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制度模式何以優於西方-宋魯鄭
11月17日，上海書城（福州路總店），旅法學者宋魯鄭舉辦了他的新書《中國能贏》講座及籤售會。本文為他在講座上的發言。
各位朋友好，非常感謝大家週末前來參加《中國能贏》的籤售活動。我們都知道這個月非常特殊，分別代表東西方不同模式的全球兩大經濟體----中國和美國----幾乎同時進行了權力的交替或者競爭。這無形中也成了兩大制度模式的對比。
中美製度不同，那麼什麼是衡量制度優劣的標準呢？現在基本有三種模式。一是貼標籤。就如同文革時貼“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一樣。二是以權力產生的程序為標準。認為只有經過西方這種一人一票才是好的制度。三是以結果為標準。也就是中國人常説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為只有推動國家進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是好的制度。即：良政或劣政。
如果從中國的標準出發，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制度模式雖然也存在許多問題和挑戰，但其表現毫無疑問要遠遠優於西方。今天的美國----當然還有歐盟，面臨的是經濟危機，財政懸崖，高赤字，高債務，高失業率。而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外匯儲備全球第一，是拉動全球經濟的第一大力量。
那麼具體而言，中國的制度優勢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我一共總結了六點，供大家參考。
規劃長遠
中國一黨制優勢之一在於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
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福人增税、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福人減税、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
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更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温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象。
最近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針對70名CEO展開一項調查。當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除了他們自己和銀行以外，排第三的居然是中國共產黨：64%的CEO認可中國共產黨近年來在應對政治經濟挑戰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共的排名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為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僅為5%)。 令全球CEO佩服的是中國政府制定政策時總能着眼長遠。而“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效率高，應對及時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
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國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什總統則是三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這些士兵甚至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一場颱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至於其其優點，理論上曾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弊端多多，不僅是低效率，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
正如宣佈不參加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長篇文章中所説：“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正是“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裏，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有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然而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制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説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遏制腐敗有制度優勢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
其次，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儘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羣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佔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哪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政府更有責任感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説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着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説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説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台北和台中，各縣市都鉅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諮文中有着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着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着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今年發生的釣魚島爭端，就典型的反映了西方模式的弊端。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彥都是為了政黨和個人的利益而主動挑起釣魚島衝突，結果不僅令日本失去了對釣魚島獨佔的實際控制權，其經濟更受打擊。特別是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場、日本經濟處於困境之時。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責中國是黨政一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執政黨不受制約，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出台的許多法律都是對行政權力進行約束的。既然是黨政一體，對“政”的制約難道就不是對“黨”的制約嗎？
選賢任能而不是民主選秀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煉，可以説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馬英九）、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説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閒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一黨能真正代表全民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羣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羣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羣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着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五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三十至七十五歐元不等的費用。但卻沒有徵得這個羣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羣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羣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羣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税，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成功，還是由於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後終於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中國的現行制度既沒有照搬他者，更沒有因循守舊，而是在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長期、內生性的演變。比如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最高權力傳承的典範則是“禪讓制”。 到當代，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侷限。即：一黨領導、 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年齡限制、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鑑。如果用我曾經多次闡述的觀點就是：
“西 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 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 制度走向僵化。而中國顯然兩者皆備”。
其他數據：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引述數據説，去年，消費和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大致拉動作用是104.5%，外貿淨出口為負4.5%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內需拉動作用提高到105.5%（消費55%，投資50%），外需是負5.5%，這説明長期以來仰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的中國經濟增長，正轉向消費與投資平衡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