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什麼樣的改革:有感於秦曉先生言論-桑博
一個聚焦點,引爆了三十年來漸積於中國的種種焦慮和不安:執政黨領導班子換屆,全中國上下熱議改革。觀點激辯的背後,是不同的利益立場,各種立場對新政的不同企望,同時也是對改革話語權的激烈爭搶。
熱議現象中透露出來的心理,有對國族興衰的憂懷,有對分配不公的申討,有對官場貪腐的憤慨,有對弱勢階層的關注……其中不乏一種策論:順應並擴大大眾的共同焦慮,匯聚方方面面的不安和不滿,形成合力,導向某一個目標對象,借力打力,綁架改革朝自己設計的方向發展。這種策論的戰略目的在於保住既得、擴大戰果。但這種策論的聲音也往往更大。
據媒體報道,博源基金會理事長秦曉日前在“財經年會2013:預測與戰略”論壇上發表言論,稱改革已到“窗口期”,如果錯失這一機遇期,則“可能今後改革的成本更高、難度更大。另外,也可能會產生重大的社會危機。”對於怎麼改的問題,秦曉認為:首要在於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動政府角色轉變:“從一個主管經濟、主導經濟、管制經濟的角色,變成提供公共產品的角色”;其次是堅持市場經濟道路不能退縮:“市場機制是肯定的,一個法治,一個憲政民主,一個道德,這是離不開的。”——聽上去,秦曉先生的觀點依然未脱“小政府大市場”的底子。
關於“小政府大市場”理論,筆者曾在《“小政府大市場”的實質是什麼》一文中略作分析。概括一下,可以歸納為幾點:“小政府大市場”的本意並不是要制約政府權力,而是要政府與資本結盟;並不是要打破國企壟斷,而是要以國際資本壟斷取代,開拓財源領域;並不是要社會成員共享市場自由,而是資本要獨享市場自由——假“法治”之手維護資本體系,借“市場道德”固化社會階層,使分配失衡合法化,讓社會不公合理化。看不透這一層,就往往容易被“小政府大市場”觀點所吸引,相信“小政府大市場”真的是為約束公權力濫用、根治貪腐,在追求自由共享和社會公平。
政府權力要約束,貪腐要治理——改革當然要進行,但需要惕防一種傾向:為驅小患而迎大惡。有病要治,但不能為止痛而服毒。治病的目的是為了活得更健康、更滋潤,而不是為了自殺。政治腐敗是惡,資本控制更是惡。惡分大小,兩惡相權,資本控制的金權體系更惡更致命。前不久,資中筠先生在搜狐財經上談論“改革再探索”話題時認為:政治體制造成貪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保障大面積缺失、生產安全條件惡劣等等社會問題,因此改革首先要改“不受監督的公權力”,要依靠法治解決腐敗,要保障市場權利,“做大蛋糕才能剩下一小塊來分給老百姓以使得他們不造反”……我贊同資中筠先生對於治理腐敗、約束政府權力,強化監督機制和法治建設的觀點,但不同意她為此開出的方子,更不同意她把解決分配不公的希望寄託於保障“市場權利”、把“蛋糕做大”。約束政府權力還是保障“市場權利”?這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邏輯,不單純是一個誰先誰後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主次關係。政府的毛病要治理,並不意味着對市場的監管必然要放鬆、對社會財富的調劑職能必然要放棄。説到底,我們希望看到的“民主政府”是一個克服了貪腐、建立起有效約束制度、致力於社會公平秩序建設的政府,而不是一個放棄了對公用領域的控制能力、放棄了對市場監管職能的金權聯姻政府。討論所謂改革的中國道路,首先要弄清楚:中國要的是治好病,而不是去自殺。
秦曉11月29日的發言集中於批評政府主導國企的“中國模式”和“傳統增長模式”,而強調政府管理職能改革。——揆之於十八大報告對未來改革重點的定位“民生改善和管理創新”,秦曉對於改革任務的理解顯然有失片面。只強調政府職能改革、角色轉換,而忽略民生改善和公平建設——強調手段而忽略目的,實際上有意無意地模糊了一個根本問題:政府職能應該怎麼樣來改革,角色需要轉換成什麼樣?這個問題決定着改革之後的政府將要圍着誰去轉、為誰去服務的問題。無論如何,改革所追求的最終目的在於社會大眾的“幸福美好生活”,而不在於制度花樣的翻新。用報告的用語來説,“民生改善”是改革的目的,“管理創新”則只是保障目的實現的手段——前者為體,後者為用,兩者不可等量目之,兩者的關係更不能有意顛倒。更何況,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也就是改革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資源佔有不均、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的問題,而不是政府對市場自由的限制太多的問題。這才是改革的主次問題。
秦曉認為持“傳統增長模式”優勢論者偷換了一個概念,其實他自己無意中偷換了一個更大的概念:改革,與什麼樣的改革。“要不要改革”跟“要什麼樣的改革”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秦曉所代表的言論含混了這兩個問題,用某一種改革設計偷換了“改革”概念本身。推出一種改革方案,指着它告訴大家:喏,這就是改革。拒絕這種改革方案,往往被指為“不要改革”。不僅如此,你不按照這種設計改革,就會錯失機遇期,就可能產生重大社會危機。刻薄些説,這種“改革論”,實在有些話語霸權的味道,有些拿“不要改革”的帽子嚇人的嫌疑——對上威脅決策者“不改則危”,對下恐嚇民眾“不改則亡”,最後綁架改革朝自己的設計發展。
改革不是一個天然的褒義詞,當然也不是貶義詞。袁世凱搞帝制復辟是不是改革?毛澤東發動土地革命是不是改革?制度猶器具,用不順手則改——但切記要看清器具在為誰服務、是誰用起來不順手?還需要看清楚一個“由誰來改、為誰而改”的問題。不應該把追求器具完美當成目的,被一種“器具審美”迷惑了眼睛、擾亂了思維,而忘記了改革的初衷。
熱議改革是件好事,至少表明某種言論寬容,表明一個社會的活力,也表明民眾對政府仍懷有期許。但當輿論完全被吸引於某一種方案、過於傾向於某一種改革論,則不是好事——注意力過於集中,往往容易走偏路。所以討論改革,就不能用一種改革偷換改革概念,搶佔話語權力來推廣自己的改革——畢竟,改不改革不是問題,問題是什麼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