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扁平化結構-寒竹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社會三十幾年來持續的高速發展都是當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根據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全球語言監測”（The Global Language Monitor）的媒體分析機構在2009年底底發佈的全球媒體（包括平面和網絡媒體）的調查統計報告，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崛起為一個經濟大國”成為全球閲讀量最大的新聞，遠遠超過了伊拉克戰爭、9·11恐怖襲擊等熱門新聞。而隨着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而躍居世界第二，全球對中國的關注越來越多。中國經濟會在今後的幾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成了西方各國學術界和媒體界的一個熱門話題。
但是，在西方國家高度關注中國發展的背後，是一系列的疑問和困惑。中國的經濟在過去三十幾年間為什麼能夠如此高速的發展？發展的動力為何？是自由市場造就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嗎？世界上自由市場制度遠比中國成熟和完善得多的國家不計其數，為什麼這些自由市場國家的發展遠遠不如中國呢？是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勢在推動中國高速發展嗎？前蘇聯和東歐過去的政府不能説不夠強勢，為什麼經濟發展卻仍然不如中國呢？是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工吸引了全球的資本和技術嗎？世界上勞動力價格低於中國的國家也不在少數，為何唯有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呢？
比在經濟領域更讓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為什麼中國在上個世紀中葉建立了跟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類似的政治制度，但在世紀末卻沒有跟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道崩潰？1989年後，斷言中國政府崩潰的預言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從三個月到半年，再到1年、5年或10年。但是，一直到一些預言中國崩潰論的人離開這個世界時，中國仍然毫無崩潰的跡象。如果説，中國免於崩潰的原因，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拋棄前蘇聯模式而走上了跟東亞四小龍類似的市場化道路，那麼為什麼經歷了二十多年市場化的中國並沒有像四小龍那樣在政治上與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接軌？自由市場必然產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一理論難道不適合於中國嗎？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特殊力量，能夠使它既堅守社會主義立場，又不至於像蘇東諸國那樣崩潰？既全面接受自由市場，但又為什麼可以拒絕西方政治制度而不倒？
對於西方國家許多政界和學界的人來説，中國今天的確是太讓人感到困惑。無論是按照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或新舊保守主義理論，還是按照傳統共產主義理論或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都難以解釋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其實，西方世界的這個“中國之謎”並非產生於今天。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就感覺到了現代中國發展的不可思議性。一個有着兩千多年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為什麼會狂熱擁抱蘇俄的共產主義？當時的美國政界圍繞着“為什麼會失去中國”這個問題從各個方面進行了檢討和反思，但始終沒有找到能有説服力的答案。半個多世紀以來，舊的困惑沒有解開，而最近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又增加了新的困惑。
現有的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們並未透視到事物現象背後的本質。關於中國問題產生各種困惑最根本的原因在於，許多人並未真正瞭解到今日之中國的種種現象是基於一種跟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態。文明這個概念究其深度和廣度而言，都遠遠超過國家這個概念。今天中國社會與西方的差別，不是表面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別。自由市場、普遍選舉、多黨政治、政府分權等等，這些制度層面的東西不過是文明形態的外部表現。中西方社會差異的根源不在於制度，而在於文明。要理解今天中國的現狀，必須要首先了解中國文明的扁平化結構和平民主義的核心。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國家，西方自近代以來就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語言來解釋這個從未中斷的古老文明。而中國在鴉片戰爭戰敗以後，許多中國的學者也一直在試圖套用西方的各種理論來解釋中國自身的歷史。於是，一些原本基於對西方社會觀察而產生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問題研究中氾濫。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皇權主義、奴隸社會、漫長的封建社會、官僚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概念，像標籤一樣貼在了中國社會上面。無論是西方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或者各種各樣的新老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還是在用西方文明的框架來解讀中國社會。在這些各式各樣界定中國社會的西方理論背後，有一個形而上學的預設，這就是世界各國的歷史儘管各有其特點，但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歷史階段，而且未來也都必然向同一個歷史目標演進。這種普世理論和歷史決定論跟一神論宗教類似，帶有強烈的普世論和目的論色彩。如果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囿於這種形而上學或神學的假設，人們將永遠無法實事求是地瞭解中國社會的本來面貌，也無法判斷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論。弗朗西斯·福山在他去年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坦承，西方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基本是以西方發展作為標準來探索為何其他文明未能走西方國家之路，而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則反其道而行之，是把中國作為國家形成的範本，進而探索為何其他文明未走中國之路。在福山看來，現代國家的元素是最早出現在公元前三世紀的中國，儘管中國從未建立起法治和責任制政府。讓福山感到慶幸的是，西方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責任政府。但是，福山的觀點跟大多數經典理論一樣，更多的是從政治層面來理解秦王朝的建立，而沒有進一步探索社會制度背後的文明基因。
按照湯因比的分類，中國文明屬於世界上的原生態文明之一，也是亞洲輻射力最強的文明。但湯因比對中華文明的研究大多為描述性的，究竟何為中華文明的本質？湯因比並未作出明確的界定和論述。不過，一般中國傳統學者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學者的經典理論來理解中華文明。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註疏：“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戰國策》中的《武靈王平晝間居》也講到：“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中國政府最近幾年製作了一部大型紀錄片《中華文明》，從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開始，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這部紀錄片也按照儒家的傳統把中華文明的核心界定為“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認為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是獨特的道德禮儀。由於中國從古代一直到現在的一致説法，西方大部分學者也大都把儒學的禮儀教化視為中華文明的核心。今天我們這個中西方文明的研討會在石溪大學的孔子學院舉行，也從某個方面説明了西方學界對中華文明的基本看法。
但是，用兩千多年前儒學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範來界定中華文明的本質是不確切的。首先，修身養性的品德和道德規範只是文明的一個部分，而非文明的基礎和本質。一個文明的本質和核心必須要在它的社會結構中去尋找，找到決定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第二，一個文明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而形成以後也不可能固化不變。所以，要理解中華文明，必須要從一個歷史的、動態的過程來理解。
本文以為，中華文明大致孕育於春秋戰國之際，定型於秦漢兩代。而後經過隋唐兩代的完善和強化而達到古代文明的巔峯。晚清以降，中華古代文明遭到慘痛失敗，但最終沒有像拜占庭帝國那樣毀滅，在二十世紀一系列激烈的社會革命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國文明。在構成今天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有五個重要的歷史變革或制度生成形成了今天中華文明的扁平化形態。其中前四個因素塑造出中國古代文明，第五個因素則把中華古代文明納入了現代文明的軌道。貫穿這五個歷史變革的核心精神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平民主義。這五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與發展是：一、春秋戰國時的土地私有化運動；二、析產繼承製度的形成；三、郡縣制的形成；四、科舉制的形成；五、二十世紀的平民建國運動。
一、土地私有化導致人員流動和土地流轉
大約從公元前600年前後開始，中國社會由於內部頻繁的戰爭而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平民運動，這場平民運動最終導致井田制和傳統血緣等級制的崩潰。“井田”一詞 ，最早見於《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裏，名曰井田。”據説夏代曾實行過井田制，商、周兩代的井田制是承襲夏制而來。但是，井田制的鼎盛期是在西周。周武王伐紂後的分封諸侯，周公分封71國，其中53國都是姬姓氏族。全國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種諸侯，再下面是附庸。周朝的井田制，主要是作為各層封建諸侯的俸祿等級單位，同時也作為控制庶民的計算單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準買賣，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關係去繼承。
從社會結構上看，井田制是西周封建制的基礎，每一級分封的諸侯都以授封的土地為爵位和經濟收益的基礎。要維繫這種層層分封的等級制度，土地一定不能夠進入市場買賣，因為一旦土地成為商品進入市場，各級擁有采邑的諸侯必定在市場中分化，最後一些貴族將會失去土地而無法在經濟上自立，整個西周封建制必將崩潰。
但是大約從公元前600年前後的春秋時期開始，各個諸侯國之間開始出現頻繁的戰爭爭奪土地。各個封建貴族的土地雖然不能進入市場買賣，但對土地進行武力爭奪仍然引起封建貴族的分化。一些武力強大的諸侯土地越來越多，而在戰爭中失敗的諸侯則逐漸喪失自己的祖傳的土地。與此同時，鐵器的使用和耕牛的推廣使得生產力大幅度提高，許多貴族開始在井田之外開墾荒地以種植糧食，私田開始大量出現。由於戰爭導致的土地兼併和井田外荒地的大量開墾，各個諸侯國原有的税收制度開始失效。舊的税收制度是按井田徵收田賦，貴族通過戰爭搶奪的土地和井田外開墾的私田都可以不用繳納田賦。在這種情況，各國開始變革土地制度。公元前594年（魯宣公15年）魯國宣佈實行“初税畝”，向每户實際耕作的田畝進行徵税，不管公田和私田。這樣一來，實際上是承認了土地私有和買賣兼併的合法性。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國變法，“廢井田，開阡陌”。至此，井田制基本退出歷史舞台，土地私有在中國正式法律化。這種土地私有化的制度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共主政時期的合作化運動前夕。
土地私有化直接導致公、侯、伯、子、男的層層分封制度的瓦解，人員的流動和土地的流轉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封建貴族和平民之間原來無法逾越的界限被土地的自由買賣所瓦解。這預示着中國開始從一個梯田式層層分封的貴族社會向無貴賤之分的平民社會過度。
二、析產繼承製度對豪門貴族的瓦解
層層分封的貴族社會除了土地世襲而不能買賣以外，還有一個重要支柱，這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幾乎所有經歷過王權和貴族的社會都出現過嫡長子繼承製。所謂嫡長子繼承製，即王位和財產必須由嫡長子繼承。《春秋·公羊傳》講的：“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可以説是對嫡長子繼承製最好的概括。
嫡長子繼承製有兩個基本的社會功用。第一，嫡長子繼承製給君主國家王室的世代交替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剛性的繼承製度，避免了兄弟、親戚之間的紛爭。事實上，嫡長子繼承製也是君主制國家經過許多骨肉相殘的慘痛教訓而不得已的選擇。王位的繼承人必須自己的嫡親長子，不管他是否賢能；王位的繼承人都是自己嫡親的兒子，如果不是同一個母親所生，即使王后的兒子不如妃嬪的兒子年長，也必須立王后的兒子為王位繼承人。
嫡長子繼承製的第二個社會功能是保證貴族世家能夠代代相傳而不至於因均分土地財產而家道中落。英國貴族之所以能夠延續一千多年，嫡長子繼承製是一個根本保證。如果實行子女財產均分的析產繼承製，任何一個豪門貴族都可能在分家三代後淪為普通百姓。
在日耳曼語系的國家，尤其是英國，嫡長子繼承製同時兼有上述兩個功用。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也實行嫡長子繼承製，雖然昭和22年的民法廢止嫡長子繼承製，但在民間仍有強大傳統。
但是，在中國，嫡長子繼承製僅侷限在君主的王位繼承的宮廷範圍，在民間社會基本沒有影響。中國商周兩代都實行井田制，受井田制的均田思想影響很深，因而財產實行諸子平等均分。根據謝維揚博士的考證，周代的庶民家庭多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這説明民間普通家庭已有分家。《管子·問篇》中講的“餘子父母存而不養出離者幾何人”西漢經學家劉向注：“出離，謂父母在分居也”子女在父母健在時因結婚而分家的情形已經非常普遍。
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商鞅在秦國變法而頒佈《分異令》，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史記·商君列傳》）結果導致秦國“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新書》卷三《時變》）從這個時候起，中國民間社會的家庭財產繼承基本形成析產製度，嫡長子繼承製只侷限於王室的王位繼承和官宦人家的爵位繼承。由於郡縣制後，政府官員大都是君主任命的官僚，官府職位的也無法繼承，爵位繼承基本成為一個並無實利的名譽。
到了漢代，中國在財產繼承上採取諸子均分的形式，同時規定女子也有遺產的繼承權利，這種平等色彩濃厚的繼承法在各國古代都很少見。到了宋代，遺產繼承進一步平等化，已經出嫁的婦女和非婚的私生子都可以合法繼承一部分家產。
中國古代的析產繼承製可能是古代各國中最具平等精神的財產繼承製度。這一制度最大的功用是導致中國社會的豪門大户富不過三代。由於實行子女均分家產的繼承製度，任何一家非皇室的大户，無論是鉅商富賈還是朝廷命官的家庭，很少能夠興旺過三代。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中國正是再尋常不過。這跟強調保存貴族血脈的日耳曼中古文明有很大差別。
三、郡縣制瓦解了貴族政治
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聽從丞相李斯的建議，廢分封，行郡縣，把全國分為三十六郡，郡以下為縣，開創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弗朗西斯·福山把秦王朝視為現代國家的始作俑者。但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並非秦王嬴政和丞相李斯主觀意念的產物，而是過去三百多年平民運動的結果。
大約從公元前600年前後開始，中國社會由於內部頻繁的戰爭而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平民運動，這場平民運動最終導致井田制和傳統血緣等級制的崩潰。到了戰國後期，各個諸侯國無不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以適應這場難以阻擋的平民運動，到秦王朝統一中國前，具有官僚機構性質的郡縣已經在各個諸侯國普遍出現，傳統世卿世祿的血緣等級社會已經開始逐步向平民社會轉化。從戰國時期郡縣制的萌芽與發展看，秦王朝在公元前226年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國家不過是過去三百年平民運動的一個結果。即使不是由經歷過商鞅變法的秦國來統一中國，而是由其他的諸侯大國來統一中國，也不可避免地會實行科層化的郡縣制度。
事實上，在戰國七雄中，其餘六國的中央集權化和官僚化進程並不比秦國晚。七國中楚國率先創立縣一級國家政權。跟傳統分封的采邑不同，縣一級國家政權的長官是“尹”，而“尹”只能由國君派遣，不能世襲。隸屬於中央的縣級地方政府的出現，意味着國王行政權力的擴大和官僚制度開始形成。到了戰國後期，楚國境內已出現了大量由國王直接任命長官的郡和縣，國家權力開始向楚王集中。根據明代董説撰寫的《七國考》，楚國的官職已有91種，其中很多都不是由世襲貴族擔任。（《七國考.職官》）楚國的縣制形成後，秦、趙、韓、魏、齊、燕都開始仿效。秦王朝統一中國後實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不過是集六國郡縣制度之大成，而非秦王朝首創。正是由於郡縣制在中國早已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儘管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郡縣官僚制卻一直延續下來，時至今日，中國的國家結構仍未脱離郡縣制的框架。
在中國歷史上，秦王朝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郡縣制是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此前，土地私有化的出現和庶民的析產繼承製度已經把中國民間社會逐漸演變為一個富不過三代、難有豪門大户的平民社會，而郡縣制的出現則進一步把平民的流動性擴展到政府的結構，一種理性化的國家管理組織結構開始出現。至此，中國從西周傳下來的傳統世卿世祿的血緣等級社會終於消亡，平民社會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一個扁平化的文明形態基本形成。
反觀西方社會，基於血緣的等級制度有着悠久的歷史，這種等級模式一直延續到18、19世紀。在19世紀初的反法同盟中，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都是血緣等級制度，整個社會仍像一個梯田式的多層結構，各個階層各就各位，各司其職，而君主與貴族居於社會的頂端。後來這種血緣等級制度雖然讓位於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但依財產多寡而形成的分層結構仍然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框架。
四、科舉制度成為官僚制度的支柱
相對於貴族等級制度，科層化的官僚制度要複雜得多，這尤其體現在官員的選拔上。貴族制度以世襲的方式把確定國家統治者和管理者的問題簡單化、清晰化。貴族中公、侯、伯、子、男爵位的延續只需按照嫡長子繼承製度進行即可。但官僚制度下的官員選拔和任命是在整個社會中進行，普通民眾都有可能成為為官員的候選人。如何才能把社會中有才有德的人放到合適的官位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秦漢兩代的官吏選任主要有“察舉”與“徵辟”兩種形式。所謂“察舉”，是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級官吏通過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幹出眾的人才推薦給朝廷，經過朝廷的專門考核，然後授予官職。所謂“徵辟”，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皇帝徵召稱“徵”，官府徵召稱“闢”。這套官員選拔制度顯然比憑血緣關係繼承官位更能把優秀人才送上政府的各個部門。
但是，無論“察舉”還是“徵辟”都缺乏一種統一的、客觀的選拔標準，無論是皇帝還是高級官員在“察舉”與“徵辟”難免會受個人主觀偏好和私利的影響。所以到了魏晉南北朝，形成了有利於門閥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如果任由門閥士族擴張壯大，血緣等級制度則有可能死灰復燃。到了隋代，為了防止門閥士族坐大，有着更為明確、公開和透明的科舉制度應運而生。
587年，隋文帝命令各州郡推薦三人應考“秀才”；公元605年，隋煬帝設進士科取士，中國的科舉制度正式形成，開始給整個官僚制度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到這個時候，中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官僚制度才算有了持續發展的穩固支柱。
以上四個基本歷史事件構成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核心基礎。土地私有化摧毀了由血緣和等級壟斷土地的基礎，導致社會成員全國性的流動和土地的自由流轉；析產繼承製決定了中國社會難以形成能夠獨霸一方的地方豪強，社會難以形成固化的等級；郡縣制把平民的流動性引入官場，官職由君主任命而無法世襲，貴族政治傳統退了歷史舞台；最後，科舉制設定了平民進入國家管理部門的普遍統一標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中國古代社會一個常態。這四個歷史發展中的變革一步步把中華古文明塑造為一種獨特的扁平化形態，平民主義成了這個扁平化文明最根本的特徵。
五、剛性的平民制度和軟性等級觀念
如果把中國的中古文明與西方的中古文明相比，二者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中國是一個平民主義強烈的扁平化社會，而西方則是一個貴族意識強烈的等級社會。前者的模型猶如一張平攤的大餅，後者猶如一座金字塔形的梯田。就一個社會的活力和公平而言，扁平化社會顯然有更多的優勢。但是，扁平化社會最大的問題在於難以形成穩固的社會秩序。
在工業革命以前，在現代法治社會出現以前，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等級，沒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的成員很難有敬畏之心和服從觀念，社會難免走向混亂和崩潰。所以，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都曾出現過不同形式的等級社會，因為等級制度可以從某種意義上維繫社會的基本秩序和穩定。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等級劃分，西歐的中世紀文明主要是依賴於封建領主與農奴之間的等級劃分和封建領主內部的層層分封。從這個意義上説，在前工業時代，等級和等級觀念的存在有其重要的積極意義。等級制度雖然缺乏公正和活力，但它至少暫時地維繫了社會的穩定，否則整個社會將陷入混亂。
但是，上面談到的四個重要的社會變革已經讓貴族等級制度退出了中國社會，那麼如何在一個沒有等級的農耕社會樹立起敬畏之心和服從觀念成了中國古代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這正是中國儒學產生的根源。很多人忽視了，維護和倡導尊卑有序的儒學並非產生於血緣等級社會的鼎盛期，而是產生於貴族等級制度崩潰、平民主義興起的時期，即孔子所講的“禮崩樂壞”的時期。所以，儒學當時的任務並不是要在未來建立一個貴族等級社會，也不是要為現存的貴族等級社會做論證和辯護，而是要給貴族制度已經崩潰的平民社會提供一套等級觀念來防止社會的混亂和崩潰。換一句説，儒學是要用軟性的等級觀念給剛性的平民社會提供一套穩定機制，而不是在給剛性的貴族等級制度開拓道路，這是我們理解儒學本質的關鍵。
秦王朝只看到了扁平化社會帶來的公平與效率，相信只要用剛性的制度和暴力把這種平民社會固化即可。但秦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意識到一個社會必須要有敬畏之心和服從觀念。如果平民社會的剛性制度無法產生敬畏之心和服從觀念，那麼就必須要有一套軟性的等級觀念來讓民眾產生敬畏之心和服從觀念。剛性的平民制度和軟性的等級觀念是一個扁平化平民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個支柱。但是，秦王朝只建立了一個支柱，只有剛性的平民制度，只有法家嚴刑峻法，沒有儒家的軟性等級觀念，結果歷時15年就被推翻。
漢朝統治者正是總結了秦王朝覆滅的歷史經驗，在承繼了秦王朝的基本制度後，提出獨尊儒術，用儒家的軟性等級觀念來維繫在制度上沒有尊卑貴賤的齊民社會。正從漢代開始，中國社會形成了剛性的平民制度和軟性等級觀念的兩個支柱，這種相對穩定的模式一直延續到清王朝被推翻。所以，我們切勿把儒家的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學説看成是中國兩千多年社會現實的反映，而應該把這種學説看成是對一個缺乏封建主義傳統、缺乏社會分層與自治的扁平化社會的一種糾正與平衡。
遺憾的是，關於儒學本質與功用一直被中西學界的主流所誤解。人們常常直接拿儒家的經典學説來理解中國的古代社會，把儒學對西周封建文化的懷念誤解為兩千多年中國平民社會的現實，把儒家文化宣揚的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觀念看成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現實，由於這種誤解，中華文明被誤讀為一個等級森嚴的東方專制社會，而血緣等級制度持續了兩千多年的西方文明反被解讀為一個崇尚平等的社會。對中西方文明差異的誤解莫過於此！
六、二十世紀的平民建國運動
自秦漢以降，中國社會是君主和平民的二元結構，並無貴族和僧侶這樣的中間階層橫隔在君主和平民之間。雖然龐大的官僚機器在中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從本質上看，官僚集團實際上是平民社會的一部分，是通過科舉制度形成的平民上層統治集團。這個統治集團遠遠不能像歐洲貴族集團那樣憑藉自身的世襲權威對君主形成強有力的制約。在中國這樣沒有貴族和僧侶集團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國家，一旦帝制終結，社會將不可避免地被平民革命席捲。因為帝制終結後，上層社會失去了皇權的支撐而缺乏合法性，平等成了社會的道德制高點。如果國家統治者不能讓社會處於相對平等的狀態，統治者就很容易喪失合法性而引起下層民眾的起義。而平民革命具有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只要社會還有不平等，就有人會熱衷於革命，革命一直會持續到社會接近於最大程度的平等為止。
中國具有很悠久的歷史文明，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非常短。西方一般有兩三百年的歷史，而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實際上只有幾十年的歷史。嚴格説來，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是從1949年算起。此前的中國並不算是一個真正的現代主權國家。在國際舞台上，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都沒有真正實現過國家主權。一直到1949年，外國的軍艦還可以在中國的內河裏航行，外國政府還在中國擁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裁判權。在國家內部，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國家權力從未深入到社會基層，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地區。所以，儘管有中華民國的稱號，1949年以前的中國並非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並不是國共兩黨的政權更替，而是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奪得了現代建國的權力。
由於中國的現代建國是以平民革命的形式完成，這種現代建國具有強烈的平民色彩。這一點與西方近代建國的情形大不一樣。西方有貴族建國，或者是由有產階級或資產階級革命建國，但無論何種形式，都不是赤貧的底層民眾建國。而中國的現代建國，是一個以底層社會最窮困的人作為革命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這個國家的建國精神，其實就是傳統的“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在這種通過平分土地來建立政權的建國過程中，強烈的平等觀念積澱在每個人的心中而成為一種傳統。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中葉的平民建國深刻地改變了中華文明，這一點只需要比較中國大陸社會與港台社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1949年建政後，不僅全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平民政治文化，而且進一步把平民觀念推向頂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執政黨把西方共產主義理論中的平均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平民文化結合起來，進一步把中國社會扁平化。這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法律上嚴格禁止農民自由買賣土地。如前所述，土地的自由流轉曾經是摧毀春秋戰國時期貴族等級制度最強大的社會運動。但是，土地一旦私有化而進入市場，土地兼併將不可避免，這樣將不可避免地在扁平化的社會再次形成不同的階層，最後喪失土地的農民將再次走上均分土地的武裝起義之路。中國歷朝歷代的崩潰都和土地兼併有直接的關係。鑑於這個原因，中共建政後一直把防止土地兼併和防止社會分化作為一個基本國策。無論是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還是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制都遵循了這個基本國策。即使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在上個世紀形成的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仍然在民間有巨大的影響，這一點跟沒有經歷過平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港台地區華人社會有巨大差別。七、扁平化平民社會的優勢與弊端
如前所述，今天中國社會與西方的差別，不是表面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差別。自由市場、普遍選舉、多黨政治、政府分權等等，這些經濟政治層面的東西不過是文明形態的外部表現。中西方社會差異的根源不在於制度，而在於文明。從文明形態上看，中國是一個扁平化的社會，西方是一個多層次的梯田式社會。
在西方漫長的文明中，血緣等級制度佔了相當長的時間。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度到中世紀的封建貴族制度，等級制度持續了兩千多年。西方在經過了近代啓蒙運動和一系列社會革命後，血緣等級制度退出歷史舞台，等級觀念也逐漸消退。但是社會各個階層各就各位的狀態仍然基本維持，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仍然共存而相安無事。普通民眾對社會貧富差異的承受度遠遠高於中國人，這種社會的穩定性很高，很難爆發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但這也造成西方大多數國家安於現狀而缺乏足夠的活力，這一點在歐洲已經暴露得很明顯。
而中國的血緣等級制度從西周末年就開始崩潰，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統一中國，血緣等級制度基本上壽終正寢。所以，等級社會文化在中國沒有留下什麼痕跡。而經過1949年平民建國以後，平民主義在中國進一步強化。從一定意義上説，中國人是世界上平等意識最強的民族。但是，平民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使中國在全球競爭中表現出巨大的優勢，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社會很難處於一種穩定狀態。
對於現代中國來説，平民主義最大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和不斷維持社會的流動性。
中國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讓相當多的國內外人士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西方的自由市場和國家主義顯然都無法解釋這個當代奇蹟。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就在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平民主義性質。這種平民社會最重要的特點是，社會運轉和發展具有全民總投入的特點。無論是戰爭還是經濟建設，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生活消費，中國社會都具有全民總投入的特點。中國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近三十年來的經濟市場化，都具有全民總投入的性質。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全民革命、全民皆兵、全民政治鬥爭、全民經商構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風景線，幾億或十幾億中國人從一個方向湧向另一個方向，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在最近中國的國慶黃金週中，大約有3.62億的人外出旅遊，在高速公路上流動的人數超過美國全國人口。這種全民總投入的現象實為中國所獨有。
平民主義在社會生活中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不甘於比其他人低下，儘可能追趕跑在自己前面的人是幾乎每一箇中國人的心理狀態。正是這種全民都不甘落後他人的社會文化心理使得中國社會始終保持一種強大的活力。中國發端於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經濟上放開了普通民眾的手腳，打開了市場經濟的閥門，中國人發財致富的慾望頓時爆發出來。在中國，即使在最貧困的地區，人們都有一種強烈的發財致富、改變命運的慾望。不甘落後、向富人看齊、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義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如果我們把中國落後貧窮地區的民眾與美國貧民區的民眾加以比較，可以看到，中國貧窮地區的物資生活可能比美國大城市貧民區的物質生活更加匱乏，但是中國貧窮地區的民眾遠比美國貧民區的民眾有更有進取心，更有強烈改變自己命運和發財致富的慾望。
所以，對中國社會今日之高速發展無需做更多政治、經濟方面的解釋，更無需把中國今日之進步歸結為執政黨和政府的超人智慧。在秦漢之後的中國任何一個朝代，只要能夠均分土地，只要能夠維持和平時間50年，整個國家就可以從戰亂造成的赤貧狀態中迅速進入繁榮盛世。今天中國發展的成功不是得益於少數社會的精英設計和引導，而是得益於全體社會成員強烈的競爭與發展心理。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不是由少數社會精英在一個社會局部進行創新和開拓，而是十三億人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條件下以同樣的熱情和動力共同推動社會發展。中國執政黨在改革中種種政策不過是對全民競爭和地方競爭進行了及時合理的總結和推廣而已。
近二十年來，中國是世界上社會成員流動最快的國家。在中國的每一座城市裏，流動人口都在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這些流動人口並非只是農民工。今天，中國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絕大多數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平民。十年、二十年前，他們還是農民工，經過艱苦的奮鬥和積累，現在更多已經創業成為業主。
但是，一種扁平化的文明形態和過於強烈的平民觀念並非只有優勢。這種文明形態本身也存在着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直接影響着文明的質量和發展的持續性。如果不加以逐步的改造，這種文明很容易處於一種週期性的動盪之中。
首先，一個沒有社會分層的平民社會很容易導致權力的高度集中。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眼中，秦始皇就是暴君的代名詞，秦王朝就是暴政的代名詞。這種看法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影響。這種看法最大的錯誤就是忽略了平民社會的力量，簡單地把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視為秦王嬴政和李斯等人的個人行為。事實上，秦王朝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不過是平民運動的一個結果，不過是把六國在平民運動中形成的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和郡縣制完善化而已。
從社會結構上看，平民化的社會必然導致高度的中央集權。在一個缺乏分層的社會，在君主和平民之間並無貴族和僧侶的多層結構分權。社會呈現出一個君主/平民的二元結構。由於平民本身無法形成自治結構，最後國家權力都統歸於君主。從這個意義上講，平民社會必然導致中央集權。與平民社會相反，分層結構的封建社會意味着國家權力在不同的社會層次中分散，每一個階層都擁有一定的權力。“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正是這種分權結構的表現。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通常能夠從封建式的分權轉型為現代政治的分權模式，而中國社會由於兩千多年的平民結構和中央集權傳統，走向分權模式非常困難。
第二，在一個扁平化的平民社會，最大的政治問題在於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很難擁有足夠的合法性和權威。在分層式社會，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源於自身而非來自中央。傳統封建貴族的權威通常都是由自己的獨立武裝力量建立起來，而非由中央權威派出。所以貴族統治遠比郡縣制中的官僚統治更有權威性，非常容易形成地方自治。近代以來的西方地方政府大多是由中世紀的地方自治模式發展而來，權威和合法性都是來自地方社會本身，只有法國情況稍有例外。但是，扁平化的平民社會恰恰是以消滅封建等級制度和地方貴族的方式而產生，地方政府官員的合法性和權威只能來自中央而無法來自地方。平民社會通常會把公平和正義寄託於中央政府。在這麼一種中央/平民二元結構的扁平化社會中，很難有地方自治成長的空間，地方政府也很難有自己獨立的合法性與權威。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央政府常常把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政策失誤的替罪羊，而平民百姓常常把社會弊端解讀為地方政府背離了中央的委任。由於缺乏層層分權與制約，萬事寄託於中央成了這種扁平化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
第三，過度膨脹的平民主義很容易轉化為民粹主義。中國最近三十多年經濟高漲，但同時民粹主義也在高漲，這給社會帶來了很大隱患。由於中國社會缺乏等級文化傳統，也缺乏宗教傳統，社會主體人羣缺乏一種對法律和秩序的敬畏心。社會稍微出現一點問題，非常容易引起混亂或騷亂。當社會的混亂達到一定程度，中央政權必然產生出強人政治。
第四，平民主義過度強大的另一個弊端是難以產生精英文化。在上個世紀平民文化和民粹主義發展到頂點時，中國曾一度取消了軍隊的軍銜制，工廠的廠長負責制，到文革後期，甚至對工人的工資等級都發出質疑。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雖然市場經濟不斷地製造着社會分化，但今天的中國社會在基本心態上還是一個扁平化的大眾社會。由於社會的平民心態，中國的工業產品和精神文化都是徘徊在中低端領域。在高端的工業生產和精神文化領域，目前還很難看到中國的影響力。過度的平民主義使得中國的產業升級非常困難，社會難以產生真正的精英文化。
綜上所述，今天的中國文明是經歷了兩千多年才逐漸形成的，其間發生了五次重要變革：土地私有化運動、析產繼承製度的形成、郡縣制的形成、科舉制的形成、二十世紀的平民建國運動。這五個因素把中國塑造為一個扁平化的平民社會。中國社會巨大的發展活力和能量是其他分層式社會難以理解，也難以模仿和學習的。中國今天的取得巨大成功歸根到底是由這個文明的基因決定的，但同時，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風險與困境也與這個扁平化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中國文明這種特點註定了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道路是獨特的。中國很難移植其他國家的模式，而其他國家也很難重複中國的道路。無論中國發生何種革命或變革，中國的道路都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