的大陸制憲會議都是民智未開時代的產物，即使在英美兩國，今天也不可能再現。在當今絕大多數的國家，無論修憲還是制憲，都不可能由少數精英關起來門在書齋裏決定。童大煥沒有意識到，產生世界各國產生“國父”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今天這個大眾化、平民化的時代，期盼“偉大的政治家”或“國父”來決定中國的未來，有一點像夢中的囈語。
歷史的發展是由一系列個人的行為共同鑄造，不同社會地位和不同能力的人對歷史發展的軌跡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但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歸根到底是由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意願所決定，這就是古人講的“人心向背”。
西方學者常爭論，歷史是否有規律？這個問題其實很難有非此即彼的答案。要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一種內在規律，並由此推斷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軌跡確實不太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説，人類社會的歷史並不具有向自然界那樣的嚴格規律。但是，歷史也並非像有的人講那樣是“無定向的流水”，完全由偶然事件和個別人物的意志來構造。與西方這兩種非此即彼的觀點相比較，中華文化中講到的“勢”這個概念更適合用來解讀歷史。從過去經驗確實很難推導出未來社會的模樣。但是，從過去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是可以看到歷史發展的基本大勢，或者説歷史趨勢。所謂時代潮流，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我們把眼光聚焦到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曆史，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和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國之所以沒有像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在一之夜間崩潰，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時間裏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因為有一個最基本的理念構成了社會大眾的共識，構成了民意的基礎，這個理念就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裏實行市場經濟。這個在三十多年間形成的民族共識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潮中從根本上決定着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的基本方向。
在這個歷史大潮面前，無論是以西方國家為模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繼續革命理論都不可能在中國站住腳。中國不可能停止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 繼續深化和完善市場經濟機制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主軸。同時，中國也不可能拋棄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機制來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和解決市場經濟產生的社 會分化仍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主題。
這是一個大眾化、平民化的時代，而民主政治正是這個時代的符合歷史需要的政治形式。在這個時代，偉人已經逝去，再期盼新的偉人已經不合時宜。在這個時代，每一個人都是渺小的，大家都是匆匆過客，但正是這一個個渺小的個體構造出中國這個十三億人的超級大廈。朝未來看，中國亟需的是能夠發揮出每一個個體潛能的民主政治而非少數人主宰世界的偉人政治。
薄熙來案確實給了中國社會一個嚴重的警示，但這個警示與童大煥講的相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成敗並不寄託在偉大的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有賴於進一步深化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只有通過民主政治，普通民眾才能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把自己的利益固化在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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