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搭建的道德制高點-邊芹

題記：一個國家如果道德優越感被劫走，還能守住什麼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過是紙牌城堡，一個錯位就會倒塌。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寫過：“測試一國國民的潛意識被操縱到什麼程度，有一個最簡單的標準，就是那些背棄祖國的人是否被賦予了道德優越感。自古棄國者都是夾着尾巴作人的，這個道德天平如果被翻倒，亡國的最後衝刺已經開始。”那麼這個國家究竟落到了哪一步？

自我開始有悖主流思想作文，便一頭撞上一道牆。有一道“凡事將西方往好裏想將自己往壞裏想”的堅固之牆，豎在世上任何一個文明、一個國度、一個民族都不會架設的地方。我意識到這個國家已陷入可怕的精神分裂是近年的事，主要是沒有想到墮落得如此之快、之深、之沒有底線。這個世界再標榜“自由”的國度，都未有沒有底線的言論自由。這裏用“精神分裂”，是因為已超出思想多樣化的範疇，而進入一種無藥可治的病態。

思想自由就像一塊白布上縱橫交錯的花紋，有一定的對立制衡會畫出很美的圖案；亂畫則會醜化了原來的白布；如果畫的人不顧分寸讓線條的分歧變成撕布，則布之不存，圖案焉附？可悲的是，出現在我們這個國度的分裂，恰恰不是不同線條的分歧，而是布之撕裂。這道裂口不偏不依正好落在國之不可觸碰的底線上，而遍觀西方，思想分歧都是在這條底線之上的。由此我説這已經不是思想分野而是精神分裂。

陷入如此“精神分裂”，需土壤和耕耘。將思想與道德觀混淆，是我們落入的一大陷阱。有人可能會反駁：思想與道德本來就是不分的。沒錯，自古思想和道德是被捆綁在一起的，思想是對世界的解釋，道德則是社會行為的規範，基督教文明將二者集中在一個上帝身上，儒家文明則以幾個哲學和道德家的理念將之統一。但近代以後，西方新興的統治力量一點點將思想與道德分開了。而西學的中國人並未深察這一微妙的分家，還以二者為一體的思維去詮釋西方向我們推銷的“自由”，而不知中國人想像的思想無羈在西方並不存在，只是另一種對世界的解釋佔了統治地位，真正自由來自道德觀的解禁，以及由此帶來的公人生與私人生的分離。這次分家緣自新統治集團與傳統基督教勢力的殊死搏鬥，新統治集團用分而擊破的方法，打敗了傳統基督教勢力。分而擊破就是把思想與道德分開，一邊緊抓對世界的解釋權，一邊放寬對社會道德行為的規範，營造一種寬鬆誘惑了人羣，是這放開的一面讓他們打贏了這場跨世紀的奪權戰，但也埋下了西方衰落的伏筆。

這一切中國人並未通觀幾面，而是接受了西方特意推薦的一個相當狹窄的歷史版本，在一百多年改造自家文明的過程中，根本沒想到細分思想和道德區別對待，而是把對道德禁忌的不滿全部發泄到思想頭上，西方人抓住女人纏腳等幾個薄弱點悉心誘導，我們就把整個文明冠以“不人道”的罪名，視為髒水全潑掉，全盤放棄了自身文明對世界的解釋權。一個文明丟掉了這一權力，就進入了正式宣告死亡前的漫長休克期。而“精神分裂”就是休克期的最大特點，因為有一部分大腦神經在重創後慢慢醒過來了，而另一部分卻徹底死亡了。夾在中間的是渾渾噩噩的大多數，如果清醒的那部分贏了，大多數會跟着他們走，文明經過自我淘汰和清洗，重新復甦；如果死亡的那一邊勝利了，則人死皆休，一個文明壽終正寢。在正式宣告死亡前，“精神分裂”的國度是異常悲慘的，無論物質達到何種程度，人羣都呈不滿焦慮狀，四分五裂，分崩離析，進入節奏越來越快的解體狀態。它的中上階層開始向握有世界解釋權的外部強權靠攏，腦死亡的速度加快。

如果説精神分裂是休克期的最大特點，那麼道德優越感被劫持就是精神分裂的最大表症，此乃失去對世界的解釋權進而丟失道德制高點的直接後果。西方征服集團上百年都在做一件事：拆掉中國的城牆。祖國是什麼？除了邊界、領土、落腳點這些概念，她還是人的精神家園，尤其對我們這個沒有上帝的民族。一個沒有精神家園的人將是永遠的流浪兒，哪怕腰纏萬貫。所以要拆掉城牆，在不能明火執仗軍事佔領的情況下，最便捷的戰役就是在人們的頭腦裏打破“祖國=精神家園”這一歷經世紀用血肉鑄成的概念，而劫走一個文明對世界的解釋權是打破“祖國=精神家園”的第一步，妖魔化愛國主義則是解構的第二步，因為愛國主義是精神家園的城牆。

然而如果直接攻打愛國主義，人羣畢竟難以追隨，只能用操縱潛意識的方法，悄悄地篡變。於是一場精心設計、史無前例的心理戰開始了，用西方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在信息“無國界”時代（真正視信息無國界的只有中國人），操縱人心易如反掌。人羣的認同與背棄追本溯源是由優越感決定的，而精神層面的認同與背棄，道德優越感是決定因素。只要偷竊了道德優越感將之重新架設，則傳統的正與邪就會顛倒，人羣在新道德優越感的鼓譟下，根本覺察不到自己被顛倒的目光。偷竊道德優越感需上百年的經營，得有幾代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文化“內鬼”模仿接力，筆者將在以後的文章裏談以“文藝策劃”為主要手段的偷竊步驟。

曾幾何時，我自己也被時風誘惑、以中國人獨有的“無界思維”站在那道牆後面，那是三十年來中國難得的一個道德制高點，所以人人攀爬，是“卑賤”的中國人抵禦外來“炮火”的唯一道德掩體，可以慷慨灑脱地靠自戕獲取道德優越感，中國人捨身成仁的傳統浪漫在如斯悲壯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泄。在四面楚歌和自我放棄的夾攻下，盡失道德優越感的華夏子孫，就剩下這塊高地了，基座還是別人搭建的。誰不願意擠在時髦的高地？人羣追逐的就是道德優越感和財富，尤其當優越感和財富匯聚到一個方向。

這種伴隨着物質誘惑的精神策劃是世界統治集團導演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每説“導演世界”，很多人拒絕相信，説“征服世界”還能理解，告訴他們有一隻導演世界的手，就超出他們想像的範疇了。很多人乾脆躲到“陰謀論”後面拒看現實，也看不到現實。他們認識的西方止於前台表演，不懂得前台表演的目的是為了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先得導演世界，這是一輛戰車的兩隻輪子，缺一而不可前行。導演世界是“集團”秘不示人的那部分，是中國人向西看至今未越過的檻。而導演世界的手一刻未停，且做得一絲不苟。

你看倫敦殘奧閉幕式上獎勵的運動員代表，從肯尼亞運動員到香港運動員，以及完全被排斥的大陸和俄羅斯運動員（獎牌榜第一、二名），挑與不挑皆非偶然，誰是朋友、誰是對手、誰是附庸、誰是拉攏對象、誰是點輟，如何用抬升“點輟”排斥真正對手，枱面上的角色沒有一個未經策劃，體育比賽一如做生意。牙買加的那個飛人被西媒如此狂炒，亦非偶然，對小國的“慷慨”從來不是免費的，如果飛人出生巴基斯坦或敍利亞，則跑得多快都不會有如斯知名度，天上是不會掉餡餅的，西方傳媒在這種時候像樂隊一樣聽從指揮，數國之間又如軍隊般排隊看齊，中國人跟着炒則純屬傻瓜。牙買加、肯尼亞曾是英帝國的殖民地，至今仍是英聯邦成員，這類小國的“獨立”時常是白種總督換上了有色代理人。一切都在細節操縱的層面上悄悄做的，一如用戴着絲絨手套的鐵腕之手對西方民眾深入靈魂的控制。看世界如果看不見這隻一個細節不放過的導演世界的手，那對世事的參悟不過停留在看熱鬧階段。

在世界舞台上做這些手腳並非我們以為的心胸狹隘，而是“導演劇情”的需要，“劇情”和其安排的“正反角”是為征服的漫長劇本服務的。利用西方傳媒主導的世界話語迴音壁，嚴密地但秘而不宣地安排“正反角”的露面時間和空間，經有意識地長期接力，滲透人的潛意識，對細節的操縱就悄無聲息地轉換成了對全局的控制。安排“正反角”是為“劇情”服務的，而導演“劇情”的目的就是為了暗中控制優越感的流向，將其疏而不漏地引向意欲搭建的道德高地，道德優越感就這麼由這隻暗手或贈予或褫奪或偷竊，再由國內的接力手協助完成的。

在西方內部這隻暗手成功製造了民間的認同與背棄，比如救助一個印度人（英聯邦成員國）或為一個茨岡人（自二戰後這是受話語保護的少數族羣，這種保護並不意味着對某個少數族羣的垂愛，而主要目的是打擊或妖魔化一個對立面）説話，是風光的事，同情中國人則難獲道德優越感，在民間這早已成為不明説、不成文的禁忌。因為維持中國的“道德卑賤”是“集團”從未歇手的大政方針，上百年來變換的只是維持“道德卑賤”所需的名詞和概念，為這個跨越世紀的大目標他們在中國內部發掘文人藝客做下手，為境內外的“飼養場”配送食料，有接了委任獎的，有領了賞的，有無知無覺被利用的。連有點良心的法國人也發現，在自己的國家口禁特多，唯獨對一種人可口無遮攔，那就是對中國人。這一現實原本應激發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然而這個道德優越感早已被劫走的民族，將“道德卑賤”轉化成了娛樂，認真地客串起反角，有一班藝人墨客在這條生產線上博取功名。

一個國家如果道德優越感被劫走，還能守住什麼呢？所有的“把守”在由他人重新搭建的道德高地上，不過是紙牌城堡，一個錯位就會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