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穆爾西必須失敗-桑博
對於正在加劇的新一輪埃及政局動盪，新聞評論説：原因是總統穆爾西支持一個由伊斯蘭主義者控制的制憲機構，並宣佈該機構不受司法系統的監督，由此招致了司法系統的憤怒，引爆了眼下這場抗議運動。
如果這種評論可以被看作是事情的全部因由，那隻能説明穆爾西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蠢貨。既違背了世俗民主的原則，也違背了伊斯蘭的宗教原則。把法理上只對信仰者具有效力的宗教法律，向包含非信仰者在內的全體公民強行推廣，這首先明顯違犯了伊斯蘭宗教法律的基本原則——恐怕連最教條主義的教法人士也不會否認這一點。
可事情並非這麼簡單。穆爾西所面臨的窘境，遠非新聞評論所説的那麼單純。就算穆爾西真的是一個蠢貨，那麼他也必須是一個蠢貨——不僅因為他所面對的環境是一個製造蠢貨的環境，還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只需要蠢貨的時代。
導致了穆爾西今天所處窘境的，來自他的雙重糾結：他揹負着至少兩百年曆史所積累的沉重，同時又面對着一個無比強大而牢固的世界邏輯。他宣佈要建設一個理想王國的復興大廈，而奠基之地卻是一片基本由負能量累積的虛土流沙；他想要改變世界邏輯所帶來的種種後果，卻試圖沿着那個邏輯所制定的路徑行進。
就算穆爾西真的是一個蠢貨，那麼他也必須是一個蠢貨。
兩百年的沉重一個人扛不動
馬蘇第的《黃金草原》裏記載了這樣一樁軼事：亞歷山大城的燈塔上有一些能夠監視海上入侵者並向居民報警的雕像，它們保護了亞歷山大城從未受到任何來自海上的攻擊。到了韋利德一世時代，拜占庭皇帝派遣他的一名奴僕潛入埃及，並獲得了穆斯林們和韋利德一世本人的信任。這名奴僕通過幫助韋利德挖掘寶藏吊足了後者的胃口，然後告訴他“大地上的珍寶都埋藏在亞歷山大燈塔底下”。於是韋利德便授命這名拜占庭奴僕率領士兵去挖掘寶藏。當亞歷山大燈塔被拆毀了一半、觀察外海入侵者的鏡子被搗碎時，亞歷山大城的居民聞訊騷動起來……但此時，拜占庭奴僕的目的已經達到，他趁着夜色乘坐一艘小艇逃之夭夭。而在地中海的對岸，拜占庭皇帝的艦隊已經整裝待發了。
這個故事極其重要。不管穆爾西本人、今天的埃及人以及所有的阿拉伯人是否從這個古老故事中得到過某種啓示，亞歷山大燈塔的故事都一直在重演着，特別是在最近的兩百年中被反覆地成功上演——不曾謝幕，從未演砸。
這裏我們所説的“兩百年曆史”，是從1798年7月3日算起。
這一天，為了打通一條以埃及為踏腳石，經由新月地帶直抵波斯、阿富汗、印度乃至整個東方的通道，終生夢想超越亞歷山大大帝不朽功績的拿破崙，兵分三路攻入亞歷山大城。為報復守城者的頑強抵抗，拿破崙對城內無辜居民進行了瘋狂屠戮，“連那些躲在清真寺的避難者也未能倖免”……
與亞歷山大燈塔故事有關的內容是：拿破崙血洗了亞歷山大城、勒索了鉅額賠款之後，派人在城內到處張貼告示：“埃及人民：有人將告訴你們我來是為了毀滅你們的宗教的。這是一句明顯的謊言，不要相信它！我來到你們面前是為把你們從那些暴虐者（馬穆魯克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我比馬穆魯克更敬畏安拉，更崇敬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和輝煌的古蘭經。告訴你們的同胞，法國人也是虔誠的穆斯林！……法國人一向都是奧斯曼蘇丹的真誠朋友，也是他的敵人的敵人……”這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文獻之一《告埃及人民書》。
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和勞倫斯•戴維森在他們所著的《中東史》中結論道：拿破崙入侵的確導致了三個後果：1．從此拉開了英法對埃及的持久爭奪；2．摧毀了奧斯曼帝國穆斯林對歐洲的心理優勢；3．削弱了馬穆魯克勢力，在1802年最後一支英軍撤出後造成一個權力真空。
——若能理解這一結論的歷史意味，就不會反對：1798年，有足夠的資格成為北非、西南亞整個穆斯林世界近代史的起點。若是允許以世界基本秩序和人民普遍覺醒狀況作為歷史分期的依據，可以如此結論：穆斯林世界近代史的下限，直至今天，仍未結束。
亞歷山大燈塔故事的另一個劇本是：從1798年7月3日這一天起，埃及就再也不是埃及人的埃及，而是被一個頑固盤桓於這片古老大地上的幽靈所控制。從填補了戈爾德施密特和戴維森所説的那個“權力真空”的穆罕默德•阿里，到他的開鑿了蘇伊士運河的兒子賽義德，通過西化改革曾使埃及獲得了瞬間輝煌的孫子伊斯梅爾，曾最早扶持過埃及民族主義力量的陶菲克……直到蘇丹福阿德、法魯克父子，直到通過軍事政變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體的納吉布，在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半世紀裏，無論這些“帕夏”、“赫迪威”、“蘇丹”或者“總統”們出於情願，還是做出過怎樣的掙脱努力，事實上都從未能夠擺脱某個歐洲國家的控制。回顧這一個半世紀的埃及，人們將看到：在追求民族獨立的衝動與此消彼長的國內政治鬥爭中，法國和英國的影子交替着牢牢籠罩在埃及的上空，一刻也未曾散去。
即便是第一次趕走了外國駐軍、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中贏得了“當代薩拉丁”的崇高聲望的納賽爾，從他被共產主義陣營稱作“賈馬爾•阿卜杜勒•杜勒斯”和杜勒斯本人對他的眾所周知的仇視中，也不難看出他的身後不過是多了一重操縱勢力罷了（下文中將再次提到這個例子）。至於再後來的薩達特、穆巴拉克，就不需要多加解釋了。而穆爾西出身的穆斯林兄弟會，誕生之初的英國軍方背景，及其與美英情報部門之間的聯繫，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古老的埃及諺語“在埃及的土地上，好東西從不屬於埃及人”，如一句神秘的法老讖語，詛咒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在這個劇本中，歐洲老牌殖民主義勢力，與其一脈相承的、今天由國際金融體系操作下的新殖民主義，相繼扮演了亞歷山大燈塔故事中的那個拜占庭奴僕。前者在使命完成之後從容撤退，後者迅速登陸替補，並在去年的解放廣場運動、穆巴拉克倒台、今年的埃及大選以及隨後的“制憲之爭”等所有埃及事務中表現空前活躍。
亞歷山大燈塔故事的第三個“拜占庭奴僕”：民族主義。
“在中東從西方引入的諸多觀念中，沒有一種比民族主義更為普遍和持久。這種意識形態或信念體系通常被稱作‘現代世界的宗教’，很難加以界定。……對伊斯蘭世界而言，民族主義本身是舶來品。”（小阿瑟•戈爾德施密特，勞倫斯•戴維森《中東史》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如果説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這一“現代世界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替代了伊斯蘭教，可能有些誇大其詞；但若説在19世紀以來的阿拉伯世界裏，在歷次社會運動中，“阿拉伯民族”這面旗幟的號召力遠遠高於“伊斯蘭”這面宗教旗幟，則毫不過分。在現實實踐中，世俗民族主義又常常冒頂神聖宗教的名義出現，“阿拉伯民族主義事業被冠之以‘吉哈德’，民族主義的詞彙常常將阿拉伯民族與伊斯蘭‘烏瑪’混為一談……”（同上）
埃及毫不例外。第一個現代政黨“華夫託”本身就誕生於民族獨立運動、由一批最早的民族主義者組成。右翼集權性質的“青年埃及黨”更是在民族主義的極端版本納粹種族主義的啓發下產生的。至於曇花一現的、阿富汗尼思想啓發下的泛伊斯蘭主義運動，不僅在後來的實踐中比世俗民族主義表現得更相似於民族主義，並且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西方種族殖民主義刺激下的反應罷了。20世紀的埃及，更是當仁不讓地擔任起了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角色——從納賽爾到穆巴拉克。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主義性質的國際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就是在埃及的發起下成立的，總部設在開羅。而穆爾西本人在大選中正是以“民族”的名義、而非伊斯蘭“烏瑪”的名義來號召選民贏取競選的。但是，在歷史嘗試中，民族主義運動並未能拯救埃及，包括整個阿拉伯世界：“一些少數成功的瞬間，今天看起來猶如一片晦暗中劃過的幾道閃電……”（同上）
該到得出結論的時候了：兩百年來，新老殖民主義勢力和民族主義觀念，這兩個來自拜占庭的奸細深入地滲透了埃及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個社會領域和民眾心靈：新老殖民統治下的失敗記憶對國民心態的破壞，民族主義觀念對社會基礎的分裂；近百年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落後局面、以及由此導致的千瘡百孔的社會問題，民族主義觀念催生出的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勢力，特別是新殖民主義勢力培植扶持下國內代理人……所有這一切，這就是今天穆爾西所立足的社會基礎、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兩百年的沉重。
反對人士要求穆爾西取消擴大總統權力的新憲法聲明。
全世界的邏輯一個人推不倒
我們不妨將穆爾西假設成一個胸懷大志、決心打破舊制度建設新世界的人，就像他自己在競選口號和就職演説中所宣稱的：推行一項全面的“復興計劃”，振興國家經濟、解決民生問題、提高國際地位……簡言之，他要解決舊有秩序下產生的一切社會問題，實現國家的真正獨立自主。——這就意味着，他必須要向製造了並且繼續在製造着這些問題的世界秩序宣戰。
顯然，穆爾西執政之前的埃及，並不是埃及人所想要的埃及，更不是埃及人自己心甘情願創造出來的埃及——而是一個新老殖民主義勢力接力製造出來的埃及：從經濟到政治，從內政到外交。而這個製造者所竭力維護的，就是西方霸權所確立的世界秩序。穆爾西要實現他所説的政治理想，他有什麼理由不對這個世界秩序宣戰呢？
但我們看到的是：從推翻前政權的“埃及之春”運動開始，埃及人所選擇的就是今天這個世界秩序的邏輯：西方式的民主運動。——非但不是否定、打破製造了他們命運的世界秩序的邏輯，反而試圖追求加入、加固這個世界秩序。這是一個革命運動的指導思想的問題。所以“埃及之春”實在稱不上是一場正經的革命運動，充其量是推翻一箇舊法老、迎來一個新法老——沒有人意識到：製造了穆巴拉克的，正是他們在解放廣場上激情高呼的那些口號背後的邏輯。
埃及因其多重文化傳統，向來被西方學者稱之為一片“悖反的土地”。今天，穆爾西正站在這片悖反的土地上，以更加悖反的方式，尋求他的政治理想。這是註定了要失敗的。道理很簡單：推磨的驢子想要從沉重負擔下解放出來，就必須意識到：它真正的解放之道不是按照被規定好的磨道轉圈，而是要從根本上否定“必須沿着磨道轉”的邏輯。而穆爾西宣稱所要改變的埃及，正是今天統治世界的這個秩序所製造出來的埃及。
將近100年前，就已經有人沿着這個悖論的方式走了一圈，並最終垂頭喪氣失敗而歸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傑出的埃及民族主義者賽義德•扎格魯爾抱着高昂的熱情，試圖趁機推動埃及從英帝國殖民統治下實現獨立。但他和他的戰友們所選擇的方式，是請求帝國同意他們派遣一支代表團（即華夫託黨前身），前往倫敦向帝國陳述埃及獨立的心願。這一請求遭到當然的拒絕之後，賽義德們發動民眾掀起了一場被稱為埃及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民眾革命，支持華夫託黨、向宗主國施壓。在革命的力量面前，英國妥協了：埃及民族主義者派團前去參加巴黎和會，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埃及獨立。賽義德們滿懷憧憬：難道以支持被壓迫民族政治權利而著稱的威爾遜總統，會漠視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政治權利嗎？難道埃及不能像希賈茲阿拉伯人費薩爾（沙特阿拉伯開國領袖、以出賣穆斯林世界利益而著稱於史）一樣，有權在巴黎和會上發言嗎？……但不幸的是，就在華夫託代表團抵達巴黎當天，美國政府就正式承認了華夫託正在尋求推翻的秩序——英國在埃及的殖民權利。
不知道埃及人是否聽説過“與虎謀皮”這個成語並領悟其中的道理，但這個例子已經告訴過埃及人：以統治者的邏輯方式去向統治者乞討自由，是註定了要無功而返的。顯然，我們並沒有從穆爾西為期五個月多月的施政實踐中，看到他有任何徹底否定和推翻今天世界秩序的跡象，包括口號。與之相反，他對利用國際金融組織所承諾的“援助”和貸款解決民生問題充滿期待，他積極尋求與美國的“新型”外交關係，他試圖通過制憲的途徑打擊反對勢力、為自己爭取更大自主空間……所有這一切，正是他面對的敵人的邏輯方式。——對於穆爾西眼下所面臨的窘境，國內居然有人評論説是因為他“沒有重視民生問題”、“沒有進行經濟改革”、“沒有向土耳其學習”云云，真是幼稚至極。
但是，如果把這一切全部歸咎於穆爾西的愚蠢，則顯然有失公道。
穆爾西的氣質，他的學究出身，以及他背後的穆斯林兄弟會親西方的資產階級性質，都決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可是，如果我們假設，穆爾西確實敢徹底否定今天這個由西方霸權確立下的世界秩序，又將如何？答案同樣顯而易見：他只會在這個秩序的銅牆鐵壁面前碰個頭破血流、落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下場。
理解這個結論，需要以世界視野來分析問題：環顧今天的世界，早已經沒有了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冷戰時期兩極對抗下，複雜多變的國際利益關係的縫隙中，尚能容得下對帝國主義邪惡體系的種種質疑、否定，甚至對抗、推翻的可能，無論作為一個國家還是一場運動。而今天的世界，穆爾西不僅沒有納賽爾當年在蘇伊士運河戰爭中所擁有的那種整個國際大環境，他甚至沒有卡斯特羅、查韋斯等人所擁有的地區環境。1956年7月，納賽爾之所以敢在大型公共集會上高呼：“啊，美國人！祝願你們在自己的暴怒中窒息而死！”並且最終真的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完勝，挫敗了以色列、英國、法國的聯合進攻，捍衞了運河國有權，完全得益於當時的國際環境：蘇聯陣營的支持、以及美蘇之間對阿拉伯世界的角逐。正如毛澤東在談及埃及取得蘇伊士運河鬥爭的勝利時所説的：“（納賽爾）巧妙地利用了帝國主義國家間、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間、帝國主義和民族獨立國家間的矛盾。”“（納賽爾的）做法很聰明，他有時硬、有時軟，有時用一種很和平的辦法。”今天，世間已無納賽爾——就算有，就算他再聰明，同樣不可能取得1956年的勝利。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裏，通過西方讚譽頗佳的“埃及之春”，“民主運動”推翻前政權，又希望加入西方規定的世界秩序來實現復興，穆爾西除了沿着一個悖論邏輯向西而求東，夫復何能？今天由西方規定的霸權邏輯，穆爾西一個人推不倒。因此，不管他真的是不是一個蠢貨，他都只能做蠢貨所做的事情。
但同樣，失敗是註定了的。
古老的埃及，以其文化和地理的雙重特殊地位，歷來被歷史學家視作阿拉伯世界的心臟之地，也被穆斯林世界視為復興的希望所在。但自從近代史上的兩個“拜占庭奴僕”相繼潛入之後，“亞歷山大燈塔”就再也未能重新矗立起來——對於穆斯林來説，後者所象徵的無疑是真正的伊斯蘭文明。如今的埃及，正如《黃金草原》中那些古代詩人所詠歎：它的命運“隨着尼羅河的潮水膨漲，任憑東風的擺佈。”——只是今天，東風換作了西風。
新聞鏈接：示威逼穆爾西走後門離開總統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