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與大眾政治-杜蘅

很少有哪部外國史研究作品，能像《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樣同當下的中國語境，建立起如此切近的聯繫。這種聯繫部分出於聯想，部分則是有根有據的；它在法國與中國、歷史與現實之間建構出雙重的相似性：兩場革命的相似性，以及舊制度與中國後革命時代的新體制之間的相似性。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看的是美國社會；而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抓住了法國國家及其治理術。特定的治理術為大革命準備了條件，預先鋪設了到達革命後果的道路。在他所揭示的諸多方面中，有兩個方面特別值得提出來作一説明。

首先是革命之前法國君主推行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對中間階層的政治打擊。貴族以政治權力交換社會特權，最終被君主及其官僚體制收買，喪失了他們對社會的組織功能。沒有政治功能卻保留各種社會經濟特權的貴族，成了遭人嫉恨的對象，與君主本身成了一丘之貉。取代傳統貴族這一地方組織機制的國家官僚體系，並非一架足夠理性化的超級機器，而是包括了官職買賣與繼承以及特權化的徵税制度在內的利益私人化網絡。君主通過它把法國社會的權、錢、貴籠絡在自己陣營，但卻只造成一種內部離心離德的、虛弱的中央集權，一種比較政治學家稱之為弱專制的體制。最關鍵的是，這個體制打掉了地方的組織性力量，本身卻無法擔負其這一組織功能。因此，打掉了地方的傳統組織力量，也就打散了法國社會，就像托克維爾所説，造成了法國人之間的相似化以及（看似有些矛盾的）陌生化和冷漠化。

其次，在貴族喪失政治功能的情況下，取而代之的是托克維爾所批判的文人政治。文人政治產生的條件不在於文人本身，因為文人的抽象觀念要發揮社會效果，需要有相應的國家治理術與之配合，那就是這種治理術欠缺吸納政治參與的能力。專制體制就是這樣一種治理機制。它使有政治參與慾望的人羣無法獲得政治經驗，而使傳統上具有政治經驗的階層放棄其政治義務。托克維爾把體制的朽壞歸結到政治自由的沒落，換成我們的語言，正是參與慾望和政治能力之間的不對稱：有慾望的人沒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沒有慾望。當法國社會被啓蒙文人的抽象觀念所武裝，一旦統治階層內部發生分裂，激進的羣體就有機會和能力，直接訴諸這些觀念上武裝起來的基層成分，將他們動員起來，一舉推翻舊制度。

由此看來，法國革命的機制，實為大眾政治的生成機制；托克維爾所揭示的，也正是大眾政治的邏輯。在托克維爾的年代，他還沒有機會見識現代動員型政黨的威力。無獨有偶，中國現代政黨政治的研究已經指出了國民黨政權實質也是一種弱勢獨裁體制。儘管國民黨也是按照大眾動員型政黨的機制改組出來的，但它卻並沒有將此邏輯貫徹到底，相反，它逐漸走上了類似法國舊制度的狀態。這就為另一個基層動員能力更強的競爭對手創造了條件。中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填充了動員下層這個空缺。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革命比起法國革命來，是更有組織性的大眾政治。與此同時，這也意味着中共代表的革命力量，在其一開始就把政治參與的要求提高到了民族界限內的最高程度。也是因此，中共革命的成功和建立政權，僅僅表示它的革命的開始，而非革命的結束。它面臨着一項史無前例的任務，就是如何用它創設的體制來持續滿足被它調動起來的空前的政治參與規模。

人民共和國的經驗是否為這一歷史任務找到了一個可靠的答案，對於這個問題，應該是大可討論的。中國思想界在這裏，無疑存在巨大的分裂。很顯然，最近《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書熱”，暗示了成功的革命反向走到了法國革命之前的狀況。或許正是出於這種直覺與經驗，很快促使某些論者進行“區分技術”的操作，以便把中國與法國舊制度區別開來，斬斷在這兩者之間的無根據的聯想。但《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呈現的種種跡象卻在不斷復現出來。社會運動理論家指出：官方治理技術造成階級意識的消亡，培育了民粹政治的温牀。社會的個體化與道德冷漠，輔之義憤和暴戾之氣，天生一對。再加上公知政治，宛如猛虎添翼。人們耳邊或許不時回想托克維爾筆下改革的悲劇：不改無以為繼，改了催生革命。傳播網絡中小道消息和謠言更受歡迎，也就是説，無權威的反而被視為權威，權威反而被視為沒有權威。所有這些現象，都是體制未能成功吸納政治參與要求的表現。

此時此刻，在當下的中國，閲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不免令人產生一種時空的不確定感：在革命之後和革命之前讀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體會將大為不同；那麼我究竟身處哪個時空？作品是開放的，其效果取決於讀者；讀者又取決於其作為思想者或行動者的不同類別；而不同的行動者類別，又決定於他身處其中、又被他的自我意識所中介的具體歷史語境。就如《君主論》可以有他的美迪奇，也可以有它的盧梭一樣，《舊制度與大革命》也可以有它同處一個時空卻有彼此對立的想象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