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伸進文明心臟的手-邊芹

一天前有人約我就諾獎發言，我本來是不想置評的，因為一時之間我尚未洞察這着變線棋的真實意圖，沒有想明白這是禮物還是毒藥。以我的經驗，禮物和毒藥歷來是摻在一起分發的，此次何來例外？觀察世事，不光別被指着月亮的手指糾纏，而且也別因為看到月亮而沾沾自喜。

由西方國家經營、既有“國家”名義又以“國際”名義頒發的各種獎，挑中的“石子”無一不皆具政治和利益兩個因素，無論是美術、建築、舞蹈還是電影、文學、音樂，作品和作者的本質都被偷偷抽換掉，而是為一個龐大的征服全球的計劃服務的。但這個計劃並不擺在桌面上，也沒有一個明示的綱領，操作技巧更不公開，唯一暴露的部分是對目標物的選擇，整個計劃的實現就是靠疏而不漏地挑選卒子，由此潛移默化地篡變藝術觀、審美觀、價值觀、歷史觀，收攏解釋權，壟斷定價權，致對手不戰而敗。由於被挑選者只見局部，而只有挑選者能見全局，卒子的接力角色就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而卒子卻不知道自己只是整盤棋中的一粒棋子。

得諾貝爾文學獎、被奉為二十世紀的伏爾泰是“看不見的手”培養顛覆歷史的偶像之慣用步驟。所以每聽國人感嘆中國文學離諾貝爾獎還有多少年的距離之類的傻話，涕笑皆非之餘既覺得國人完全被矇在鼓裏、天真得滴乳汁，又覺得傻也能傻得歪打正着，距離的確還沒有縮短到足以讓“看不見的手”稱心地挑人，那年選中棄中國籍取法國籍的作家顯然是匆忙而笨拙的一手，只起了破神話的作用，所以必在若干年後糾偏，下一着變線棋。“距離的縮短”與文學水平十萬分扯不上，而與一國進入“狼羣”獵食場的程度直接掛鈎。

這類由西方某國頒發、有“國際”聲譽的獎，真實操縱人往往與頒獎國沒有多大幹系，他們要麼是暗中篡變了原來由該國創辦的組織，要麼是以此國的名義成立實則為國際征服集團服務的組織。很多我們以為的正式國際組織都有這個背景，更不要説那些非政府組織；很多我們以為的“國際獎”或“某國獎”都是由這羣人操縱，以西方列強或國際社會的名義影響世界甚至發號施令，這才是今天世界被隱藏的現實。

在當今被壟斷的世界文化藝術市場，“傑作”早就不再由創作者本人和鑑賞者決定，這兩個昔日藝術作品價值的真正決定者，被偷偷奪去了權力，尤其當有語言和文化內含的作品不再由本文明的鑑賞者評判，而由毫無資質的“國際”機構定奪，這場史無前例的奪權戰之殺人不見血，讓看到的人倒吸涼氣。

一個民族將其文明的命根子——審美權拱手讓人（認這些所謂的“國際獎”為最高評定標準），形同文明的心臟已經停跳，但由於並非白奪而是一種交換，得到物質好處的個體被收買而不知，分散的利益滿足掩蓋了奪權的血腥。你能想像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來評判誰才是瑞典文學的最高水平？誰能給我們這個資格和權力？何況這個“國際”機構不過是以瑞典國打掩護。如果單為文學給你這個獎，那就等於是免費的好處，與西人打交道切記沒有免費的好處！

給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代“沒有文化的文學”，給在“受害者流水線”上模仿接力、專事哭訴讓自己佔盡便宜的時代以期與後世做最合算的交易的寫作，給以洋鐵籤串烤土豬肉（洋魂土胚）為特點的“中國現代文學”，注射諾獎這樣一劑強心針，正值復興的中華文化必將翻過這一頁的關口，用心何其詭異。

任何兵不血刃的權力交接，肯定有收買這一程序，只是枱面上不叫“收買”。這一史所未有的交易發生在文人墨客被市場從權貴身邊解放之時，在初始的確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掩藏了壟斷悄悄地但不可逆轉的腳步，何況在西方拉起這個市場的人從一開始就是那個跨國征服集團。他們並沒有按照市場的自然規律行事，而是以改變藝術觀人為進行潛移默化的心理操縱，用操縱審美來奪取定價權，再以定價權人為操控作品在歷史長河中的價值！終極目的不是藝術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而是為了壟斷和征服。

檢驗一個社會究竟落到了哪一步，測試劑是看“傑作”由誰説了算。對於那些並未創造自身文明的小國寡民，這並不構成問題，因其本來就是被他文明覆蓋；而當一個創造了獨立文明體系的國家墮落到其藝人墨客將自己作品的最高評判權移到本文明之外，意味着這個文明的大腦休克甚至腦死亡。一個文明有兩個權是不能丟的：道義權和審美權。被搶奪走這兩個權力，文明就成了身體尚未冷卻的殭屍。那些“國際獎”的宗旨恰恰是圍剿異己搶奪這兩大權力。

半年前，我在由北京開往江南的高速火車上，隱隱瞥見前排有個男生（八十後或九十後）用電腦觀看一部電影。細看畫面，是三個月前我在巴黎電影院裏看過的《Intouchables》，片名有譯成《逆轉人生》，也有直譯為《不可觸摸》。我因為親眼目睹這部平庸之作被炒成“傑作”的過程，在一萬公里以外高鐵裏目睹的，就像看到魔溏裏攪動的水圈一直盪到了哪裏。由此驚覺世界的統一，她往哪個方向統一，她往哪裏收縮和聚集，她看似放大的收小，她形似寬闊的狹隘，她好似多彩的單調，她極似進化的退化，她往終點的飛奔急馳。

在已變成一個巨大傳聲筒的世界，這一幕難道不早在意料之中？只不過聲音並不是朝四面八方傳送的，而有着它設好的渠道和方向，話語從高處流向低處，這個坡度是人為搭建的，有人心甘情願或無知無覺地作着低處。從“看不見的手”挑選出那粒小石子（贏利將落入“集團”手裏的政治極其正確的樣板作品），到看見石子被如何使勁拋進水中（從傳媒昧着藝術良心聯手捧場到西方各大電影獎和電影節的接力配合），一直到瞥見石子激起的水圈之多、之大，全過程首尾相接，一環套一環，有自覺的接棒手，有傻乎乎追逐聲音的傳聲筒，二者卻能在慣性中齒輪般配合着轉動，細品之後還真有點心驚肉跳。

一部“傑作”的全部策劃、推銷過程，已經到了如此隨心所欲、指鹿為馬的程度，世界已經變得這麼大而渺小、這麼繁而一律、這麼反而聽話、這麼知而無知，末日帝國的噩夢再度襲上心頭。

我們看到傳媒軍團的運作就是利用了石頭入水之後，絕大多數人不會再去探就石頭的大小和輕重，人們看到的、口口傳遞的都是浮在上面的水圈、泡沫、浪花。境外的人更看不透“小石頭”政治正確在哪裏，它贏的利流向何方，他們只知道追逐“石頭”落水的聲音，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追上去，並越來越像地模仿那聲音，“史上最……”像電流一樣傳遍各大都市。於是真正的傑作，因為題材不符合政治正確的樣板，便被巨大的回聲擠到無人能見的角落，畢竟看到全局的人微乎其微，沒被利益鏈收買的人也很少很少，有良心兼有眼光的人更少更少，這個世界就是這麼犬儒，且將越來越犬儒。

當利益的鏈條、征服世界的企圖取代藝術那本來就少之又少的理由，世界的確越變越小。

作者邊芹，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帶我去巴黎》。主要譯著包括《直布羅陀水手》和《廣島之戀》等。點擊進入邊芹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