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勤勞革命”與小平的“共同富裕”-羅崗

用“勤勞革命”這個描述來解讀中國崛起模式，以區別於西方“工業革命”的描述，這個方法的興起與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的復興密切相關，許多論者都用“勤勞革命”來解釋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的持續的經濟復興現象，日本學者杉原燻也不例外。

“勤勞革命”是指東亞不同於西方“工業革命”的發展道路，一般特點表現為，相對廉價但熟練的勞動力，在相對小規模的單位工作，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崇勤勞致富的工作倫理。曾一度被認為是“沒有發展的增長”，但隨着東亞經濟的繁榮尤其是中國的崛起，這一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理論界關注，其內在意義逐漸被重新闡發和發掘。

杉原燻強調東亞經濟復興並不是由於向資本密集、能源消耗型的西方道路趨同，而是由於這條道路與東亞勞動密集、能源節約型道路融合了。這種融合對於世界經濟和社會的未來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杉原燻看來，開闢了西方道路的工業革命是一個“生產奇蹟”，它大大提高了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生產能力，相比之下，開闢了東亞道路的“勤勞革命”是一個“分配奇蹟”，它通過勞動密集、資源節約型工業化，使“生產奇蹟”帶來的好處有可能擴散到世界絕大多數人口中去。【1】

在這個意義上，挪用“勤勞革命”來解釋“中國改革”就具有了雙重作用：首先，把“勤勞革命”作為一個“理想範型”，這意味着中國的改革紮根於東亞各民族共同體相互扶持、互幫互助的傳統以及經過中國革命轉化的集體主義，即使在高度市場化的環境下，它的未來指向也是關涉絕大多數人的福祉，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其次，“勤勞革命”也是一種“現實描述”，由它所引導的現代化導致的“混合型經濟”不僅在時間上把農村的勞動密集技術、傳統工業化和後現代高科技並列在一起，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進而創造出“多種經濟成分”相互支持、相互依賴而非相互衝突的可能；【2】而且在空間上也將“多種經濟成分”投射到廣闊的國土上，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中部腹地、再到西部邊陲的“不平衡發展”格局，同時也創造了產業轉移、相互轉化、彼此支撐的迴旋空間。

在一般經濟學家看來，和“勤勞革命”聯繫在一起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化”或許是一種權宜之計，譬如可以緩解當前中國的“三農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村的收入水平、解決教育和衞生問題的壓力；或者伴隨着2008年開始全球金融危機，為了應對中國出口導向型工業的就業率下降，需要農村和小城鎮地區工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如果將“勤勞革命”的“理想”與“現實”兩個層面結合起來，這條發展道路的意義就不止於應付目前的危機，而是指向“共同富裕”這一根本戰略性的目標：“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並通過多交利税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範圍來説，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3】

很顯然，在鄧小平關於“共同富裕”的構想中，“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是“現實狀況”，“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理想範型”；“ 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 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是“現實狀況”，“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 通過多交利税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是“理想範型”……關鍵在於如何將“現實狀況”與“理想範型”結合起來，或者是把“理想範型”貫徹到“現實狀況”中：“什麼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麼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最終的目的是“就全國範圍來説，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因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在鄧小平的構想中，20世紀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但至今這還仍然是一個難題，原因在於“共同富裕”是一項複雜而艱鉅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中國改革的深刻轉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的發展道路是“孔雀東南飛”，即東南沿海地區成為了整個中國改革的領頭羊，相對而言，內地和內陸則步子較慢，發展滯後。然而，由於外向型、加工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其不可克服的內在限度，中國在“後改革”的時代面臨着深刻的發展轉型問題，目前的狀況並非如某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言，發展轉型成敗，繫於改革的進展；而是應該反過來，更準確地表述為：改革成敗，繫於發展是否能夠成功轉型。

所謂轉型，首先就意味着發展的重點必須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但從沿海向內地的轉移，不僅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轉換，更重要的是發展模式上的轉化，也即從兩頭在外，低薪資勞動與出口貿易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向面向內地、擴大內需與關注民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轉型。這一轉型帶來的變化既深刻，又非常廣泛：首先在城鄉關係上，沿海地區強調城市化，基本上不考慮農村問題，而內地則必須重視城鄉統籌的問題，兼顧城市的發展與農村的前景。對於“三農問題”依然嚴重的中國來説，內地的發展方向顯然更具有示範性；其次在文化想象上，沿海大多數地區以單一漢民族為主，基本上無需處理中華民族內部的“多民族共存與融合”問題，而內地如以西南地區為例，這一地區生活着的少數民族種類最多，必須在社會現實和文化想象兩個層面，切實處理好“多元共存、多元一體”的民族問題。

很顯然，內地在文化上的這一特色對於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中國來説，同樣更具有典型性；還有在歷史記憶上，因為沿海地區的發展始終是面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某些沿海大城市在國際大都市的“城市帶”中想象自己能有一席之地，所以它所力圖喚起的歷史記憶，往往和近代國門被迫打開後興起的“口岸資本主義”密切相關，譬如“懷舊熱”、“上海夢”等等；而內地的發展在歷史上往往得益於1949年之後社會主義中國的統籌規劃，如“大三線”和“小三線”的建設，無論在區域面貌還是產業基礎以及人員構成上，內地如需要在新的條件下再發展，必然要喚起更多的“社會主義”經驗，進而思考這些經驗的當代轉化；最後則是在世界圖景上，由於沿海地區的發展高度依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這就必然導致它的世界圖景是被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所主導，對“非西方”、“欠發達”和發展中的“第三世界”缺乏認同；而內地由於地緣的因素，無論是西南地區可以和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建立密切的聯繫，還是西北地區能夠與中亞以及阿拉伯世界建立密切的聯繫，都意味着以這些區域為中心，開始生產出某些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另類世界圖景。

如果把鄧小平的構想放到這個轉型的過程中，那麼可以能很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的問題不是簡單地考慮“重新分配”，雖然它確實和“分配”與“再分配”密切相關，但中國不可能重新走歐洲福利國家的老路，因為福利國家自身存在了許多問題，這次歐債危機暴露得更加清楚。所以，關於“共同富裕”的討論不應該只停留在做大“蛋糕”還是分好“蛋糕”的爭論上，而應該把鄧小平“共同富裕”的構想看作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安排”，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留給後人的“政治遺囑”：“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4】

就像毛澤東當年常常充滿危機感地告誡他的同志，我們的事業不僅面臨勝利的考驗，而且要經受失敗的危險，鄧小平在他的晚年同樣頻頻提醒他的繼任者，假如不堅持“共同富裕”的構想，貧富分化就會擴大，社會矛盾必然加劇；倘若不強化“共同富裕”的構想，地區差距將會拉大，區域矛盾、民族矛盾一定激化；如果不貫徹“共同富裕”的構想，人民勢必離心離德，階級矛盾、階級衝突不可避免……作為貫穿“社會”、“國家”和“人民”的整體性政治方案，“共同富裕”的主體是全體中國人民，用鄧小平的話來説，“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社會主義財富屬於全體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的共同致富。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認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將是繼“勤勞革命”之後所創造的一個更偉大的“分配奇蹟”。

【1】杉原燻:《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的視角》，《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頁143。

【2】在這種視野下，就不是簡單地討論“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的問題了，而是需要深入思考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如何在相互聯繫的背景下發揮各自積極的作用，譬如可以關注的是“國資增值”之後，所增加的這部分怎樣用於社會福利與社會公益，甚至形成各種形式的“社會分紅”。

【3】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3。

【4】鄧小平：《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