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爾枷鎖與評級霸權制約中國 -張捷

對於世界的不斷寬鬆，為什麼我們不能進行寬鬆呢？大家以泡沫對泡沫，而不是我們的緊縮為世界的泡沫騰出空間呢？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世界股市的高奏凱歌而中國的股市熊冠全球，股市的走向是直接與貨幣的寬鬆掛鈎的，如果我們的貨幣利率如西方一樣的不到2%，我們的股市該多少哦？1%的利率下我們的股市上萬點的説法不過分吧？為什麼我們要單單的成為緊縮的異類？在全球寬鬆和危機後未來的資產大搶購過程當中，沒有了寬鬆能力就必然要被綁住手腳，就必然要吃大虧的。

在這裏我們不能忽視的就是巴塞爾的評級霸權對於我們的影響，西方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是希臘國債這樣的垃圾國債在巴塞爾協議下風險權重也是為零的，而次級債即使是雷曼兄弟這樣的破產垃圾債，其風險也是20%，我們知道西方銀行大部分的資金來源就是次級債，按照巴塞爾協議的標準，這些次級債是要被計入到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當中的，這樣西方銀行大量的次級債融資反而成為了銀行的次級資本，可以大量計入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當中，外國的銀行槓桿率實際上是遠遠高於中國的銀行的，經常是達到30-40倍的槓桿，這些槓桿都是通過次級債來實現的。中國的銀行是沒有多少次級債的，中國的銀行發行次級債需要審批而且及其不易，因此造成中國的銀行在巴塞爾協議下的不平等待遇，中國的銀行必須不斷地再融資。

同時巴塞爾協議對於風險資產的規定也是不同的，這裏對於中國也是不平等的。《巴塞爾資本協議》將商業銀行信用風險資產分為四大類，分別以相應的權重(K)反映其風險大小：

-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央政府的債權風險暴露權重為0;

- 對於OECD的商業銀行及OECD以外的中央政府的債權風險暴露權重為20%;

- 抵押貸款的風險暴露權重為50%;

- 其他所有商業銀行、企業、個人的風險暴露權重都為100%。

我們看到中國不是OECD國家，OECD國家被他們定義為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不被西方所承認的，因此中國的所有的商業銀行、企業、個人的貸款風險暴露都被計算為100%，中國政府的國債的暴露風險是20%！但是西方這些OECD國家的國債在銀行資產裏面的風險權重是為零的！因此西方國家不斷的發行超額國債，這些國債均可以被銀行不計成本的持有，中國的銀行持有中國政府的國債還要計算20%的風險資產權重，需要有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持有地方政府債務的要求就更高，這樣中國進行市場化和證券化的金融改革的時候是與西方根本不在一個起跑線上的。更可笑的是這一次歐債危機的歐豬五國竟然是OECD的創始成員，他們的中央政府的債權風險暴露權重為0，但是這些國家的國債等風險顯著要高於中國的。

更重要的是持有西方OECD國家的銀行債務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規定是隻計算20%的風險權重，持有中國的銀行債務就要被計算100%的銀行風險資產權重，這樣的結果就是銀行的金融槓桿率受到了巨大的差別待遇，西方的這樣的低槓桿的背後就是給銀行炒作衍生品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讓西方的金融機構可以極其方便的用極高的槓桿來炒作金融衍生品，因為次級債到其到期的前五年就可以最高100%的比例計入銀行的次級資本了，最少的一年內到期的也有20%，而這些銀行債務的風險權重才20%，炒作他們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是不到其次級債金額的2%的，在巴塞爾協議III以前，這個資本要求甚至不足次級債金額的1%。但是中國的銀行要發行次級債，中國的銀行持有的話就要被計算100%的風險權重，與銀行的貸款的風險權重是差別不大的，中國的銀行要持有其他銀行的次級債本身對於核心資本就要有高於西方的銀行5倍的股權資本的需要，銀行股權融資的壓力可以想象。

西方金融機構在巴塞爾協議下可以這樣的大量發行次級債不受限制，同時金融機構持有這些次級債資產也沒有多少的資本要求和負擔，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家金融機構發行的次級債被另外一家持有，然後是另外的發行次級債又被其他金融機構持有，最後可以循環回來在由這家金融機構用發行次級債所得的資金購買持有，出現了次級債循環持有這樣的怪圈，而且這樣的持有經常是隱秘的，而對於持有銀行CDS等金融衍生品，其風險與其擔保額相比被計入風險資產管理的比例也是很低，因為雖然是其風險權重按照評級高低有所不同，但西方給了這些債券高高在上的信用評級，按照他們的高評級這些債權債務的風險權重很多隻有20%，想一下把歐洲這些OECD國家的國債的風險權重已經變成了零，持有這些國債的CDS的風險權重能有多少？造成這些金融衍生品與次級債一樣可以高風險高槓杆的交易和循環持有，炒作金融衍生品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在巴塞爾協議下也是很低的。

在這樣的高槓杆和循環持有下，風險被槓桿放大，在巴塞爾協議下對於銀行的風險管理上是刻意的“忽略”了這樣的資產關聯性，有關協議根本沒有考慮到不同資產間的相關性是很不正常的，其背後就是給這些西方的銀行帶來巨大的利益，08年的經濟危機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生的。在08年危機前，在98.7萬億美元的利率衍生產品中，摩根大通獨佔鰲頭，佔有74萬億的份額。在金融領域中，用10∶1的資金槓桿比例進行投資已屬非常“冒進”了，100∶1則是“瘋狂型”投資。90年代著名的超級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基金”在兩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指導下，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複雜的風險對沖數學模型，擁有着世界上最先進的計算機硬件設施，在用這一槓杆比例投資時，一不留神就輸了個精光，還險些拖垮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產品時的槓桿潛在比例竟然高達626∶1，堪稱世界之最。在這樣的高槓杆的情況下居然他們都符合巴塞爾協議要求的資本充足率和資產風險控制的要求，在次級債模式下理論上是可以不受任何巴塞爾協議限制無限的加大金融槓桿的！對此你還覺得巴塞爾協議的設計本身沒有問題嗎？

在世界經濟危機的風雨飄搖當中，誰有話語權誰就有了最大的力量，美國控制的三大評級機構怎樣把他們的評級變成能夠左右世界的力量，很多人僅僅認識到了世界對於他們的關注這一個層面，實際上通過巴塞爾協議，對於這些評級機構的權力是被固化的，評級的下調直接關係到你的銀行的槓桿和資本充足率的，這樣三大評級機構就有了對金融市場生殺予奪的大權，巴塞爾協議維護了美國的評價霸權。

巴塞爾委員會針對各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不同，提出了信用風險計量的兩大類方法：1、標準法，基於商業銀行資產的外部評級結果，以標準化方式計量信用風險；2、內部評級法，基於商業銀行自身健全和完備的內部評級體系計量信用風險，但必須經過監管當局的技術檢驗和正式批准。

巴塞爾協議的信用風險計量標準法對主權、商業銀行、公司的債權等非零售類信貸資產，根據債務人的外部評級結果分別確定權重，零售類資產根據是否有居民房產抵押分別給予75%、35%的權重，表外信貸資產採用信用風險轉換系數轉換為信用風險暴露，過分依賴於外部評級，對於缺乏外部評級的公司類債權統一給予100%的風險權重，缺乏敏感性；此外，也沒有考慮到不同資產間的相關性。這樣的風險權重評估就是對於沒有經過西方三大評級機構進行評級的金融資產100%的計入銀行的風險資產，再對於風險資產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乘以資產充足率得出銀行必須的資金金數額，而對於經過評級的金融資產則可以降低計入風險資產的比例，降低比例後所巴塞爾協議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必需的銀行資本金隨之降低，因此這個評級實際上就是決定了銀行的資金槓桿水平和銀行的發債成本，因為高評級可以降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就會有更多的銀行願意持有你的次級債等債權，金融機構持有這些債權的成本不僅僅是利率，也受制於資本充足率，如果大量持有的都是高評級的資產，銀行的金融槓桿就可以很高，否則在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下金融槓桿是高不了的。

巴塞爾協議信用風險計量的內部評級法要去商業銀行建立健全的內部評級體系，自行預測違約概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風險暴露(EAD)、期限(M)等信用風險因素，並根據如下權重公式計算每筆債項的信用風險資本要求(K)：

(1)公司、主權及商業銀行暴露：①非違約風險暴露；②違約風險暴露。

(2)零售暴露：根據對商業銀行內部評級體系依賴程度的不同，內部評級法又分為初級法和高級法兩種：①初級法要求商業銀行運用自身客户評級估計每一等級客户違約概率，其他風險要素採用監管當局的估機值；②高級法要求商業銀行運用自身二維評級體系自行估計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違約風險暴露、期限。初級法和高級法的區分只適用於非零售暴露，對於零售暴露，只要商業銀行決定實施內部評級法，就必須自行估計PD和LGD。

我們看到巴塞爾協議的信用風險計量的內部評級法是要求必須經過監管當局的技術檢驗和正式批准的，這個監管部門是誰呢？這裏也是不平等的，因為這個監管部門是在國內各國有各國的主權，但是到了國際之上，是你要打交道的貨幣是什麼，發行貨幣的國家有監管的權利，現在美元是世界的結算貨幣，你要以美元結算經過美元的結算機構，你是否符合巴塞爾協議就是該結算機構説了算了，因此不要簡單的看這個協議是怎麼定的，這個協議實際執行起來的結果就是誰做結算貨幣誰監管，除非交易的雙方有特別的約定！因此這個內部評級法實際上就是美國以及美國認可的金融機構可以使用，其他的金融機構只能使用標準法來進行風險計量，而使用標準法的風險計量的結果就是你必須屈從於美國控制的三大評級機構之下。無論是你讓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進行評級還是你內部評級被美國監管機構認可，這協議運行的結果就是讓你逃不出美國評價你的如來佛手掌心！

這些評級國內雖然有些機構也開始了，但是總體上中國的企業規模很小，是負擔不起評級的費用的，所以能夠進行評級讓銀行降低風險資產比例的鳳毛麟角。而且對於世界的壟斷企業，評級機構為了其在世界的話語權，會主動進行評級和發佈的，但是對於中國絕大部分企業的評級則必須由企業支付高昂的評級費用，這個費用的門檻不是一般企業能夠負擔的，這裏也是存在嚴重的成本不對等。

不但如此，這個協議還要對於你的信息安全進行擠壓，如果你讓三大評級機構評級你的信用等級，就是對於這些評級機構來一個信息大公開，而採取內部評級法也是要求信用暴露的，也是要對於監管機構信息公開的，結果就是中國的金融信息必須向美國公開，對此中國顯然是難以做到，結果就是中國銀行的資產均要按照100%的權重計入風險資產受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充足率的限制，這對於中國顯然是不平等的。美國金融機構對美國評級機構和美國監管機構信息公開是沒有什麼額外風險的，但對於中國來説這是國家的核心利益和核心秘密之一，完全是不對等的。這樣美國的金融機構通過信用風險計量的評估可以大幅度降低銀行資產成為要被資本充足率約束的風險資產的比例，因此可以有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更高的金融槓桿，通過金融優勢就可以掠奪他國的財富，金融優勢是美國等發達國家霸權的主要體現，巴塞爾協議保障了他們的評價霸權，並且使得評價霸權通過協議轉化成為金融的實際優勢地位。

在巴塞爾協議的評級霸權和不平等條約下，中國的銀行業是根本不能寬鬆的，在這個戰略層面已經將中國的寬鬆道路堵死，尤其是在美國前兩輪QE時中國沒有及時跟進，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到32000億美元比危機前增加一倍，這樣的快速增加的結果就是我們的市場早已經被外來的熱錢所潛伏，如果中國此時進行寬鬆，則進來的熱錢投機就要大幅度獲利，他們的獲利退出了，想一想2008年1月中國的外匯儲備是15898.10億美元，到2012年6月是32400億美元，這新添的美元當中有多少熱錢？而我們的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2011年6月末外國來華投資15838億美元，佔對外金融負債的60%。如果此時中國寬鬆股市等資本市場價值翻倍上漲，外資獲利就可能超過我們的外匯儲備，如果股權的價值翻倍外國來華投資的資本價值就要30000億美元以上，還有隱藏在房市和股市的熱錢資金，如果中國寬鬆他們就要勝利大逃亡了，中國的選擇只能是徹底壓死因此在國外搶先寬鬆以後，中國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寬鬆的機會，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巴塞爾枷鎖和評級霸權不解除，中國是沒有寬鬆的機會的。

在內外寬鬆不同的情況下鬆緊不同，如果開放外資進入則對於中國也是一個剪羊毛的過程，巴塞爾協議在這裏不但對於中國是枷鎖，對於歐日壓力也是很大的，每一次評級的下調，對於歐盟和日本就意味着要銀行和金融體系進一步的去槓桿化，壓低了歐日的槓桿也就是使得貨幣衍生的貨幣乘數降低，貨幣供應必然是緊縮的，不要看各國央行提供的基礎貨幣怎樣的增加，對於整個經濟社會影響大的是基礎貨幣經過金融衍生後的廣義貨幣，這廣義貨幣在貨幣乘數的變化之下，是完全可以與基礎貨幣增減的方向相反的，巴塞爾協議訂立之初，就有限制日本當年量化寬鬆的作用，是美國和英國共謀針對《廣場協議》下日元升值以後，日本央行大量印鈔應對升值攫取世界財富所採取的限制策略，在這樣的限制之下你的寬鬆結果是要被銀行的依據巴塞爾協議不斷的再融資從金融貨幣市場上抽血所抵消的，現在這樣限制日本的策略變成了中國的枷鎖，但是對於美英，則是一個債券為主的金融社會，持有金融機構的次級債哪怕是破產的雷曼債券只佔20%的風險權重、持有國債哪怕是希臘這樣的垃圾國債也不計算風險權重，債券的融資模式不會增加廣義貨幣的數量不會發生銀行存貸款所造成的金融衍生，因此對於貨幣乘數是關係不大的，美聯儲購買MBS等債券本身也是扶持債市，西方有一個比中國發達的多的債市，債市的規模比股市要大，這在中國是債市完全與股市不對等的，這樣的差異就被規則制定者所利用，制定了有利於自己的規則。

這裏我們是不能忽視巴塞爾協議和美國的評級霸權所造成的影響，整個世界不是一個平等競爭的世界，中國是沒有與西方平等寬鬆的條件的，中國在執行巴塞爾協議的時候似乎更需要一些靈活思維，在中國建立一些不需要符合巴塞爾協議的金融機構，在國內給市場提供更多的流動性，我們的金融改革和小額貸款公司等似乎也是在進行嘗試，中國崛起是要付出更多的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