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藥方保中國8%經濟增長-林毅夫

從世行到北大，林毅夫回來短短幾個月，《新結構經濟學》、《從西潮到東風》、《繁榮的求索》等三本新作相繼問世。其“新結構經濟學”反思華盛頓共識帶給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應者甚眾。然而關於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潛力、政府在產業升級發揮的因勢利導的角色等觀點，均在國內引起不少爭議。

11月12日，林毅夫應上海外灘三號之邀，到上海蔘加其新書《繁榮的求索》的小型討論會。被主辦方簇擁着走上講台的林毅夫，斯文幹練，又帶着學者特有的謙和。從他到世行的上任，講到30年來世行的減貧工作，為何未能讓全球貧困人口減少、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再最後提出發展中國家繁榮的“林氏藥方”。報告不長，但聽眾反響熱烈。

論壇後林毅夫就一些爭議問題接受了《社會觀察》的訪問。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8%的增長潛力

《社會觀察》：回到北大之後，你提出中國經濟8%的增長還將持續20年，引起很大爭論，你做出這一結論的依據是什麼？

**林毅夫：**首先我要重申我提出的是“潛在增長力”，並非“實際增長力”，被個別媒體 “斷句取義”。

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取決於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擁有“後發優勢”，可借鑑或採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只要發展中國家合理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是發達國家的二到三倍。

目前中國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差距，相當於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初以及亞洲四小龍60年代末、70年代初與西方的差距。上述東亞經濟體，在和我國相同的發展水平上都維持了20年8%-9%的年均增長。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發展路徑和它們相同，因此，可斷定我國還有20年維持8%增長的潛力。

其次，潛在增長率的決定因素跟實際增長率的決定因素並不一樣，從潛在到實際還需要付出努力。比如説必須完成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國原來走的是雙軌制改革，雙軌制改革有好處，一方面給沒有競爭力、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一些保護補貼，維持了穩定；另一方面放開了對中國有比較優勢產業的進入，所以保持了快速增長。

但是對那些舊企業的保護補助就會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所以必須要進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消除雙軌制所遺留下來的一系列扭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8%的增長潛力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不是我們坐在這裏就可以實現的。市場化改革是前提。要發揮“後發優勢”，就必須把“雙軌制”遺留下來的一些扭曲消除掉，改善收入結構、收入分配問題，也要解決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問題。

同時，中國金融體系目前主要是大銀行加上股票市場，而這基本上只能為大企業和富人擁有的企業進行融資，構成了一種“窮人”補貼“富人”的格局，不僅不利於經濟發展，且使得收入分配更加不平均。所以必須進一步推行金融改革。

理性看待宏觀調控

《社會觀察》：你還特別提到，中國維持經濟增長，投資拉動還要管20年，這與當前比較流行的説法相悖。一個主流的説法是，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是飲鴆止渴。比如説4萬億，以及9月份推出的穩增長1萬億投資計劃都飽受輿論批評。批評者認為，當下中國經濟要長期可持續發展，要改變三駕馬車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要以內需來拉動經濟。投資拉動似乎充滿原罪，因為這意味着政府過多幹預經濟，這可能誘發低效，尋租，地方政府平台貸款債務、擠壓民間投資發展等等弊端。你怎麼看這種論斷？

**林毅夫：**國內對此有些意見。宏觀調控確有可以改善之處，但也不應否定上一輪調控。我覺得是利遠大於弊。如果沒有當時的調控，2000多萬民工失業，經濟急劇下滑，結果會更糟。大家詬病的主要問題是，上輪調控以放鬆貨幣政策為主，很多能從銀行拿到貸款的國企去投房地產，去搶本該屬於民企的領域。如果有另一輪宏觀調控，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資金流向就比較容易控制。

目前的財政赤字，包括地方投資平台的負擔，只有國內生產總值的40%，在世界上屬於低水平。上一輪刺激政策所投資的基礎設施，是否會像很多外國評論家認為的都是壞項目，這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增速。如果維持8%，那些項目都是好項目，如果降到3%，則許多會是壞項目。

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政府負債一定會增多。但如果是有效投資，當年創造需求和就業，未來提高經濟增長率，財政税收增加，就能彌補現在的負債。我稱之為“超越凱恩斯主義”。

我強調，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必須依靠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此兩者都必須以投資為載體，因此，拉動經濟增長應該以投資為主體，但並非強調以“政府”投資為主體。就像現在不少強調中國應該以消費來拉動增長的學者，並未強調要以政府消費來拉動一樣。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不能提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因為消費是無源之水。歐美國家當前的債務問題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

其次，我強調政府必須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也並非把政府在產業升級中“歌頌為主角”。實際上在新結構經濟學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中產業升級選擇的第二、三、四步，是正如我的批判者所認為的“由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在為自身福利而不計血汗代價的冒險犯難、拼死努力中來決定的”。

但是，正是由於這些無數微渺的企業無法解決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影響交易費用的企業外部環境的改善，因此，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需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協調解決這些問題，提高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成功的概率。

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在實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30年來除了易於收費的無線通信以外，其餘基礎設施未見改善，成為增長的瓶頸，就是因為誤認為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在市場環境中能自發協調解決這些外部環境條件問題的結果。我在世界銀行時，經常聽到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抱怨，其投資和企業經營環境已按“華盛頓共識”的要求改善了十幾、二十年，但是沒有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出現，原因也在於此。

當然，在政府的作用上，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希望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避免結構主義的“過”之過，以及華盛頓共識的“不及”之過，使更多國家有機會擺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最後，我同意一位批評者所強調的“要維持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最重要的是增強中國經濟體引進、創造與利用發展機會的能力，這注定必須以民間經濟為主體來實現”。其實，這正是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制度，政府發揮輔助性的因勢利導的作用，以及中國應該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完成從雙軌制向完善的市場單軌轉型的原因。

不過，我也認為就當前國際經濟情勢而言，中國經濟因外部衝擊和週期因素而處於低谷運行。民間投資意願低迷時，政府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長期的、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潛力的同時，使用反週期的財政政策來直接投資，或啓動民間資金投資於像道路、地鐵、管道、污水和垃圾處理和社會工程等會影響消費潛力、經濟運行效率和產業升級的增長瓶頸限制領域，是一石雙鳥、化危為機的政策。

在國際比較中定位中國

《社會觀察》：你在講座和書裏面都談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中，必須與該國比較優勢的變化相一致。在產業升級中來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這樣就能有最大競爭力，創造最大的市場。拿中國來講，改革開放前30年，普遍意義上認為中國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成本低，我們充分利用這一優勢，發展成了一個世界工廠。不過，現在，我們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已經比較明顯，東南亞一些地方能生產出比中國還便宜的東西。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未來20年，要維持8%增長，我們下一個比較優勢在哪裏呢？

**林毅夫：**比較優勢是比較，跟過去比較，跟其他國家比較。跟自己過去比較，經過這3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資本積累非常多，而勞動力相對變少。這種情況下工資一定漲，跟過去比，需要升級到比原來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

但跟發達國家相比，發達國家的資本比我們豐富，勞動力成本比我們更高。如果要跟韓國比，或者跟台灣地區和新加坡比，我們的勞動力還相對便宜，我們的比較優勢還處在於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區段，或者產業上。跟美國，歐洲、日本相比更是這樣。因此比較優勢的概念永遠是比較，跟自己的過去比較，跟國際比較，然後找到自己的定位。

《社會觀察》：你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總是很樂觀？

**林毅夫：**我對我國實現高增長的潛力是樂觀的。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空間都是相當大的。就以短期來説，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相當大，投資回報高的項目很多。

同時中國作為一箇中等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尤其是大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像北京這樣全球化都市，下場大雨都有可能死人。基礎設施落後，這在東部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的情形。

除此之外，還有環境的改造、社會工程的改造，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而且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報。

不僅有好的投資機會，中國政府的財務狀況還非常好，政府的負債加上過去這四年地方投資平台10萬億元的貸款，總共也不過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0%多一點。在各個國家當中，這種政府財務狀況是屬於非常好的，所以就給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不僅是政府有錢，我們的民間儲蓄也非常高，再加上還有3萬億美元的儲備，在投資的時候，不管是機器、設備、原材料，中國都有足夠的資金。

所以我相信在未來幾年，中國靠這些有利的條件維持8%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而更重要的，如前所述，我覺得中國還有維持20年8%增長的潛力。

但我也同意，我們必須居安思危。中國過去30年發展得很好，現在確實碰到了很多問題。但是在居安思危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忽視存在的有利條件，必須看到我們可能的前景，因為過度悲觀容易使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不利於政策選擇。

本文已經發表於《社會觀察》雜誌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