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歐債危機不會改變歐洲統一進程-賈晉京

10月對於歐元區來説將是異常艱難的一個月，有關歐元區是否會解體的討論重新變得熱烈。如果歐元區解體，那就意味着歐洲統一的進程出現重大挫折，乃至發生倒退。眼下，歐元區的處境確實可以用“危急存亡之秋”來形容，讓這種可能性顯得迫在眉睫。

從歐盟層面來説，最嚴重的事態是西班牙10月份面臨鉅額債務到期。

西班牙國債到期分佈圖

西班牙鉅額債務到期意味着可能要新成立的ESM提供緊急援助，而這將意味着未來更加嚴厲的緊縮政策。但是，即便現在的緊縮政策，也已經導致了風起雲湧的罷工和抗議浪潮。

10月的第一個週末，數以萬計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走上街頭，抗議嚴厲的緊縮政策。西班牙馬德里的示威演變成衝突，造成兩人受傷12人被捕。歐盟總部所在地比利時布魯塞爾，6日也有約1500-2000個民眾和一些左派社會黨政客上街遊行，表示抗議政府的節約緊縮政策。他們希望，比利時政府不要再刪減社會保險醫療和扶貧養老的預算，同時，遊行的民眾很多是弱勢族羣的退休、失業，還有一些殘疾人士。法國也60多個政治組織，包括左派戰線、工會，還有一些社會組織在巴黎以及其他城市舉行示威，還出現反奧朗德政府的標語。

比罷工和抗議更加吸引眼球的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首府為巴塞羅那）和意大利威尼斯市出現了“獨立”呼聲。保守派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Artur Mas週二宣佈11月進行提前選舉，其所屬政黨很可能在這次選舉中取得地方議會的絕對多數席位，他也將這次選舉定位成獨立公投。10月6日，威尼斯市中心出現大規模集會要求威尼斯從意大利獨立出來。今年9月份所做的民調結果顯示，80%的威尼斯人贊成威尼斯獨立。

儘管反緊縮示威與“獨立”呼聲表面上都是遊行與抗議，但實際上卻代表相反的利益訴求：反緊縮示威的主力是比較依賴社會福利的人羣，而獨立呼聲則來自面臨被加税的地區。也就是説，比較窮和可能相對富裕的人羣都在抗議，而他們之間的訴求其實存在矛盾之處。

這種矛盾是很深刻的，有可能意味着歐債危機的下一步重大走向不是有的國家退出歐元區，而是南歐國家發生富裕地區抗税和獨立運動浪潮，以及地區之間的矛盾，倒反而有可能逼着這些國家的中央政府更加依賴歐盟和歐元區。

正如任何一個物理實體如果因壓力而開裂首先會從有裂縫的地方開始一樣，歐元區的薄弱環節也在於有裂縫的地方。歐元區真正有裂縫的地方不是成員國之間，而是各國內部的中央與地方之間。道理在於，歐元區本身是經過漫長複雜的整合過程捆綁在一起的，存在多個條約、多個歐盟機構，想歐洲央行那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檐牙交錯格局。如果某個國家想退出歐元區，實際上意味着一系列複雜的行動，要對非常非常多個環節進行切割，其中每個環節的切割都是非常複雜並且要承擔巨大責任的政治動作。打個比方的話，就好比一塊金、一塊銀、一塊銅、一塊鐵和一塊錫被熔鑄成了一塊合金一般，雖然不和諧，但要想拆開會比熔鑄的過程還難！因此，除非有政治人物下了“隨千萬人吾往矣”的巨大決心，否則單一國家要想退出歐元區實際上不可能。而如此巨大的決心，除非有非常強有力的政治或社會運動支持，否則不會出現。

然而，建立在自治地區聯合基礎的歐洲民族國家，在經濟危機面前卻存在實實在在的地區之間、地區與中央之間縫隙，開裂更可能從這裏開始！

不難看出，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和意大利威尼斯市至少有三個重要的相似點：1.長期以來地位都比較獨立，威尼斯甚至在歷史上曾是歐洲強國；2.所使用的方言與該國主流語言有比較明顯的差別；3.都是歐元區重債國中的較富裕地區。

這三個相似點其實表明了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三個重要內在特點：

1.歐洲有長達兩千年以上的從城邦自治到城市自治的歷史，形成了地方自治傳統，而這些分散的地方被整合現在的民族國家只不過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實際上即便在現在的歐洲國家內部，也存在很強的地方自治體系。

2.即便在一國內部，各自治地方之間的差別也很明顯。這導致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的國家內部實際上更像一種多地區聯合體，整合為統一民族國家的進程其實遠未完成。

3.地區與地區間存在貧富差距。

這三個內在特點重要意義在於：很可能意味着歐元區很難從國家層面走向分裂，但卻比較容易發生地方獨立運動。

從國家層面來看的話，歐債危機的圖景是重債國需要德國出手相助，而德國要求重債國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即增税節支。由此帶來的邏輯推論之一是德國有可能不堪重負甚至退出歐元區“甩包袱”，之二是重債國可能無法忍受緊縮之苦而退出歐元區實行本幣貶值。

然而引入歐洲國家建立在差異化地區之上這個視角的話，就會發現這兩個推論很可能是存在巨大問題的，原因就在於把重債國的國內結構想得太單一了。

為了引入“歐洲國家建立在差異化地區之上”這個觀點，我們可以建立一個關於歐洲國家中央-地方財政關係的簡單模型，這個模型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税收與轉移支付體系示意圖

　　　

在這幅圖中，一國的中央財政需要從較富裕地區徵收較多的税來對較貧窮地區進行轉移支付。“地方税收”與“地方財政”其實都需要有具體的機構來執行，這個具體機構可以看作地方政府，而中央財政的執行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徵税行為和轉移支付行為實際上只能針對地方政府，很難直接面對基層社會。

在歐債危機的應對過程中，來自歐盟級別的救援與約束都是施加於重債國的中央政府層次而非地方層次，更不是基層社會層次。

被要求承擔緊縮義務的是重債國的中央政府。重債國的中央政府面臨的壓力是減少開支的同時增加税收，這樣才能逐漸實現財政平衡。而減少開支實際上相當於減少對於較貧窮地區的轉移支付，增加税收當然主要是對較富裕地區加税。

於是這就這個過程實際上就相當於歐盟對重債國施加了這樣一種壓力：要求重債國的中央政府加強從本國較富裕地區的抽税力度。

然而，類似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意大利威尼斯這樣的地區，實際上本來就比較富裕，不太需要被援助，但是面臨的增税壓力卻是實實在在的。這種本來就比較獨立的地區，地方政府其實也是比較獨立的體系，中央政府很難進行人事任免，財政上更不依賴於中央。

於是，這類相對富裕並且原本就比較獨立的地區就會發生抗税乃至獨立運動。而在歐洲，有大量此類地區存在。

具體來説，意大利的“第三意大利”區域，西班牙的幾個沿海富裕地區以及較小的歐元區成員國如比利時都有類似的地方。

當重債國的中央政府面臨嚴重的抗税和地方獨立運動形勢，一方面整個國家的財政困境會加劇，而另一方面實際上它不會因此而尋求脱離歐元區，相反，會更加依賴歐盟，因為它這時只能依賴歐盟提供救援資金以及平息事態所需的資源。

這種情況下來自重債國的求援只能使歐盟更加焦頭爛額，因為這時的援助實際上只是救火，並不會真正扭轉形勢，反而會鼓勵更多的地方抗税。這時對於德國來説，德國的中央政府的負擔會加重，但是德國的不少地方卻會從這個過程中得到好處：因為重債國的資金會跑到德國尋求相對安全的環境。

實際上，歐債危機更可能導致的是以抗税和地方獨立運動形式爆發出來的嚴重社會危機，但在政治層面，反而可能加強統一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