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之鑑：台灣無政府主義“賽德克”-邱士傑
原摘要：
日據下的一九二零年代是台灣唯一有無政府主義活動的時代。本文以中日韓三國為基本範圍，為台灣無政府主義者在這個時代的活動做一粗略的素描。本文認為，正因為無政府主義提供了社會主義思潮所獨有的政治視野，把人類社會整體的變革當成自己的任務，才使台灣與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可以正當地介入各地的革命，並使各地的革命者可以正當地介入台灣。社會主義才有的這種政治視野，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無政府主義活動留下的最重要遺產。
正文：
“主要以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雙重覺醒為特徵的殖民地運動……由温和的右翼到激烈的左翼，其間顯出了一定的運動光譜。其中就有一種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狂熱的理想主義與行動主義綜合體的無政府主義的出現。……在殖民地反帝聯合鬥爭的體制下，開始了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活動軌跡。”[1]
二○○五年，一本中文名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民間歷史教科書在中日韓三國以三種語言發行。雖然這部教科書並非由各國最頂尖的歷史學家所撰寫，其撰寫的思路卻走在了時代的尖端。《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以十九世紀以來三國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鬥爭為主線，並從三國之間的人民鬥爭乃至新興社會（主義）運動出發，積極探詢三國人民克服種種阻礙而實現運動連帶的史實。[2]
對於共通性與相異點恐怕一樣多的“東亞”三國而言，選擇“社會運動”這樣的切入點，不但反映出實在的“社會運動之東亞”，也體現出建構性的“社會運動之東亞”。先就“建構”的方面來説，近代社會運動本身就具有跨地域性格，這種性格促使運動不會僅僅止於東亞，也不見得是東亞內生的事物。因此，如果要談論“社會運動之東亞”，就必須自問這種提法究竟在甚麼意義上優於“社會運動之三國”或者“社會運動之東方”之類的提法，同時更需自問在當下提出這種提法的意義。但就實在的方面而言，二十世紀的“東亞”社會運動又確實可以看出一個整體性。這種整體性既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布爾什維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讓其所存在的地域“摶成”一體，也來自於這些“主義者”當時所面對的“現存網絡”——如德里克所言——“一個區域的視角並不一定與類似的文化傳統有關，就比如革命者一樣，他們不僅僅只是承繼了某個區域，而且建構了他們選擇的區域。”[3]
也就是説：“東亞”社會運動的整體性往往是超出“東亞”這類跨地域概念的；正因為這種整體性在超越“東亞”的範圍裏形成，才使“東亞”範圍內的整體性成為可能。而這種整體性源自於兩種主義提供了一種足以跨越地域差異的政治視野。如汪暉所言：“政治分析的特點是重視主體的能動性……對於能動的主體而言，國際主義與其説產生於對於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説產生於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如果將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引入對於“亞洲”的分析之中，那種關於“亞洲”或“東洋”的總體性規定或靜態描述也必然不再有效，因為“政治分析”的視野要求的是對國際關係和不同社會的內部關係的動態分析，即從社會革命的角度追問：在這個歷史運動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敵友問題既包含在國內關係之中，也包含在國際關係之中。”[4]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正是基於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使他們的“政治分析”立足於“半殖民地”、“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弱小民族”，乃至更往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第三世界”這樣的視野，從而展開橫跨亞、非、拉美等地域的連帶。而兩種主義為人類整體所個別揭示的一系列社會變革議程，則成為貫穿這些連帶的金線。只有當“東亞”這一類的跨地域概念能夠為革命者的政治分析起作用，才是有意義的。
無政府主義的跨地域性格與可思母俱樂部
眾所皆知，“東洋”、“大亞洲主義”之類的跨地域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就已出現，但若僅僅考慮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所各自摶成的跨地域連帶，並將這兩種連帶相比較，將容易發現馬克思主義所形成的連帶往往無需藉助“東亞”之類的概念。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幾個他們所“立足”的“視野”之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中心——把革命的基本“單位”規定於民族國家或特定民族區域；因此，只是在為了指稱這一系列區域的集合時，才會引入諸如“遠東”“東方”（比方共產國際遠東局、東方局、東方書記處）或者“泛太平洋”（如共產國際所領導的“泛太平洋勞動組合書記部”）之類的説法。雖然無政府主義者也有類似的視野，然而“東亞”、“亞洲”、“東方”之類的概念卻對使用這些概念的無政府主義者們有着較強的意義。這可能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辦法形成共產國際這樣的運動中心，而無政府主義者本身又排斥奪取政權或排斥組織嚴密政黨，所以這些鬆散的無政府主義者便更傾向於跨地域尋找同志，形成連帶。而“東亞”之類的概念雖然空洞，卻至少能為鬆散的主義者之間聯繫起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反對壓迫弱小民族的那些帝國主義。
由於地域的狹小與嚴格的思想管制，台灣的無政府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跨地域的性格；就活動範圍來説，至少及於一九二○年代的中日韓三國所構成的“東亞”。
現知最早的台灣無政府主義者是在一九一五年發動噍吧哖起義的餘清芳。日本大坂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指出，當年餘清芳因向學心切而曾渡海前往日本橫濱，一邊理髮謀生，一邊自學。當時橫濱存在着一個由吉田只次，田中佐市，村木源次郎和渡邊政太郎等人所組織的“直接行動派”的秘密集會，他們是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倖存者。吉田只次常常前往餘清芳工作的理髮店開導餘清芳，並引領他參與該派活動。後因理髮店同工懼怕餘清芳的行為，他便被迫辭職，輾轉於西日本的神户、大坂一帶，但不久便音訊杳然。後來，餘清芳將其學到的無政府主義聯繫於台灣實際，發動了噍吧哖起義。逸見據此認為：噍吧哖起義雖然經常被日本官方曲解為迷信所驅使的反文明暴動。事實上餘清芳等人所謀求的是由台灣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會，為其大眾化，遂以所謂“大明慈悲國”調和以宗教性，實際上是非常現實的大眾蜂起。[5]
到了一九二○年的東京，日本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再次出現台灣人的身影。台灣人呂盤[磐]石、黃登洲、彭華英、蔡培火，以及範本梁，共同參與了位於東京神田區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日本學者松尾尊兊指出：“可思母”意味着“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是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李大釗（中）、權熙國（朝），以及堺利彥、宮崎龍介、大杉榮（日）等人都曾列名其中。然而可思母俱樂部不只是個跨地域組織，還是跨主義組織。由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爆發，原先在東亞各地較為流行的無政府主義一時之間遭到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嚴峻挑戰。因此可思母俱樂部成為了“A”（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B”（布爾什維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兩派合作的組織。然而“B”派的抬頭，最終還是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關鍵因素，便加速了從“A”“B”混雜向“A”派或“B”派各自的純化。松尾尊兊認為，由於官方鎮壓過甚而日共在排除無政府主義派大杉榮的狀況下進行組黨，致使大杉榮另建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北風會，停止發行與“B”派共同發行的《勞動運動》；翌年，在日朝鮮人也隨之產生“A”“B”分裂。在此過程中，可思母俱樂部逐漸傾向於“B”派並地下化。[6]
可思母俱樂部可説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母體。範本梁自言，在日期間曾親炙大杉榮之教導。[7]一九二一年六月，可思母俱樂部在神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發表包括法、俄、中、韓五種語言在內的宣言書，並有來自東方各國的人士發言。這次集會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在會中起而講演的範本梁曾遭臨監警察中止，並因此遭到拘禁，最終轉赴北京。[8]
範本梁前往大陸之際，正是中共即將在上海召開“一大”之時。中共“一大”於同年7月召開之時，一大代表陳公博所借居的“大東旅社”正好也有一羣東亞各弱小民族革命者召開着秘密集會。某種意義上，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範本梁日後曾大力讚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9]當時也在上海。據日本情報，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坂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於和田於上海舉辦的宴席。和田久太郎就是本研究前面曾提到的大坂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中的一名。[10]
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匯聚與結社
範本梁抵京後，參加了着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景梅九所組織的團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滯留於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曾與旁聽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範本梁以外國人代表的身分，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連[聯]盟（北京AF）”會議。[11]景氏是着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他當時所辦的《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乃是全國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活動新聞紙。
當時的北京有大量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匯聚當地。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李丁奎）曾回憶他與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採浩（申丹齋）、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愛羅先珂、範本梁，以及魯迅兄弟等人來往。[12]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也指出，他在北京之時，曾與申採浩、範本梁，以及另一個台灣人林炳文來往；他甚至還受招待而住進泉州會館之內。[13]當謝雪紅到了上海，也曾在當地遇到前往活動的範本梁。[14]總之，範本梁與羣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雖然這些記載首先只是範本梁之個人“活動”，但這些由範本梁、景梅九、林炳文、羅任一、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所形成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也恰恰是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體現。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一捆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這份刊物的發行單位叫做“新台灣社”，刊物由“贊堃”（許地山）負責發行與通信者與通信處，並由“一洗”（範本梁）負責編輯。[15]許地山於同年前往美國留學之後，範本梁改組了刊物及社團。先是一九二四年春節，範本梁開始四處散發“謹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二月八日，範本梁在北京大學的“克魯泡特金逝世三週年公祭大會”發表以“大杉榮先生”為題的演説。三月五日，召開“華北台灣人大會”譴責日本警特在島內發動的“治警事件”，並發表聲明〈華北台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四月十五日，發行刊物《新台灣》，單位署名“新台灣安社”。目前可見雜誌型的第二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與報紙型的第三號（一九二六年三月）。範本梁曾在這年前往上海活動。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京局勢丕變，他才返回台灣，卻旋即被捕。[16] 除了範本梁之外，可思母俱樂部所奠下的人際關係網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果把範本梁的行動看成一條“A”派道路的奮鬥史，另一條人際網路的發展則表現為“AB”合作的形成與破裂。可思母俱樂部內的大陸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羅任一（羅豁，與範本梁認識[17]）是這一網路的核心人物。他們曾在前面提到的青年會內組織“東京通信社”的小媒體，謝晉青更首先針對台灣解放問題提出看法。這兩位先後回到中國。謝氏早逝，而羅任一則在一九二四年與朝鮮（如着名共產主義者尹茲英）、台灣（如許乃昌、彭華英）、日本（如日共黨員佐野學），以及大陸各省的左翼青年（多是上海大學學生）在上海組織起“AB”合作的“平社”，並創辦台灣史上第一個定期左翼刊物《平平旬刊》。《平平旬刊》最初曾得到包括景梅九所辦刊物《學匯》的報導，而初期的《平平旬刊》內容也可以看到知名無政府主義者“抱朴”、盧劍波的文章。平社組織者、台灣最早的中共黨員與留蘇學生許乃昌曾自言，該社正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而在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瓦解。 張深切等旁觀者也指出，當時的平社曾與前往上海活動的範本梁發生衝突。[18]
大陸上的台灣無政府主義活動由於範本梁的被捕與平社的瓦解而暫停。雖然此間還可以從一些反日的台灣學生刊物中看到鮮明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比方一九二五年廈門的《台灣新青年》），但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體開始轉入島內，大陸上的台灣青年則全部捲入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狂潮之中。
一九二六年，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樹人（柳絮）提出了“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的主張，希望各地的運動可以克服偏狹的民族革命而導向社會革命。柳樹人估計“遲在二年以內，極力使他成立。”[19]韓國學者曹世鉉指出：“『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是繼承了亞洲親和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傳統，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組建的名實相符的亞洲人無政府主義聯合體。據説，此團體中有中國、日本、韓國、台灣、越南、印度、菲律賓等七國代表兩百餘名參加。他們團結了東亞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自由聯合的組織原理下，強化了國際連帶，確保了民族自主和個人自由。他們為了建設理想的社會邁進，還發行了名為《東方》雜誌。”[20]
實際上，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與之前的無政府主義者網絡仍有關係，關鍵人物就是與範本梁、柳子明等人密切交往的台灣人林炳文與朝鮮革命家、歷史學家申採浩。一九二八年五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採浩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與他同案被捕的還有四月二十八日在安東火車站被捕並轉押大連的北京國際郵局人員林炳文。林炳文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因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引起官方嚴重警戒，並招致他們被捕。申採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眾所周知，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邊政之輔也在同年十月前往台灣，並在基隆拒捕身亡。由此可見，一九二八年的台灣開始成為東亞馬克思主義運動與無政府主義運動發展的新目標。[21] 其實林炳文正是被知名作家林海音稱為“屘叔”的小叔叔。林海音回憶，林炳文與朝鮮革命者運用林在郵局工作的優勢，進行抗日工作，卻不幸在大連被捕，死在牢中。[22]此外，無政府主義刊物《黑色青年》（不晚於一九三○年九月）還記載：“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同志被害 本年四月十三日午後四時，大連地方法院，對兩個月前被補的同志下了以下的判決：李響[弼]鉉（死刑）李鏡雲（無期徒刑）申採浩（徒刑十年）以外，林炳文、楊吉慶二同志尚在審訓[訊]中。”[23]
台灣島內的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
組建於一九二九年的“台灣勞動互助社”曾遭日本警特查獲他們抄錄自柳樹人所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的精密化革命理論；分別是原書的“C.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働政黨連絡”，“E.革命的組織”，以及“F.組織的原則”、“G.戰略”。[24]實際上，這種抄錄現象正反映出範本梁之後的島內台灣無政府主義者基本上未能留下比範本梁更具體系的理論。可是，這並不意味着島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沒有得到發展。
島內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連温卿是島內無政府主義發展的重要指標。連温卿深受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並熟稔於無政府主義者所熱衷的世界語。僅以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來説，當他在一九二四年參加東京的五一節遊行時，曾深為隊伍中的無政府主義“黑旗”而感動，此事便可見一斑。從組織上來看，連温卿與無政府主義者胡柳生等人所組織的“自由勞動者聯盟”就有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名稱（“自由勞動”），而連温卿以“機械工會”為對象而組織工會的方式，則與大陸無政府主義者以“機器工會”為對象而組織“行業別”工會的方式相同，從而迥異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產業別”工會。[25]從活動上來看，連温卿則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而且畢生未曾與無政府主義者斷絕交往。山鹿泰治於四○年代旅台期間，曾與連温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温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裏，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温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啓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26]
除了連温卿本人兼具兩種主義，他與蔣渭水從“台北青年會”中培養出來的一批“無產青年”更是如此。這批無產青年後來協助連温卿在一九二七年初奪取了台灣文化協會領導權，從而使島內左右分歧枱面化。無政府主義派的無產青年與連温卿繼續在島內奮鬥。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無產青年則在一九二八年參與成立了台灣共產黨。後來由於台共潛入島內，從連温卿奪取文協領導權，這無政府主義派的無產青年便與連温卿共同退出文協。總體來看，當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開始在島內發展，與殖民母國日本的運動連帶也密集起來。王詩琅則是其中一個典型。[27]
一九三一年，一個自稱“東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廈門分聯盟”的組織在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放置炸彈。[28]目前尚無法確認該組織與柳樹人所發起組織之間的關係，但這個把“無政府共產主義”寫在自己旗幟上的組織，正以他的名稱説明了一九二○年代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主流思想：“無政府共產主義”。
“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克魯泡特金所發展的學説。大陸無政府主義者範天均接受訪問時説：“研究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問題，不能以國外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説來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信仰的主要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學説，主張以有組織的工團為手段，共產主義為目標，認為‘工團’是理想社會中的基層單位。”[29]在台灣人中，對無政府共產主義做出最多闡述的是留下最多着作的範本梁。
克魯泡特金試圖對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現象進行歷史的觀察，並歸納、演繹出人類進化的客觀趨勢。克魯泡特金稱此方法是一個與“唯物辯證法”（dialectical materialism）相對立的“歸納演繹法”（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克氏由此得出“互助”（mutual aid）這一客觀趨勢。[30]巴金認為克魯泡特金“依着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法）”而證明了克氏自稱的經濟理論：“社會生理學”。Rudolf Rocker則認為馬克思所重視的辯證法對於十九世紀以來的種種學科成就毫無貢獻，反而有賴於“歸納的演繹法”。該方法“專門根據着社會生活的已有事實以及對於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努力之經濟觀察來立論。他開始便蒐集那些暗示着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就要到來的兆候，然後將組織上本質的事物與偶然的事物分開，以便可以在這樣得來的基礎上面引出一般的結論。這個方法便必然使他與近代經濟學的規制立即發生衝突，這是不可避免的事。”[31]
必然性與偶然性在克魯泡特金的方法之中是對立的存在。凡是被他歸於“客觀趨勢”之內的都屬必然，諸如國家政權之類歸不進去的存在則屬偶然。雖然他不排斥偶爾解釋一下這些偶然性，但他不認為這些偶然性也是某種“客觀趨勢”的必然派生物，因為他只認可他自己所歸納演繹的“客觀趨勢”。“科學的歸納，與宗教的訓誡完全不同，它突然開闢出人類完善與改良的大道。”“如果你應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就會就會跑到我們的隊伍裏面來，你會和我們一樣為社會革命而努力工作了。”[32]
小結
克魯泡特金所強調的“科學”，反映了無政府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爭奪“科學”話語權的意圖，這或許也可以理解為德里克所説的無政府主義“包容”戰略。[33]但由於無政府主義者無法正視“偶然”的必然性，遂使他們的“科學”終究只是擺飾，不能更好地解釋當下所發生的一切苦難及其解決方法。因此台灣知名馬克思主義者林書揚不無遺憾地指出：那些“善於吶喊，不善於分析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家們所遺留下來的，於是乎只不過是一幕幕自撰的壯烈的悲劇，雖然令人感嘆，卻無補於人類歷史的進展。”[34]
儘管如此，無政府主義運動還是留下重要遺產，而最重要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共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政治視野，一個把全人類的社會變革當成自己任務的視野，從而使跨地域連帶與各地域事務的介入成為可能。在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實踐遭遇重大挫折之後的今天，忽略社會主義所提供的這種視野而抽象談論跨地域連帶，將容易墮入“以右為左”的陷阱與危機。今天，以種族主義、宗教迷信，以及抽象的自我文化認同為實質的反體制運動正在持續孳生，這些運動的基礎是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其發展的助力則是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在此種危機下，這些以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為友，甚至以社會主義為敵的運動不可能擁有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民族解放運動過去所擁有的那種政治視野，也不可能實現跨地域的運動連帶。而對此種危機的警惕與辨別，也許正是我們今日回顧二十世紀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整體社會主義運動——遺產的關鍵意義吧。
註釋
[1] 林書揚，〈日據時代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範本梁與新台灣安社〉（1987）。收錄於氏着，《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台北：人間出版社，2010），頁47-48。
[2]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共同編寫委員會編，《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 A. Dirlik着、譚翠鶯與曹義恆譯，〈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3期（北京），8-16。
[4] 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收錄於氏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數428-429。
[5] 分見：逸見吉三，〈台灣獨立運動に散った無名鬼〉，《現代之眼》，第12卷第4期（1971，東京），200-209；逸見吉三，《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東京：三一書房，1976）；逸見吉三着、遊清水譯，〈記日據時代台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台灣思潮》，第4期（1982，Los Angeles），89-92。
[6]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第26號（2000，京都），19-58。
[7] 範一洗[範本梁]，〈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鍾》，第1卷第8期（1924，廣東）。
[8] 松尾尊兊，〈コスモ倶楽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第26號（2000，京都），頁19-58；警視庁特別高等系，〈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大正十年度）〉（1921）。收錄於松尾尊兊編，《社會主義沿革（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4），頁57-97。
[9]一洗[範本梁]，〈頌揚同志和田久太郎的堅強勇敢的一擊！！〉，《新台灣》，第2號（1924，北京），封面裏。
[10] 石川禎浩着、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66-273；外務省記錄，〈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台灣獨立運動計畫ニ関スル件〉（1921年9月22日），《不逞団関系雑件／台灣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邱士傑，《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表4-1。
[11]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蛾房， 1974）。
[12] 金良守，〈日本佔領時期韓國和台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年冬季號（北京）。
[13] 柳子明，〈朝鮮愛國史學家申採浩〉。收錄於：楊昭全（編），《關內地區朝鮮人反日獨立運動資料彙編》，下冊。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1987），頁1370-1377。
[14]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2004）。
[15] 新台灣社，《新台灣創刊的宣言》（1923，北京）。
[16] 邱士傑，《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17] 外務省記錄，〈秘密出版物“新台灣”ニ關スル件〉（（1926年5月19日），《不逞団関系雑件／台灣人ノ部》（4.3.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8] 邱士傑，《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張深切，《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
[19] 柳絮[柳樹人]，〈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節錄）〉（1926）。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716-720。
[20]曹世鉉，〈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2月號（湖南），頁57。
[21] 邱士傑，《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22] 林海音，〈番薯人〉，《中國時報》，1984年7月26日，第8版。
[23] 黑色青年，〈內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1930，出版地不詳）。
[24] 柳絮[柳樹人]，《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書局，1929）。
[25] 連温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66-173、181-188、235-220；黃藝博，〈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州搞工會運動回憶〉。收錄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頁507-521；葛懋春與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劉石心口述]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
[26] 向井孝，《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頁157-159；毛一波，〈哀悼連温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1957，台北），1-2；若林正丈，〈台灣総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対策｣〉，《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1978，東京），頁165。
[27] 鄒易儒，《無政府主義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王詩琅之思想前景與文藝活動關係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台北，2010。
[28] 東方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廈門分聯盟，〈破壞日本強權機關宣告革命民眾〉（傳單，1931）。
[29] 葛懋春與蔣俊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訪問範天均先生的紀錄〉。
[30] 克魯泡特金着、天均[範天均]等譯，《無政府主義》（台北：帕米爾書店，1977），頁63-65。
[31] 克魯泡特金着、巴克[巴金]譯（1981），《麪包與自由》（台北：帕米爾書店，1981），頁iv、xlviii。
[32] 克魯泡特金着、畢修勺譯，《一個反抗者的話》（台北：帕米爾書店，1984），頁21、42。
[33] A. Dirlik着、孫宜學譯，《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34] 林書揚，〈日據時代台灣的無政府主義風潮——範本梁與新台灣安社〉（1987）。收錄於氏着，《林書揚文集》，第1卷“回首海天相接處”，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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