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劃界到造夢-邊芹

【這是2011年的一篇舊文，一年多來，圍剿中國製造的戰役愈戰愈烈，“經濟愛國主義”的呼聲越叫越高，“購買法國造”的口號不絕於耳，並未因中國人拯救了法國奢侈品而有一絲停息。一邊是對中國人賺點小錢圍攻堵截，一邊是敲骨吸髓從中國人手裏賺大錢，兩件事做得不帶一點良心磕絆。奢侈品大腕卡地亞一邊在中國賺得腦滿腸肥，一邊在巴黎用賺來的錢舉辦表現醜陋中國人的所謂“現代美展”。路易•威登用中國人的錢邀日本畫家以“現代藝術”的名義在其櫥窗裏展示一位身穿中國紅色旗袍、目光呆滯、一臉麻木、面相醜陋的女模特。也許有人會為之辯護：畫家是以自己為模型。但塑像身穿中國旗袍而非日本和服，喻意還不夠深嗎？被奢侈品大亨相中的一中一日兩位“藝術家”都是以自己其貌不揚的面相、用藝術的名義“塑造”出西方人樂見的猥劣中國人，多麼“慷慨”的回送買客的禮物！“現代藝術”，多少惡借你而行！然而在櫥窗前走過、甚至興高采烈地留影、隨後進店大購皮包的中國買客，有幾人從這形態卑瑣的“模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進而窺到店主那雙俯視的甚或蔑視的目光？我有時真想永遠閉上眼睛。】

文中提到的路易威登店內身穿中國紅色旗袍、目光呆滯、一臉麻木、面相醜陋的女模特

奢侈品最初並不是為平民製造夢想而生，而是由宮廷用品而來，是內斂而劃界的。記得九十年代初即便在橫貫巴黎富人區的十號地鐵上，也難見人穿戴有明顯標識的奢侈品，直到世紀末，才在通往平民區的地鐵裏看到小民身上手裏的那些“奢侈標識”，且以外來移民或旅遊者居多。為什麼説“奢侈標識”？因為沒有奢侈，有的只是標識。

在這個不同階層絕少血液混雜的國度，身份與使用物品、場合與穿戴，像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列車中轉站，看似沒有界限，但分分秒秒、每一班車都有自己的軌道，而不似雜貨鋪，貴重與廉賤擁堆在一起，只在標價和裝潢上呼天搶地生怕沒了尊貴。按不可越位的軌道運作的法國社會，奢侈品即便在資產階級取代貴族之後，依然沿襲宮廷用品重在劃界的傳統，並沒有最大限度搜羅消費者的使命。所以在移民入侵般佔領下層職場、窮國質優價廉的商品大量湧入以前，整個社會基本保持了“不在其位，不謀其奢”的車循軌的本份，奢侈品只為已有的社會等級再設一道圍牆，而不謀求現代童話普世的造夢功能。

要明白法國人面對奢侈品的態度，看清“界”是這個民族的思維底質乃第一要素，以此為鑑才能看清奢侈品與名牌的界線。名牌並不等於奢侈品，奢侈品也不一定是人人皆知的名牌，金字塔尖上三世膏梁的人是不用“名牌”的，而是到從不張揚的專業店訂製一身的行頭，要的是合體、質地和與眾不同，並不加任何讓人一眼可見的標識。比如某名牌T恤，在向中產階級大打其標識之餘，不聲張地製作一些質地更佳、式樣只有“入門者”辨識的無標識產品，不明就裏的買者往往過而不見，因為他的購買動機早已被“標識”綁架。“名牌”實際上是隨着中產階級的出現應運而生，為這個龐大的、擺脱了生存困境的階層提供消費品的界標，手袋上幾個字母或衣服、手錶上的圖標所提供的“價值”印戳，只對這個階層具有意義，因為提供了一份“身份證明”。

奢侈品與名牌界線的模糊源自中產階級的擴張及自身的上、中、下再分野，是暴發户與中產階級上層的消費傾向和巨大購買力誘使商人挪動奢侈品的邊界、模糊其與名牌的界線，這在沒有翻天覆地之革命的國度是日變月動的龜行過程，而被革命凝縮了歷史的社會則一上來就接手了 “模糊”，甚至以名牌偷樑換柱地取代了奢侈品。

上世紀末西方經濟增長停滯並陷入長期蕭條，與此同時國際市場在“全球化”的攪拌下重新洗牌，迅速淘洗出一羣暴富的“世界公民”，至此一直被動地挪動邊界的奢侈品業，開始主動地模糊奢侈品與名牌的界線。往日手藝傳承數代的家族企業被國際財團一一收入囊中，有牌無廠、名多實缺是普遍的招數。這場偷桃換李的奢侈品空心戰，打得其實是一場心理戰，將過去花在奢侈品本質上的心力，大部分轉移到廣告宣傳上。以法國為例，百分之百的時尚雜誌由奢侈品集團自己辦或被其收買，再通過這些看似“獨立”的傳媒將觸角伸到全世界有能力消費“國際名牌”的各個角落。靠起用藝術頂尖人才和心理研究專家設計的廣告，極盡誘惑之能事，用標識化的設計替代了奢侈本身，實際是以虛無飄渺的概念撲天蓋地地滲入人的大腦，形成“奢侈品=名牌=標識的複製”這一荒誕等式。

由奢侈品到國際名牌的這場戰略大轉移，變劃界為造夢，針對的目標並不是本國，而是國際新興市場，尤其是社會心理有等級無界限的中國。這一本萬利的買賣，類似於毒品交易，靠的是對消費人羣的精神控制。中國社會的送禮傳統和從眾心理，更加劇了這種精神控制的廣度和力度。而隨着富裕人羣的快速擴充，個體精神控制在中國迅速演變成一種集體精神控制，大有十九世紀鴉片氾濫之勢。同時精英階層尚未意識到話語的流向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看不見信息的傳遞最終是靠暗藏的細節篡變目標物，非但未能阻止反而為這種精神支配推波助瀾。在集體中毒的狀態下，一些與奢侈毫不沾邊、只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日用品牌，包裝一番，也能在中國市場謀取暴利。文化弱勢羣體是精神控制的最佳人羣，將價值判斷權拱手托出，時常眼都不眨，其大度淡定緣於一種集體無意識。

自中國人開始有了閒錢，巴黎的奢侈品行業也有了裝修費用，而且紛紛選擇暴發户式的審美。像香榭麗舍的威登專賣店，一扇門足有二層樓高，裹金包銀，恨不得把銅錢直接掛在櫥窗裏，過去它只在彎進去的喬治五世大街有一個很不惹眼的門臉，它的起死回生與國人錢包的膨脹正好同步。如此標識化的產品，擁有了就像有錢不自由反要穿統一的服裝；又像有錢鼻尖就必須塗成紅色，以區別於鼻尖顏色正常的人，此間有點品味的人多避之不及。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徹，知道剛有錢的人其實是生怕別人不知道。標識化產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緻”，而是為人羣打上“烙印”。如果我的文字能有世紀穿透力，百年後，讀到香榭麗舍大街這個門洞是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第一批自費西遊者的朝聖地，後人會怎麼想？初始信仰者如此虔誠，施教者會不會良心發現？非也。賺得腦滿腸肥的商人故意製造缺貨的緊張，限一本護照買兩隻包，為得是不擴大生產，維持暴利，而血液裏流過匱乏記憶的中國人自然是這個魚鈎上的大魚。中國人拿出匱乏時代養成的精明習慣，他們有的是耐心，站在巴黎街頭向所有過路的同胞借護照，我本人就被堵截過幾次。望着那些殷殷以待的眼睛，我彷彿回到從前借户口本買配給的年代，全世界大概還沒有哪個種族的有錢人在巴黎讓賣家這般捉弄，讓你花冤枉錢還作乞丐。奢侈品就是始終把人維持在乞丐狀態，卻給他作皇帝的錯覺。

“精緻”的確是盲犬鼻子前面那塊永不消失的誘餌，也是古往今來文明的推進器。所以追求奢侈本無可厚非，是一個社會富足的標誌。但我們今天面對的這場奢侈品大戰，卻有悖古典時代富裕人羣追求精緻、從客觀上推動本文明進步的邏輯，而是已進入後工業時代的昔日列強，為繼續搶佔文化和商業制高點，設計的又一圍獵場。這一表面的商業平台，其實再度呈現了力量懸殊的雙方極不公平的對弈，有點像十九世紀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以鐵炮火槍對付只有長矛大刀的農業國家。代表世界統治集團的跨國奢侈品公司，利用文化強勢羣體的話語權，摸着人性的弱點，將“精緻”做空成概念，以史無前例的洗腦機制，像傳播宗教一樣，在人羣中大規模地人為製造出一種精神依賴，説得樂觀一點類似於高智商詐騙，説得悲觀一點形同現代社會的嗎啡，任其氾濫，好似一個民族的血管被悄悄截流，長此以往，大有被抽骨吸髓的危險。

窮國在受到工業化富國百年封鎖盤剝之後，咬着牙滴着血以巨大的人力犧牲和資源代價，好不容易實現工業化步入富裕之門，面對這又一場勢不均力不敵的進攻，卻幾乎毫無防備，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毒癮”的悄然蔓延。在追逐精緻生活的夢想中，人羣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碼的價值判斷力，用一箇中國工人生產一百件襯衫的血汗錢去換一隻其實除了“標識”並無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慾交換被誘入如此的信仰窄門，怎不讓人聯想到嗎啡與其吸食者的危險關係？！

如此規模的新信仰征服戰，對消費歷來講求“物歸其位”的法國本土也有洪水過境的沖刷移變。這個自我意識極強的民族注重“精神同一”，行為的“集體模仿”並不顯見，讓土著白人省吃儉用買一件奢侈品或只是奢侈品標識送人抑或自己招遙過市，不太容易，自愛而小氣的他們早就設計了比這划算而省心的行事規則。但自避孕丸出現後幾十年的低生育，致使都市下層社會為移民滲透，於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出現了，越是底層，越是披頭蓋腦的“名牌標識”，同一景象也凸顯於外國遊客聚集的場所。你時常能在巴黎北火車站、夏特萊地下商城，瞥見販毒青年肩頭足底的“國際名牌”，或在十六區邊緣通向帕西地鐵站的斜坡上，看見黃昏薄暮中匆匆離開主人家的菲傭或黑傭身上，披戴着由圖案或字母組成的舉世皆認的“標識”。那些烏黯的臉上掛着世界邊緣的無意識，盲犬一般追逐着蓄意向他們釋放的造夢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