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等待新生 -唐逸如

【按】2013年國慶假日期間的一場颱風和68個西湖的水量，令浙江省餘姚市的許多民眾至今浸泡在水中。負面傳聞不絕於耳，當地政府的救災能力也遭到了質疑。天災固然可怕，也無法選擇，但應對天災的模式可以選擇。温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對比不是新鮮話題，但經濟早早起飛的浙江卻在近年來屢屢遭遇尷尬，從進展緩慢的基礎建設到温州高利貸危機，直至今天台風中的無所適從。政府無為而治以及對於純市場的迷信，使得浙江城市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顯出後勁不足，也在一切需要政府主導、組織的事件中暴露弱點。面對颱風帶來的困境，恐怕僅僅像餘姚公安微博帳號那樣要求冷靜、冷靜、再冷靜是不夠的。今天的洪水更像是一種隱喻，提醒我們反思温州模式的升級工作以及政府權威和社會組織的關係。2012年觀察者網曾推出專題討論温州模式與蘇南模式話題，下文為其中的一篇。

颱風之後餘姚公安官方微博呼籲市民冷靜

————————————————————————————————————————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温州模式”以其獨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

但近十年來，温州產業升級緩慢、固定資產投資不足，主要依靠私企和市場配置資源，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明顯表現出發展動力不足。

現在，温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已着手汲取蘇南經驗，走出“無為而治”和對純市場的迷信，着力以政府有形之手，改善公共環境，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温州模式陷入困境

徐日忠是土生土長的温州人。30年前，伴隨着“温州模式”的興起，他和許多温州人一樣，從國企辭職下海經商，也曾到外地開辦工廠。直到最近，徐日忠重新回到瑞安“打工”，擔任了瑞安市汽車摩托車配件行業協會副秘書長一職。

剛回到瑞安時，徐日忠覺得很不適應。“我離開瑞安十幾年了，沒想到城市建設還和以前一樣。”在徐日忠的眼裏，瑞安雖然號稱中國汽摩配之都，但外表看上去就像個普通的小縣城——破舊的道路、雜亂的規劃。“我一直有個疑問，瑞安的汽摩配工業園區到底在哪？這裏幾家，那裏幾家，完全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生產基地。”擔任副秘書長以來，徐日忠經常需要和企業溝通，但每次尋找廠房都讓他頗費周折。

徐日忠回憶起自己在成都辦工廠的感受。“那裏的平台很大，許多大型汽車廠商都在成都落户，也帶動了汽摩配行業的發展。”2005年，成都經濟技術開發區確立發展汽車整車及配套零部件為主的現代製造業。此後，一汽大眾、一汽豐田、沃爾沃等眾多汽車產業巨頭入駐成都。短短7年間，成都汽車產業實現從無到有的迅猛發展。

作為對比，儘管瑞安的汽摩配產業起步於上世紀80年代，並在2003年獲得“中國汽摩配之都”的稱號。但長期以來，瑞安汽摩配行業無法改變“低小散”的產業格局。原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重複、低價的競爭，不斷蠶食着企業的利潤。2011年，瑞安汽摩配工業總產值僅為345億元，低於400億元的規劃目標。“如果瑞安市政府再不拿出一個方案，好好發展我們的產業，瑞安的汽摩配產業很可能會慢慢凋零。”徐日忠顯得憂心忡忡。

瑞安面臨的困境是温州近十年發展的一個縮影。從2003年開始，温州GDP增長速度連續下滑，在浙江省內排名倒數。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温州全年增長甚至只有8.2%。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浙江省GDP增速也從2001年的全國第6位跌落至2010年的27位。

而在另一方面，温州民間存在着數千億的流動資金。這些資金像幽靈一樣在全國各地炒房、炒礦，卻唯獨不發展實業。2010年温州市固定資產投資僅為930億元，在浙江省排名靠後，投資率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在去年的民間借貸危機中，一些中小企業因為資金鍊斷裂倒閉，甚至有少數企業主“跑路”。民間借貸的泛濫給温州民營經濟發展蒙上一層陰影。而據長期處理民間借貸糾紛的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顏貽潘判斷，這場危機帶來的影響遠未結束，“借款週期通常以6個月或一年為限，去年下半年爆發的危機，到今年6月份會出現最嚴重的情況。”

一時間，對於“温州模式”的質疑再次甚囂塵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温州模式”以其獨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但近十年來，温州經濟的先發優勢不斷喪失，在資源匱乏、產業升級緩慢、固定資產投資不足的困境中反覆徘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越來越小。今年年初，履新不足兩年的温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要發揮政府在公共領域的‘有為’作用”，“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和引進產業大項目，以大項目推動大發展。”毫無疑問，引領中國市場經濟發展30年的“温州模式”正悄然發生轉變。

產業升級的掣肘

早在2002年，温州產業升級的困境已經凸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民企500強榜單上的温企數量不斷減少，從2001年的39家減少到2011年的17家。

最大的問題是土地資源的匱乏。温州地處浙江東南，一面靠海，三面環山，曾有“七山二水一分地”的説法。在改革開放初期，温州依靠家庭式作坊發展小商品經濟，後發展成為大批民營企業。而隨着產品市場的擴大，温州企業家卻發現廠房不夠用了。

2004年，固耐重工已經從一個十來人的小作坊發展成為年產值1億元的中型企業，但公司佔地只有7畝。為此，固耐重工多次向温州政府申請土地，都沒有結果。2005年，藉着蘇州市政府來招商引資的機會，固耐重工和意大利共同出資創立合資企業，拿到太倉經濟開發區170畝的土地，緩解了企業發展的土地瓶頸。2007年，固耐又在嘉興開辦分廠，佔地211畝。談及當初的“出走”，固耐重工副總經理黃珠雲感慨萬千：“温州有什麼優勢啊？地也沒有，我們做製造業的，肯定要去外地發展。”

在温州，類似固耐重工的企業有很多。樂清是“温州模式”的發祥地，以低壓電器行業聞名全國。但早在2000年前，正泰、德力西等一批發展較快的企業已經離開温州，到外地投資辦廠。如今，正泰、德力西已成長為銷售額上百億的大型企業，而其在外地的投資額和生產規模也遠遠大於温州本地。

而在另一方面，人才、技術的缺乏也讓尋求產業升級的企業不得不“出走”。2004年，以生產電力金具為主的永固集團在上海投資建設工業園區。執行總裁鄭革告訴記者，此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温州難以吸引人才。“温州生活成本太高，城市建設也不好，別人都不願意來這工作。”瑞安長城換向器有限公司總經理蘆榮東也遇到了同樣的“人才問題”。“我企業付得起錢，願意請真正的人才過來工作。但很多問題不是我們企業能解決的，住房、交通、醫療……這些都是政府的工作。”

更讓温州企業家無奈的是，因為基礎設施差、城市規劃落後，國外的先進技術都不願落户温州。徐日忠告訴記者，幾年前曾有國外的技術團隊來瑞安考察，商談技術引進的事宜。“結果看到瑞安工業園區的設施規劃，這事兒就不了了之了。”徐日忠説。

大型企業的外遷讓温州經濟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困境。浙江電氣行業協會副會長黃忠平對此感受頗深，“我經常説正泰是全國企業，德力西是世界企業。它們創造的產值都不屬於温州。”而在温州當地，不少私營企業主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企業做大之後都要搬走的，留在本地的都是小企業。”

一方面，温州本地資本不斷外流；另一方面，温州的資源瓶頸難以吸引外資。這是温州GDP增速連年下滑的主要原因，也導致了温州經濟結構“低小散”的痼疾。2003年，温州市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時任市委書記李強提出“一港三城”戰略，期望“拉開温州現代大都市的發展框架”。然而到了2004年，國家為了抑制投資過快增長，宏觀調控政策收緊。温州“一港三城”戰略的許多項目因此未能上馬。温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張一力認為“温州錯失了一次發展的機遇”。

與此同時，蘇杭等地經過前期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開始引進外國先進製造業及高新技術產業。2004年，蘇州工業園區經濟實力與開發前1993年的蘇州市基本相當，“十年再造了一個蘇州”。到了2005年，温州市政府提出要重補“開放”之課，學習蘇杭經驗，把“招商引資”定為全市工作的“一號工程”。其重點產業導向包括交通、港口在內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以及製革、汽摩配等提升温州傳統產業的項目。

然而此時，温州民間資本顯現出自身的弊端。一方面，由於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大，風險高，回報週期長，很多民營企業不願也無力進入；另一方面，在2002年貨幣增發的背景下，原材料、資源價格不斷上漲。當温州人帶着上千億的遊資在全國各地遊蕩，收穫暴利的同時，温州當地實體經濟也漸漸萎縮。根據黃忠平的估計，樂清當地95%的企業都曾到外地炒房、炒地。“温州這裏是小資本主義，後勁不足、方向沒有。”黃忠平説。

陳德榮的新方向

周紅兵是瑞安華光經編廠的總工程師。從90年代開始，他就在温州工作生活。20年間，他見證了温州民企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也目睹了前幾年温州民間資本的瘋狂炒作。他告訴記者，自己工廠的老闆也曾參與過炒房、炒地，但兩年前就退出了。從而躲過了去年民間借貸危機中的倒閉潮。周紅兵認為，“真正做實業的企業是不會倒閉的。”但他也坦言，從2011年開始，生意的確不好做了。“行業的整體利潤率是3%到5%。”周有光掐着指頭在計算，“這隻能維持生存，賺不到什麼錢。”

徐日忠也對此表示憂慮。今年年初，瑞安市汽摩配行業協會對48家企業做了抽樣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這48家企業的息税前利潤率僅為11%。“這意味着企業的利潤已經很薄了，”徐日忠分析道，“一些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重複生產，惡性的低價競爭傷害了整個行業。”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瑞安企業在產品升級創新上尋求出路。從2001年開始，蘆榮東所在的長城換向器公司大力發展科研力量。每年按照銷售額的3%投入研發，至今已經取得40多項專利技術。蘆榮東説，“我們企業都知道要產業升級，否則市場就會把你拋棄。但產品研發的週期長、風險又大，我們每年設備更新都要投入七八百萬，有的產品研發了十年還沒投入生產。近幾年企業的利潤又不斷下降——資金確實非常困難。”

資金瓶頸是產業升級面臨的最大難題。近年來，温州市政府也在積極轉型。2006年温州市政府出台相關政策，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引進高科技人才。在一份名為《關於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設科技強市和創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温州市政府規定給予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50萬元的補助。

但對於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來説，這只是杯水車薪。蘆榮東坦言，企業其實並不在乎這幾十萬元的獎勵，而是更希望當地政府能在產業規劃方面有所作為。“在二三線城市，當地政府都把汽車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發展，在資金、人才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蘆榮東説，“可是我們瑞安有這麼好的基礎。未來究竟該怎麼發展？大家都不知道。”

蘆榮東希望政府能出面整合資源，打造品牌。“瑞安有2000多家汽摩配企業，但大多數企業產能落後、產品質量較低。如果單純靠市場整合，速度實在太慢了。政府可以設置一些門檻，擋住後來的小企業，再把不符合標準的企業慢慢淘汰出去。畢竟政府出面比企業的力度和可信度要高。”蘆榮東説。

然而對於温州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來説，這肯定不是它們希望看到的。温州荒原狼皮件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平他告訴記者，他最大的希望是税收能減少。“從前年開始，皮帶行業的出口退税率從17%降到了13%。但是外地的税率只有6%，而温州卻要達到9%。”如今，曾平他只希望維持企業生存。至於提升品牌，曾平他表示“想也不敢想”。

温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也表示，政府不需要在推動產業升級方面起作用。“這完全是企業的行為。”馬津龍告訴記者，“政府只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比如降低税收，打破壟斷領域讓民營資本進入。至於企業向哪裏發展，企業會根據市場的信號做出選擇。”

兩種不同聲音代表着“温州模式”未來發展的不同方向。而對於温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來説，過去兩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温州的公共空間。從2010年開始，温州推出了“祛疤栽花”、“互學互比”等行動，解決了温州長期以來視覺污染、馬路垃圾等問題。温州坊間對陳德榮的評價頗高，“看得出來他比較有魄力，想幹一些實事。”某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如果他能早兩年來温州，温州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2月1日，陳德榮在世界温商大會上號召温資迴流，並適時推出414個招商項目，試圖引進資金4700多億元。然而，大多數簽約項目侷限於金融服務行業，温商們對推出的55個先進製造業項目比較冷淡。

“這些製造業項目大多集中在文成縣、泰順縣一帶的邊緣區域，我們擔心在那裏投資，人才招攬、物流等方面都不好操作。”一位10年前遷離温州的玩具製造商表示。而在另一方面，許多温商對2007年浙江省大力推行的新能源項目心有餘悸。那一年，許多企業盲目進入新能源行業，卻難以承受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巨大風險，至今未能收回成本。

“從90年代中期至今，温州模式一直沒有大的發展。而蘇南的城市卻抓住了機遇，城市的大格局打開之後，產業結構就會理順，發展有後勁。”張一力告訴記者，“我們現在是在補課，必然會帶來轉型的陣痛。未來的一段時間，温州經濟會比較艱難。”

水中的嬰兒，象徵着颱風後的温州模式等待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