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逸儒:社會正義幌子下的政治鬥爭
台灣從來不曾像現在一樣充滿了不知所措的彷徨,全台上下就像無頭蒼蠅和找不到出路、關在籠子裏的松鼠一樣,從政治到經濟莫不如此。大家在窮忙、瞎忙、亂忙之餘,開始相互指責,彼此幹譙,朝野固然如此,民眾之間也不遑多讓。
問題的癥結在於台灣的大餅已經無法做大,階級鬥爭隱然待發。民眾對於未來感到惶恐不安,於是大家相互猜忌的紅眼症愈見明顯。
反正你好我就不好,你高興我就不高興,你的成功如果不是我的失敗,至少也減少了我成功的機會,相對剝奪感無限上綱的結果,就是既然我不能更好,你也不許比我稍好。大家都只想爭取、擴大自己的權利,但又不願付出任何代價。台灣的教育、人才、經濟、財政政策全都出了問題,仇富以及反精英的氣氛正在蔓延,向下攀比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情形使得台灣逐步走向惡性循環,向下沉淪的境地。
稍早,台灣曾有所謂的證所税及油電雙漲爭議,最近台灣媒體又報道,勞保、公保、軍保都有破產之虞,接着就討論到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終慰問金和優惠存款利息,問題後來更進一步提到公立大學退休教授轉職私立大學兼領雙薪的事情上,然後又更進一步討論到有關社會正義的議題,最後再把所謂世代剝奪的大帽子往上一戴,這就形成了階級性和制度性的剝削問題。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氣。
談到社會正義,最新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指出,在當前全球化的情況下,社會向上流動的僵固情形及貧富懸殊的擴大確實是有惡化的現象,世界各國莫不如此。筆者同意,任何一個政府都有責任採取相應的財政、税收、金融、教育及社會福利政策來改善這種情形。給年青一代一個公平合理的發展機會,這是年長仍然在職者的一種責任,如果不能做到就是失職,但問題是要如何做才能解決問題。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確實是台灣當前的寫照,但是正如《經濟學人》所説,可容忍程度內的不均(inequality)可以是個激發個人上進、創新的一種動力,而適當的精英主義(meritocracy)只要不形成制度性的歧視,沒有不公平的人為操控,它對社會發展也有正面的意義,因為齊頭式的平等只會造成平等的錯覺和假象,讓更多人缺乏上進的動力與驅力,最終反而會讓社會成為一潭死水、發展停滯,最後大家都要受害。
就以目前甚囂塵上的台灣公立大學教授退休後轉任私大為例,首先,這基本上是一個法律問題,其中牽涉到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的問題。如果領有退休金的人都不能再尋求事業的第二春,那麼台灣所有軍警公教退休後再度就業的人,不管是去擔任保安,或是拉保險、開計程車、到餐廳打工豈不都應在禁止之列?否則豈不有歧視特定對象及人才之嫌?政府膽敢如此,保證有打不完的憲法官司。
其次,在台灣少子化日漸嚴重,部分大學招生已然不足的情況下,提早退職教授如果不是學有專精,在學術及社會上有相當的知名度,也未必就能再找到工作,他們其實也可以堅持工作到合法退休年齡,但這樣只會讓公立學校更難引進新人,而他們提早退休後所騰出來的空缺則可以引進已在私立大學歷練,逐漸成熟的新人。這對公、私立大學、學生及轉職教授其實都是一個雙贏、多贏的最佳結果,結果現在反倒成了不公不義的行為。
筆者曾在公職及學界服務多年,深知許多人和政客在經濟上打着自由化、民營化,政治上打着民主與人權的幌子,其實幹的都是一些吃幹抹淨,見不得人的勾當。表面上,自由化、民營化的市場競爭當然好過吃大鍋飯,沒有效率的國營企業,但這些人早就磨刀霍霍地等在一旁,準備上下其手地搶奪資源;同樣的,許多人表面打着民主人權的正義招牌,乾的卻盡是黨同閥異、奪權鬥爭的無恥情事。
民進黨意在擴大階級對立
仔細分析起來,許多政治人物其實是在利用當前的爭議問題來攫取個人和政黨的政治利益。再以退職軍公教人員的年終慰問金為例,民進黨表面上打的是社會正義,實際上則是要擴大社會階級對立,這樣既打擊了藍營的士氣,又增加藍營支持者對馬政府不敢堅持己見的不滿,遂而一箭雙鵰地爭取到一般選民的認同。民進黨的做法穩贏不輸,國民黨又吃了一記悶棍,有苦還説不出。
針對當前各國普遍面對的困境,《經濟學人》開出的藥方是,鎖定目標、鼓勵競爭、推動改革,政府大小並不重要,而是要能解決問題。政經改革的目標不是要懲罰富人及精英份子,而是要讓税制更為公平合理,政府尤其應該加強對窮人及青年的協助,但這並不表示應該採取擴大福利的政策,而是要透過教育及訓練,讓那些低所得者及正在起步的青年朋友,有更多的機會能夠正常的往上流動。
傳統上,兩岸中國人多半透過教育脱貧解困、向上攀爬社會階梯,而改善各級學校的師資,推動職業教育訓練,增加青年人的就業機會,吸引製造業台商返台,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多管齊下的目的就是要給青年人及弱勢民眾一個希望,避免貧窮成為世襲。開錯藥方吃錯藥、頭痛醫腳或腳痛醫頭的結果,都將使台灣付出重大的代價,反智的民粹做法只會讓台灣更加沉淪,主其事者可不慎乎?
話雖如此,但在台灣當前這種民粹當道,反智引為時尚,政客競相喊價的社會里,一切問題都失去了合理討論的空間。一句合法,但不合情、不合理的講法就要逼人就範,如果為了表面的社會正義就可以置現行法律規範於不顧,這樣雖可滿足部分人一時的情緒訴求,但這樣下去台灣將更缺乏競爭力、人才出走只會更快,到那時候,大家一起向下沉淪,台灣真會淪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難道有黴也要大家一起倒?
(作者是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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