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是“自廢武功”-梅新育
中國經濟的前景是硬着陸還是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在去年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紛紛出現劇烈波動、海內外金融市場上唱空中國之聲上升、而林毅夫堅稱相信中國將繼續高速增長20年的背景下，這個話題分外引人矚目。
其實，在財政、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等各個方面，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要好得多，許多被指為中國經濟弱點的特徵實際上恰恰是中國的優勢之所在，或是過於誇大其詞。
在這個社會分化、輿論壓力對決策和執行影響上升的當下，真正能夠打斷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勢頭的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因素，而是社會上自廢武功的思潮與做法。而這種自廢武功的思潮和做法如果登峯造極，未必沒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為重大社會動亂，從而令建國前的二十餘年血戰、建國以來六十餘年的建設之功徹底夭折。
中國經濟過度外向。印度等國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優於中國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這些説法確實流傳廣泛，人們指責中國外貿長期保持高於GDP的增速和過高的貿易順差壓縮了宏觀調控空間，令外部消費者受益甚多而肥水外流，等等。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以至於標準普爾6月11日警告將把印度評級進一步下調到垃圾級後，印度議員撒羅爾當天就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撰文，再度重申這個神話，並聲稱中國經濟因此對外部衝擊更為敏感。
其實，深究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並不像有人所説的那麼依賴出口拉動，2000至2011年間，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4年達到兩位數，最高位22.8%(2005年)，在2001、2009、2011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當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都是負數(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2》，第37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
相信持續的城市化等進程還將為中國繼續創造巨大的內需。而且，中國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由此而來的持續貿易順差對中國宏觀經濟穩定性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在國內外經濟景氣之時，人們大可以享受這些貢獻而毫無感覺。但到國內經濟風險驟然上升、全球經濟增長陡然失速之際，保持外貿穩定增長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外貿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直接創造了多少就業、貢獻了多少GDP，因為在貿易順差減少的年份裏，外貿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是負數;但穩定增長的外貿在這時能夠為旨在“保增長”的宏觀調控措施創造實施的前提條件，無論是降息還是大規模“鐵公基”基礎設施投資。比較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印兩國在“保增長”和“抑通脹”之間取捨主動權的巨大差異，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中國人口老化因而註定將被擁有巨大人口紅利的印度等國後來居上?中國確實存在人口老化壓力，有必要適度放鬆計劃生育管制，但中國正在力圖趕超的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口老化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力圖趕超中國的印度所謂“人口紅利”不過是個神話。在主要人口和經濟大國、主要新興市場中，印度之所以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重最低，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印度人口結構優化的表現，而是印度社會醫療保健水平較低、人民健康程度較差的結果。
2006年，論出生時預期壽命，世界平均水平為68.2歲，中國為72歲，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分別為70.8歲、70.2歲、71.4歲、68.2歲、75歲，而印度只有64.5歲。(世界銀行數據庫，轉引自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鑑—2009》，第108、232、233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
出生時預期壽命根本就達不到65歲，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重最低何足為奇?又何能視為優勢?許多人把這麼個結果稱為“印度人口紅利”是十足的誤讀。基礎教育極端落後的缺陷更令印度所謂“人口紅利”只能是鏡花水月，而且，基礎教育極端落後而少數精英高等教育發達，只能進一步固定這個社會的兩極分化和階層鴻溝，進而埋下社會矛盾的禍根。
經濟基本面因素並不足以讓中國經濟硬着陸，國內產業、經濟發展輿論環境的惡化卻完全有可能讓我們自廢武功。自主創新先進製造業對於中國經濟突圍和可持續發展的意義眾所周知，但從高鐵到其他自主創新先進製造業，近年來已經不止一次遭受來自國內的不公正圍攻。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出於經濟利益爭奪動機，有些是出於政治化動機，有些是出於缺乏相關知識且思維片面，如某些輿論抨擊的佔地問題，其實，開展其他建設、採用其他交通工具也一樣要佔地，而且要實現同樣的運量，高速公路等佔地比高鐵更多;有些則純屬惡意攻擊誹謗，而網絡空間的某些特點又放大了惡意攻擊誹謗的影響。
高鐵等自主創新先進製造業遭遇國內非理性圍攻，重要根源之一是盲目崇洋心態，正是這種心態導致許多人盲目低估甚或完全無視我們自己的成就，盲目高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水平，有時候甚至乾脆無中生有地抹黑我們自己的成就。
中國高鐵
中國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要想成功，離不開理性的社會輿論環境，我們的社會輿論需要給予探索者們以足夠的寬容，准許不完美，准許失敗。同樣是出於這種盲目崇洋心態，某些人、特別是一些掌握着一定話語權力的人對中國和西方探索中的失敗表現出了雙重標準：一邊就喬布斯等西方企業家成長過程中的失敗經歷而大肆褒揚西方社會“寬容失敗”、“鼓勵創新”，一邊對我們自己產業探索中的挫折不遺餘力地攻擊，乃至誹謗抹黑。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能夠成就霸業，大將孟明視居功甚偉，是他擊敗了前霸主晉國，從而威震天下。但孟明視在最終獲勝之前曾兩敗於晉軍手下，一次聽任晉軍進犯而不發兵抵禦。秦穆公左右在孟明視第一次戰敗時就主張判處這個喪師辱國的敗將死刑，是秦穆公力排眾議寬恕了他，自己承擔了戰敗的全部責任，從而在史冊之上留下了知人善任的美談。今天，對於我們自主創新產業的開拓者們，我們是否也該寬容些呢?
與此同時，由於現代產業佈局特點、市場化媒體經營機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片面、通常不符合事實的所謂“消費者權益”主張得以興起，並往往佔據輿論上風，深刻改變着中國新興產業及其發展政策的環境。特別是在媒體市場化等趨勢下，較小的高收入階層對他們理應承擔的某些較高成本的怨言有可能被誤讀為大多數居民的利益受到了真實的損害，並被成百倍地放大，從而令本來着眼於國家整體、長遠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種非理性的自我否定思潮常常被引向對國家的全面否定，如果聽任其發展，會不會進一步發展成為重大社會動亂，從而令幾代人持之以恆努力方才贏得的中國上升勢頭徹底夭折?
須知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見證了雄心勃勃奮力趕超的發展中國家遭遇經濟崩潰而使其前期成就化為泡影的殘酷實事，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夭折，內亂就是最致命但並不十分少見的殺手。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審視新興市場起飛夭折的教訓，環顧當下國際經濟政治中的動盪因素，我們不能不深思。
（梅新育為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本文原標題：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是“自廢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