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諾貝爾握手新中國文學-林凌

莫言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是個絕對“古怪”的事情。古怪不是指拿獎本身，而是圍繞着莫言拿獎的各種言論，以及如何詮釋這一事件的莫衷一是。

按照一般經驗，諾獎頒佈，歷來是有人歡喜有人愁，但莫言拿獎的特點是，似乎沒有一方是完全滿意的。説來也是，莫言是個體制內作家，黨員，前不久還親筆抄寫過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以崔衞平、艾未未們義憤填膺地跳起來説：“這個助紂為虐的世界啊！”“這是對人性和文學的侮辱。”對於官方來説，也不是沒有尷尬，莫言的寫作標準堪稱泥沙俱下，難道要説莫言拿獎是代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偉大勝利”嗎？政府畢竟不是作協那幫吃乾飯的。小説家們倒是歡欣鼓舞了，彷彿從中看到了文學超越政治的神聖性，看到了“純文學”復興的希望，唯一的麻煩是，誰都説不清莫言的“文學性”到底是什麼。政治正確者一時也沒了方向，只好牽強空洞地表示“獲獎也是諾貝爾委員會全球格局下的一個大戰略，是對中國崛起的肯定。”

古怪的事情，同時也就是好事。依着黑格爾的説法，這意味着事件走到了人們理解力的前頭，超出了當下人們理解的範疇，讓這些個平時自以為手握真理的人們喪失了良好的自我感覺，被迫奮力去追趕真實的世界。

正所謂名正而言順，莫言獲獎的意義到底怎麼講出來？需要大歷史觀！

比如莫言作品責編葉開説，“莫言獲獎是對中國現代文學成就的肯定”。這話幾乎全錯，因為莫言是個“當代文學”作家，是個標準的新中國作家。有人會説，新中國的建立是個政治事件，適合拿來切割文學史麼？需要這麼較真麼，有區別麼？這裏面區別大了。讓我把話稍微繞遠些説。

莫言愛寫長篇小説，其最大造詣在長篇小説的經營上，可謂才華橫溢，有時更是下筆不加節制，汪洋恣肆。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當屬魯迅，但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總有些奇談怪論，認為魯迅稱不上偉大，因為魯迅不會寫長篇小説。我想這些人，無論他們的身份是專家還是學者，對於魯迅的理解大致上也就停留在高中生水準。魯迅對於文學形式的自覺是中國作家們至今難以企及的，他寫過論文，嘗試過現代詩，創作過短篇小説，第一個發明抒情詩，並創造了自覺的雜文寫作，在其寫作歷程中，魯迅並不是無意識地隨便選擇文體，而至始至終是在選擇一種最適合表達自身所處時代的文學形式。魯迅對於民國的絕望決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文學與這個時代一起“速朽”，所以才最終選擇了“雜文”，長篇小説與生俱來的史詩性意味着，與其説是魯迅不寫長篇小説，不如説是那個只有果粉才會懷念的時代逼迫魯迅拒絕了長篇小説這種寫作形式。

魯迅倒也不是沒有動過寫長篇小説的念頭，在他晚年的雜文中，他常常提到“遠方的人們”，想為長征的紅軍寫一個長篇小説，魯迅顯然敏鋭意識到了某種史詩性的存在已經出現，才會有此念想，可惜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

由此可知，真正優秀的長篇小説在中國的誕生，是與中國革命以及左翼思潮的介入密切相關的，更是集中出現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因而視左翼為仇敵的民國本身根本不配享有好的長篇小説。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説，“莫言的寫作風格繼承了魯迅、郭沫若等老一代作家寫作的一貫作風”，此話頗有見地，可也只説對了一半。我們不妨説，莫言在當下的文學寫作上，完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通三統”，因為熟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讀者不難發現，莫言身上既有現代文學的沉澱，也當然受到革命文學的影響，他的小説深深紮根於民間與鄉土，記錄着歷史的深沉與苦難，因而抄寫《講話》也絕對是心甘情願、發自真心的；同樣，莫言的小説也展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作家所取得的新成就，特別是文學“八五新潮”之後，尋根文學和先鋒派作家們在美學與形式上的不懈探索。

無論是否自覺，莫言都是在尋求以自己的表達風格和文學形式，來承擔和揹負起新中國社會及其文學的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沉重的命運。他未必那麼執意於書寫史詩，但在其作品的敍事構造中，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告別革命後的歷史現實，都找到了自身的形式與道德的確定性。另一方面，我們不妨説，新中國文學也在歷史條件的演變中，不斷地尋找自己的存在形式，它曾經找到過趙樹理，找到過柳青、丁玲，找到過浩然，找到過改革文學、現代派、尋根文學或者先鋒派，一路裹挾着歷史的沉重環節，在當下找到了莫言和許多其他優秀的作家。

莫言的寫作風格是意義非凡的！與過去任何情況不同，莫言的獲獎不是靠搖尾乞憐、討好他人獲得的，所以他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即便在身份上有種種不利因素，莫言小説豐富而深刻的美學形式，徹底打破了陳腐而偏見的評獎標準，讓西方人心悦臣服，不得不拋開了他們的政治偏狹，對小説本身頂禮膜拜起來，雖然他們也未必瞭解這形式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裏存在着一種文化意識的逆轉，評獎者喪失了他的高傲和優越感，雖然他自己都並未意識到。莫言的小説一方面是新中國偉大文學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又開啓了一種全新的寫作形式與可能。壯哉，新中國文學！

讓我們回到開篇的問題，為什麼莫言獲獎是件古怪的事情呢？因為這是一件全新的事件！難道僅僅是文學需要新的形式麼？新中國的崛起在眼下不正需要在自身的傳統中尋找新的政治形式、新的經濟模式、新的文化意識麼！新中國發展到今天不正在尋找自己的中國模式嗎！倘若如此，那就絕不能削足適履，去迎合什麼西方的標準和口味，也不能一味沿用舊有制度，不思進取。

莫言的成功，乃是新中國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一次自我創新的被認可，無論我們高估一些——説他繼往開來，或者低估一些——説是一種通向更輝煌的過渡，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像莫言這樣的“體制內”作家，我們還有很多很多，小國瑞典翻譯得過來麼？翻譯以後理解得了麼？是否理解對我們還重要麼？問題不在於終於到了中國人拿獎的時間，正如我的一個朋友蕭武説的，也是到了中國人來設獎、頒獎的時候了！文化自覺的中國，應當自己來評判什麼是好文學；政治自覺的中國，也應當自己來判斷什麼是好體制；就像中國模式一樣，也該到我們自己説了算的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