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無法理解“選賢任能”-王韜
“內行”不內行 論據差錯大
最近在閲讀張維為教授的文章時，看到在紐約時報上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 Elliott) 的所謂反駁文章。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與亞洲內陸史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作為美國東亞史學方面的重要教職，能獲任此教授職位的人，其水平理應不差。但其中的差錯是讓人驚訝的。
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錯誤就是他在文章中聲稱“明朝絕對不允許商人的兒子參加考試”。
遠及唐宋時期，科舉考試中確實有這種規定，並在户籍制度中繼續先秦商鞅變法時就開始的單列“市籍”的做法，以壓制商人的政治地位。
但明朝從立國起，只有“軍籍”、“匠籍”、“灶籍”、“民籍”，商人是列入“民籍”的，混同於民户。在沒有單獨户籍區分的情況下，既不存在這種規定，也不可能執行的了這種規定。
事實上，不但明朝完全允許商人的子孫參加考試，而且還提供政策上的方便。明朝中期開始，明朝政府經過商人請願，在東南幾個省設立“商籍”增加單獨的生員名額，從而大大方便了商人子弟參加科舉，他們可以直接在長期經商和居住的地方參加科舉考試，而不必長途跋涉返回祖籍地參加考試。
由於官員經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業者子孫進入仕途，明朝中後期開始，官紳士大夫連舊有的儒家綱常上的忌諱也已不復存在，無須再諱言其父祖的工商業者身份，甚至公開把其父祖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描繪成所謂“善士善賈”。
是水平不夠還是蓄意裝傻？
東方人説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和西方政治學術語中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其內涵和外延的差異是很大的。
西方政治學術語中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如果要翻譯成東方語言，應該稱之為“使用客觀標準進行考試，並按分數擇優錄取的選拔機制”，在近代以來，這個詞還帶有“事務官保持行政中立”的潛在含義。在中國，最接近的東西是“高考”和近來才引進的“國考”筆試（國家公務員考試）。
在東方人説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裏，科舉考試只是其中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無論是“軍功授爵法”，還是“察舉孝廉”，也都是包括在東方人説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中的。
西方政治學術語中的“任人唯賢選拔機制”的概念和東方人説的“任人唯賢”，差距巨大。一般西方人或許不懂。作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教授，不應該不懂。
而歐立德教授不但不向讀者解釋這其中的差異，反而拿古代中國的科舉去和現代西方國家的公平標準去比，還進一步用所謂“只有10%的人能參加科舉，無疑將90%的中國人排除在外。”來一味強調明清時代科舉的不完全公平性，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且不説全世界的古代社會都同樣排除女性。光是10%的中國人能參加科舉，進而取得一些政治發言權，這數以百萬記廣大人羣的政治參與，範圍廣度已經是大的驚人了。
就用美國總統選舉的選民人數對比好了：
1796年約翰·亞當斯贏得53.4%的普選票——35726票，獲得全美139張選舉人票中的71張當選美國第二任總統。
1800年 托馬斯·傑斐遜 贏得61.4%的普選票——41330票 贏得全美138張選舉人票中的73張當選美國第三任總統。
而1800年的美國人口是530萬。十萬上下的選民人數，只是總人口的2%都不到呢，無疑是少數人中的少數人。
美國建國初還可以説不夠發達，那麼六十年後的1860年呢？南北戰爭前夕的這次選舉，是一場政治標杆性質的選民總動員。那麼全美國3140萬人口中，總共有多少人能通過選票表達自己的立場呢？
亞伯拉罕·林肯，贏得39.8%的普選票——186萬餘票，但贏得了全美303張選舉人票中的180張，當選為美國第十六任總統。
其他候選人的得票是（北方）民主黨的Stephen A. Douglas獲得137萬餘票、（南方）民主黨的John C. Breckinridge獲得84萬餘票、憲政聯盟（中部的四個忠於聯邦的蓄奴州）的John Bell獲得59萬餘票。
全加起來也只有468萬票。我們因此就可以説“美式選舉的選民資格設置，無疑將85%的美國人排除在外，連參與政治台階的第一階都登不上。只有15%的極少數人有此殊榮。因此稱不上公平公正的民主制度。”？！ 一對比就可知，用所謂“只有10%的人能參加科舉，無疑將90%的中國人排除在外。”來一味強調明清時代科舉的不完全公平性，進而推導出一個“中國政治自古以來從來不是任人唯賢制度”的結論出來，這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更何況，就算是比較選拔門檻，比較選拔機制是否任人唯賢，也要看和誰比，比什麼指標。經過年復一年的不斷改良以後，美國的公務員考試確實可以稱得上公平合理，報考門檻僅需高中學歷。可是，美國公務員總人數（包括聯邦、州、地方三級）如今已達兩千兩百萬人之巨，約佔全美工作者總人數的八分之一。如此龐大臃腫，也難怪美國經濟學家要天天大叫“反對大政府”，鼓吹“小政府”。
而同樣使用英語的大西洋彼岸的英國（聯合王國）呢？它的文官考試依然死抱着十九世紀中葉大英帝國時代的制度，簡直是活化石了。
如果説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剛開始推行文官考試時，科目設置裏強調對古代英語、希臘語、拉丁語的掌握水平進行考察，尚有一定意義（當時的行政工作中會大量接觸使用拉丁語書寫的舊法律文書和行政公文）。那麼一百六十年後的今天，英國高等文官考試依然是當年的那幾門科目，希臘語和拉丁語繼續佔據巨大的分數比重，就變得可笑了。
其中的原因在於：英國的大眾教育機構根本找不到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教師，只有那些私立貴族學校才能提供從初中就開始的希臘語和拉丁語教學。維持希臘語和拉丁語在英國高等文官考試中佔的分數比重，可以在假裝公平公正的幌子下，維護上層階級的職位壟斷性。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英國都出現過改革文官考試科目的呼籲風潮，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於是一百六十年過去了，英國如今依然在考希臘語和拉丁語。
宰相必起於州部——中國“任人唯賢”中常被忽視的組成部分
宰相必起於州部——《韓非子》（公元前238年）
州、部，相對於中樞來説，是政府的基層單位，是國家運轉的根基，同時又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行政單位。一個領導人若沒有在基層中摸爬滾打，沒有長時間的處理各種行政工作的經驗，連一個較小的基層單位都管理不善，那一定是難以勝任領導全局的國家高層領導人職務的。沒有在基層中摸爬滾打，沒有長時間的處理各種行政工作的經驗，就驟然擔任國家高層領導人職務，在進行決策工作中，難免會脱離實情、想當然的情況，或是出現不知所措、無力處置的狀況。
中國早在公元前的西漢時期，國家就注意一方面將表現優秀的太守遷擢至中央擔任公卿，乃至出任相位，另一方面又有意識地擇選朝中通明政事者出任地方郡國守相。在唐代，朝廷明確規定，三省六部的侍郎出缺，優先選擇曾經擔任過太守的人；郎官（司長）出缺，優先選擇曾經擔任過縣令的人；未曾任太守、縣令的人，不得出任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等要職。而兩宋也有類似的規定。唐宋諸多名相，如狄仁傑、范仲淹、王安石等，也都是具有了豐富的州縣主官經歷之後，才被提拔進入宰相執政的行列。
英國BBC在80年代拍攝的經典政治諷刺劇《是，大臣》（Yes，Minister）及其續集《是, 首相》(Yes，Prime Minister)，辛辣的諷刺了西方政黨輪替制下，政治領導人缺乏行政經驗，完全被其部門的常任秘書（高層公務員，長期擔任事務官的文官首領）給玩弄於鼓掌，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將自己的選舉承諾落到實處，也無力去推行和落實。
而能力強悍的領導人，通常都經歷過長時間的行政工作經驗。例如聲譽斐然的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成功勝選成為美國總統之前，曾擔任過兩年的阿肯色州司法部長，隨後擔任了總計長達十二年的阿肯色州州長職務，在任內處理過各種各樣的挑戰性、突發性的和日常性的問題。克林頓總統任期八年，能把美國治理的那樣好，可不是靠嘴皮子功夫利索，而是靠他的長期工作經驗。
中國當代的領導人，無一不是具備了長期的工作經驗，特別是在管理和領導方面表現卓異，這才能逐步升遷，並最終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特別是我們中國新一屆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其履歷堪稱最為完整。既擔任過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的秘書工作，又是從縣委副書記這樣最基層的親民之官一步一個腳印逐級上升。縣級、地級、省級，書記、省長，再到黨中央的日常辦公機構書記處，可謂遍歷基層、中層、高層。
我們中國新一屆的領導班子成員，無一不是具備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基層到高層的各種工作經驗，在長期的實際考驗中脱穎而出，才能最終成為站在兩千多位黨代表面前的候選人之一。
西方人士、以及國內太西化的人士們，在習慣了西方式喧囂的選戰、伶牙俐齒的候選人辯論、花錢如流水的競選廣告投放之後，似乎有點不那麼習慣中國這種實打實靠拼政績、比能力的選舉。但這才是選賢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