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守政治”的質變-潘妮妮
這篇隨筆的發端在於對日本最受爭議的政治家小澤一郎政治生涯的思考，但或許除了他本身的性格與特殊經歷外，探討他的經歷所映射的日本保守政治的軌跡，亦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從政治家履歷來看，小澤在自民黨黃金時代的末期居於權力的風頭浪尖，因為強力手段被稱為“亂世的小澤”，甚至有認為自民黨90年代的權力鬥爭就是圍繞着“親小澤、反小澤”這一中軸展開；隨後退黨，利用個人的影響和手腕幫助民主黨成為第一大黨；又被驅逐，捲入官司；在小黨林立、同時代人物或亡去或隱退的今日又再組新黨繼續站在台前。
從政治家的成就來看，有人稱他為“思想的政治家”，這個詞似乎兼有憧憬、惋惜和諷刺之意。他所能提出的博大計劃往往與他實際能獲得的執行權力不成正比：在自民黨時期，他高唱新自由主義改革，即使在保守的自民黨內部，也是偏右人士；但今天，他的政見卻又與左派人士和政黨合流。
乍一看，這或許會給人牆頭草的印象，但如果換一種思路，我們或許會發現：可能發生根本性轉變的不是小澤，而是日本政治本身。通常，當我們在討論今天的日本政治越來越右傾的時候，會認為這是二戰後保守勢力消滅得不夠徹底的必然結果。這個結論當然沒錯，但是，日本的“保守化”和“右傾化”絕不是一條順滑的曲線，而是在某個關頭出現了重大轉折。構成這個轉折的是經濟衰退和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及由此導致的日本政治“保守主流”的改變和社會“一億中流”的崩塌【1】。日本政治從穩定的“保守”跳躍到一個極不安定的“右傾保守化”狀態。而小澤一郎這樣的傳統“保守”政治家竟也不知不覺間，移到了日本政治光譜的左邊。
一、繁榮期的日本：“保守政治”與“一億中流”的穩定結構
日本政治語境中的“保守”有其複雜性。從我們中國——作為二戰受害者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主體意識出發，在使用“保守”一詞時候，暗含的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右”和“軍國主義化”傾向（比如“日本政壇趨於保守”；“保守派的軍國主義復辟”等）。但在日本國內政治語境中使用“保守”一詞的時候，強調的是社會中堅與政治的中間道路【2】。換言之，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來看，日本保守政治是偏右的，但在日本自身的角度，“保守”意味着居中。一個側面的證據是，長期的執政黨自民黨在2010年——議會選舉敗給民主黨成為在野黨後——才修改黨章正式明確宣稱了要走“日本的保守主義”道路，以區別于吉田茂時代所確立的“傳統保守主義”，在日本的政治語境中，恐怕這才真正算是標明瞭自民黨的“右傾”。【3】
總的來説，這種“保守政治”下，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權力嵌入到社會結構和文化中（如圖所示），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資產階級統治的本質沒有改變，政治家實質上也是戰前統治精英的繼承者，政治的運作需要最大限度抑制激烈的變革，維護保守的政治權力的既有地位。另一方面，政治家行為與民眾意願之間確實存在着上傳下達的渠道——即使這裏受到諸多非現代性的關係紐帶，而非純粹來自法定的程序——因此，政治運作又意味着要通過國家規劃，將國家發展的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在全民中形成一個較為公正有效的分配（“一億總中流”），以求從源頭上消滅極端化的可能性。
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前，日本政治看上去運轉得非常穩定，日本也開始試圖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強調自己已是一個“發達的民主國家”。當然，這種宣言旋即受到歐美和東亞學者的批駁，於是日本學者也就轉而強調日本政治和社會的“特殊性”。但是不管怎麼説，在穩定運轉中，日本的政治安排至少存在着兩個關鍵隱患：第一是排斥變革，使得矛盾不斷積累；第二是過於依賴經濟的良好表現和貿易保護主義，終將無法抵禦全球化的衝擊【4】。
日本保守政治的穩定結構
二、新自由主義改革與“劇場政治”：崩壞的“一億中流”與謝幕的“保守主流”
1993年，國民對經濟不振的失望情緒直接導致了“五五年體制”【5】終結【6】，這也是70年代以來自民黨和社會黨選舉基盤逐漸動搖的最終反映。自此，在執政時開源節流，在選舉時吸引浮動選票，就成為政治家的必然選擇。
儘管並不是唯一一個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政治家，但作為日本20年間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小泉純一郎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首先，在大眾民主和經濟效率名義下的“無聖域的結構性改革”，破壞了統治階級向勞動羣眾出讓利益的渠道，加速將“一億中流”推向“下流社會”；其次，旨在吸引浮動選票的“劇場政治”不但帶起了日本政治家的表演之風，華而不實、花言巧語和醜聞攻訐代替了實質的主義與路線之辯，同時，也給予自民黨“保守主流”以沉重打擊，打破了政治的鐵三角。
（一）改革與“中流”主體地位的喪失
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在“民主”與“高效”的旗號下破壞了保守政治結構的社會基礎。小泉政府改革的正當性主要來自：1）“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經濟改革；2）借用民眾對官僚機構的不滿，以及“地方公共建設浪費”的輿論氛圍，借“減輕國民負擔”和“發揚民主”為名義，推動公共機構的“民營化”和公共服務削減；3）以“大眾民主”的名義推動修憲。換言之，一邊削弱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邊借“民意”排擠政敵。因此當時民間有玩笑説，小泉的“小政府”就是“小泉一個人的政府”。
儘管類似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曾經在撒切爾和里根手中獲得了成功，但21世紀的日本卻不是1980年代的英國和美國，“無聖域的機構改革”是否能最終挽救日本的經濟，也許尚不能下結論，但是“下流社會”的態勢似已不可逆轉。當然，從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單論財富和生活方式而言，日本仍然擁有大量的“中產階級”，然而，“下流社會”最關鍵的還是中產階級（中流）失去了在政治——社會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壓縮了普通羣眾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的空間【7】。
一方面，在城市，小泉政府將1996年通過《勞動者派遣法》的適用範圍擴大到製造業和建築業【8】，傳統的終身僱傭、享有豐富福利待遇的正式職工減少，而僱傭不穩定、沒有或只有很少福利、平均工資只有正式職工一半的的“派遣社員”增加，在2006年其比例達到33%。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旨在提高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而造成的不良後果則是大企業集團與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分離，增加了相對貧困的人口，同時也促成了勞動階層的分裂，勞動者缺乏相應的歸屬感，“工會”這一傳統的政治博弈手段被削弱。根據2009年大選時的統計數據，與泡沫破滅後初期的1994年相比，日本僱傭勞動者增加了176萬人，達到5455萬人，但其中工會成員只有1008萬人，比1994年減少262萬人。2009年工會組織率僅為18.5%，不到最高峯期的1/3。而在非正式僱傭者中，組織率只有5.3%【9】。
另一方面，在農村，由於產業比例變化和農產品市場的對外開放，農村本身在逐漸衰落【10】，改革對公共投資的削減和公共機構的“民營化”惡化了這一狀況。小泉政府實施了減少農作物種植面積政策，並在親美的大環境下繼續開放農產品市場，自然也削減了相應的保護性補貼，日本傳統的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利潤不斷下降。公共機構的民營化和公共設施的壓縮則大大增加了農村生活的隱性成本，擴大了城市與農村在生活方式上的鴻溝，到大城市學習、工作的年輕人無法再返回到農村和小城市去，地方農村與小城市的凋敝死亡趨勢已無可逆轉【11】。
儘管這些政策並不是從小泉時代才開始的，但小泉把這些前代的“權宜之計”——或者為了應付財政困難，或者迫於美國的壓力——轉化為全局性的“改革”倫理推到了前台【12】。與農村凋敝相對應的是基層自治組織“農協”和自民黨選舉“後援會”的衰落，這又進一步惡化了基層的自治環境，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央對地方的“拋棄”，福島救災不力某種程度上是這個趨勢的反映。
（二）“劇場政治”：政治家的劣化與“保守”的最終變質
進入80年代以來，自民黨農村基盤衰退趨勢顯著，不傾向固定政黨的浮動階層增加【13】。小泉純一郎本人由於在自民黨內缺少保守主流的支持，又需要儘量減少派閥的影響，維持政府政策的穩定性【14】，因此選擇了能夠迎合中心城市、有產者和年輕人等“浮動階層”的改革政策。
小泉仿效歐美政治家的選舉策略，有效運用大眾傳媒，強調自己的年輕、創新、現代化和國際化，跳脱了傳統日本政治家推崇的鄉土形象。花俏的作風談吐，以及“改革”的口號深受大城市有產者和年輕人的喜愛。在任期間的歷次議會選中，小泉打着“改革派閥政治”的旗號，籠絡一些形象清新的年輕議員或知名人士，充當“刺客”，排擠了自民黨在各選區的派系候選人。但是這些“無派系”人士後來也被認為相當於“小泉派”。
簡言之，劇場政治的成功在於兩點，首先，工會、農協及其他非政府的社會組織凋零，無法對決策過程形成有組織的影響，加上小選區制度改革，分散的選票實際很難反映像樣的“利益要求”，更罔談“路線主義的區別”，因此政治家本身的公關“好感度”一舉成為關鍵要素——這也是冷戰之後發達國家的共性。
其次，從日本本身來看，保守政治在歷史上的確積累了諸多的醜聞，引起民眾的廣泛不滿，而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的思想發生很大的變化，嚮往西方政治家的“清新”、“幽默”與“親民”形象，而傳統保守政治中的秘密行事風格、鄉土氣息、私人關係網絡等往往與腐敗、落後掛鈎。小泉本人很好地適應了這一變化，讓自己時刻散發着歐美影視作品中金融和法律精英的氣息，吸引了大量年輕選民尤其是女性選民。
隨着政治家和選民的變化，媒體的重心也隨着轉移，能夠製造奪人眼球的“新聞”的政治家受到了更多的親睞。這就是後來像石原慎太郎、橋下徹這種實際提不出什麼現實性政策卻善於製造“爆點”的政治家能夠成為政治焦點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家開始公然散佈右翼觀點軍國主義思想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原因，因為在有限的議題中，又有什麼問題能比咒罵中國更有“爆炸性”，成本更低，更不負責，更不會引起國內選民的負面情緒呢？當然，除了小泉這個成功的表演者，也不是沒有演砸了的例子，安倍、麻生和野田都是前車之鑑。而掃除了“保守主流”的自民黨——福田作為保守主流最後挽救的努力似乎並沒有什麼好的效果——卻在小泉之後再沒有出過像樣的政治家，在最近的總裁選中，安倍晉三、石原伸晃和石破茂的競爭可説是1955年之後最弱的自民黨競爭，而台下備受記者關注的則是小泉之子。同時，這也是有史來最“右”的自民黨競爭，2010年自民黨修改了黨章，首次明確宣稱了“日本式保守主義”，脱離了“保守主流”的“中間”地位，滑向了右傾的不歸路。
三、小澤一郎：“政治的思想家”還是“權力鬥爭的小澤”
在曾經“保守主流”的核心議員中，大概只有小澤一郎一人全程旁觀和參與了“保守”的質變。在二戰之後的日本，大概只有相當於他政治生涯老師的田中角榮的爭議度在小澤之上。自民黨在90年代的政局曾被視為圍繞着“親小澤、反小澤”的中軸展開，而21世紀民主黨能夠執政，小澤對選舉的強大運作能力和個人魅力功不可沒，而隨後執政的民主黨也圍繞着“親小澤、反小澤”的主題而陷於分裂。作為政治家，小澤以“強勁的手腕”而著稱，激烈的批判觀點將他稱為“破壞者”、“麻煩製造者”、“權力鬥爭信條信奉者”；而温和些評判則認為，外界對小澤的負面印象是他本人性格所致，在推行強力政策的同時卻不善於向他人解釋和妥協，以他本人的説法是，“去者不追，來者不拒”。而另一方面，讚揚者則把他視為和明治維新的西鄉隆盛一樣的悲劇英雄。
（一）政治生涯
限於篇幅，本文或不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小澤一郎政治履歷，只能選取部分片段予以簡單勾勒。從以下的片段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退出自民黨之前，小澤經歷的——除了教育背景外——是最典型的日本保守政治精英的路徑，退黨後又成為在野黨分化整合的軸心力量。在同時代政治精英成為歷史的今天，小澤歷經起伏仍活躍在第一線，在主要問題領域倡導自己鮮明的政策主張。作為一個傳統的“保守主義”政治家，小澤身上有着“保守主流”的原罪：他的形象和行動總是被大眾傳媒與年輕選民同專橫、熱愛權力、貪污、秘密政治聯繫在一起，所以當他因“資金運作不正”嫌疑被刑事起訴時，公眾輿論中似乎都透着“果然如此”的意味。
但是，不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在朝還是在野，小澤又總是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現，其政治思想往往走在官方的政治實踐前面。許多政治家絞盡腦汁尋求與他合作，又有許多政治家想方設法要排除他的政治影響，前者與後者常常水火不容，卻又時有重合。而小澤本人又常常在看上去已是神憎鬼厭的時候，重新聚集支持者形成新的政治勢力，卻從來未能到達政治權力的頂峯。雖然看上去始終只是“政治的思想家”，當代的政治家——即使是颳起“旋風”的小泉純一郎和總是上新聞的石原慎太郎——又有誰能斷言自己比小澤更有個人影響呢？【15】
•1942年出身的小澤是標準的“二世”——第二代議員，父親是自民黨政治家，母親出生於地方議員家庭；1969年第32次眾院選中，因為父親的突然去世而被推舉為巖手縣2區候補，當選時年僅27歲【16】。
•在重視教育背景“家系”的日本政界，小澤的教育背景非常普通。原本希望繼承父親的律師職業的小澤，在連續兩年東大法律系落榜後不得已就讀慶應義塾大學經濟系，隨後雖然考入日本大學攻讀法學碩士，但因為突然從政而中途退學。
•很早就加入保守主流的家系，當選議員後不久成為田中角榮的“七日會•星期四俱樂部”派成員，通常認為田中角榮和金丸信對小澤有很大的影響。
•1982年擔任自民黨總務局長。在1983年的眾院補選中，自民黨內部大多數人為了集中力量，主張只推舉一名候補，而小澤作為選舉對策的具體執行者，堅持推舉兩名候補，並通過巧妙的票數分配促成成功當選，被首相中曾根康宏評價為“就像是看到了名醫的外科手術一般”。也被田中角榮評價為“黨務的小澤”。強有力的選舉手段使後來的民主黨受益匪淺。
•入閣次數很少，1985年初次入閣，擔任中曾根內閣自治大臣兼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1987年竹下內閣擔任官方副長官。第44代國家公安委員長。這應該與小澤在自民黨內定位為黨務有關。
•1985年追隨竹下登挑戰田中角榮的黨內影響，加入竹下派的“經世會”，是當時被認為最有可能繼承自民黨保守主流的七人之一（“竹下七奉行”【17】）。其中小澤和橋本龍太郎的競爭尤其受到朝野兩方的關注。
•1991年開始，以小澤為首的金丸派積極推動改革小選區制度，隨後又圍繞主流家系繼承等問題，與自民黨內竹下派主流形成完全對立。小澤、羽田等人自組派閥，稱竹下派為“守舊派”，從此以“改革派”自居，積極倡導新自由主義改革計劃。
•1993年5月，出版《日本改造計劃》一書闡述政見與改革主張，成為了發行70萬部的暢銷作，在政治家中及其少見。書中提出的政治課題與後來陸續出現的官方議程多有重合。
•1993年脱黨，與羽田孜等建立新生黨，儘管黨首是形象清新能平衡各方的羽田，但代表幹事小澤被認為擁有實際的影響力。同年促成8個在野黨聯合，成立細川護熙政府，“五五年體制”終結。
•1994年，除日本共產黨外的在野國會議員187人以小澤為中心結成新進黨，海部俊樹為黨首，小澤作為幹事長掌握實權。隨後圍繞黨首問題與羽田孜等人對立，1996年議院選新進黨不利，圍繞對小澤的批判和維護，新進黨解體。
•1998年結成自由黨並就任黨首，與自民黨結成“自自聯盟”，1999年公明黨加入聯盟後，小澤提出了自自兩黨解散重組新的保守政黨的主張，但在自民黨內部圍繞“小澤復歸”的爭議聲中，未能形成協議。
•2003年，自由黨併入民主黨，在倡議在野黨聯合的同時，小澤的政策主張開始左轉。2006年，小澤就任民主黨黨代表。次年，民主黨在參院稱為多數黨，與眾院的自民黨形成牽制態勢。同年參院推舉小澤為首相候選，但因為“眾院優先”的原則，最終眾院推選的福田康夫稱為首相。
•2009年，因為秘書卷入經濟醜聞，小澤辭去黨代表，並支持與自己親近並且同樣同意“三駕馬車”——黨代表，幹事長，代表代行（小澤、鳩山和菅直人）協商一致——體制的鳩山由紀夫繼任黨代表。
•2009年，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得308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實際負責選舉事務的小澤對勝選起了很大作用。隨後小澤擔任執政黨幹事長，民主黨也確立了政府與黨的“二元權力構造”。
•2010年2月，圍繞小澤的資金管理團體“陸山會”的收支報告作假嫌疑，長達兩年多的訴訟開始。6月小澤與鳩山由紀夫達成“同進退”的協議，辭去幹事長職務，鳩山也辭去黨首和首相職務。“三駕馬車”只剩下反對小澤的菅直人。自民黨內部圍繞“保小澤——反小澤”形成鮮明對立。堅信只有排擠掉小澤勢力才能團結內部的菅直人公開執行“脱小澤”路線，重用反小澤的政治家。
同年7月民主黨參院選舉敗北，圍繞九月的菅—小澤的黨代表競爭，民主黨的分裂完全公開化。這次選舉中小澤失敗，但國會議員中兩派仍基本持平，小澤的政治影響得到維持。2011年初，小澤被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之名受到刑事訴訟，2月22日，民主黨停止他的黨員資格，並駁回了本人的不服申訴。針對這一處罰決定，小澤在媒體會見時表示“並沒有做值得羞恥之事”和“法律會還我清白”。
福島大地震後，針對菅政府的不利舉措，小澤聯合鳩山等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又因程序上的問題，被民主黨處以停止黨員資格3月的處分。2011年民主黨代表選中，儘管被停止黨員身份沒有投票權，仍有多位候補者會見小澤尋求支持，外界稱為“小澤拜謁”，雖然措辭有諷刺成分，仍可見本人的影響力。但正是選舉中小澤支持的海江田萬里敗給野田佳彥，也暗示了小澤黨內向心力的衰退。2012年，為反對野田政府違背民主黨綱推行增税等右傾政策，小澤等50名議員退出民主黨，民主黨也對小澤做出開除黨籍處分。
給小澤招來刑事起訴的“陸山會事件”的法律程序幾經輾轉。2011年9月，小澤的三名前秘書被判處有罪，同年10月，小澤在結束針對本人的首次公開審理後向記者表示，“這是抹殺我社會性的暗殺，是比剝奪生命更殘暴的暴力”。加上這次，東京地方法院對小澤進行了16次公審，檢方主張被告“輕視《資金規正法》，法律意識薄弱”，而辯方則表示小澤“不存在收支報告造假動機，也沒有與前秘書同謀的可能”。
2012年4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小澤無罪，同年11月12日，東京高等法院支持一審，19日，在無上訴的情況下最終無罪確定。針對小澤的無罪判決，民主黨政治家再次分成兩派分別表達了“歡迎”和“沉默”。
•2010年的調查顯示，小澤居於日本政治家個人政治資金榜的榜首。
•2012年7月，小澤再次成立“國民生活第一”黨，擔任黨代表，以“自立和共生”為旗幟，以反核和反增税為政策訴求。同年12月，“國民生活第一”解散併入持相同政見的“日本未來的黨”，參加第46屆眾議院選舉。鑑於羽田孜和渡部恆三宣佈不再參選，小泉成為“竹下七奉行”中目前仍活躍在日本政治第一線的唯一一人。（共2頁，請翻至下一頁。）
（二） 政治主張：從“乘風破浪”到“返璞歸真”
在1990年代的大暢銷作《日本改造計劃》中，小澤表現的是徹頭徹尾的新自由主義者色彩，要求減少政府在經濟和社會管理方面的作用，書中提到的主張基本為小泉純一郎政府所採用——如前文所述——改變了日本的政治和社會生態。然而，隨着2003年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並尋求與中左政黨聯合時，小澤逐漸轉向了“大政府”的立場，而這種立場與主張的內容也與民主黨綱領一致，成為了後來民主黨勝選執政的根本原因。憑藉教育補貼、廢除部分税種、高速公路免費等福利措施，限制官僚權力，以及搬遷沖繩基地的反美態度，民主黨在城市地區確立了優勢，尤其是獲得擁有全國66%工會成員的“聯合”工會的支持。不僅如此，民主黨通過“農户收入補貼制度”，在農村的議席數也超過了自民黨，打破了自民黨傳統的農村優勢。
關於小澤2003年前後的政策主張對比，下表選擇部分重點以觀其大略，既存在重大轉變，也有一脈相承的成分【18】。
[1]也有人認為小澤轉變的標誌是2006年就任民主黨黨代表時，在兩院議員總會上發言表示，“想要不變地生存下去的話，就需要有所改變……首先，我自己必須有所改變”。這被媒體稱為是要給公眾“新的小澤”的印象。
[2]由於黨內的反對加上當時共產黨批判民主黨的“第三條道路”路線而失敗。
小澤的政治主張總是在倡導“變革”，總是立於“當時”日本政壇的主流風潮之外，因此也總是被趕走。如此反覆的退黨、結黨，以及從“右”到“左”的政策轉變，使小澤在政治生涯尚未結束就成為謎團並近乎於傳奇。此公到底是“政治思想家”還是僅僅是“權力鬥爭的小澤”，還遠遠未到能定論的程度。筆者也就只是貿然在此寫一些半是學術分析半是無心感嘆的文字。
如同日本政治自身的複雜性一樣，自民黨也是一個複雜的政黨。一方面長期近乎於一黨執政，身邊圍繞着一個由“世襲議員—大財團—官僚”組成的利益鐵三角，使得日本看上去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但在另一方面，全盛時期的自民黨卻又真正“接地氣”，政治鐵三角卻又構成輸送利益的渠道。然而，這堅固的結構又讓日本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面前脆弱無力。這個時候小澤橫空出世，儼然時代的弄潮兒，《日本改造計劃》中描述的，分明是一個美國式的“普世價值”：市場崇拜，弱化政府調控，引入兩黨競爭代替自民黨內的派系協調，對外輸出。
但是，被默認為是自民黨“改革先聲”的小澤，所看到的“改革”後的現實，大概與他的樂觀想象相去甚遠。最關鍵的是，改革之後的日本沒有他所要的“活力”：大企業依然在國際上競爭乏力；金融業吞噬了日本引以為傲的實業；亞洲而不是美國越來越影響日本的經濟命運；地方——作為一個傳統的日本精英政治家政治家賴以生存的“地方”——凋敝死去；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取代“兩黨競爭”願景的是現實政黨的同質化和保守化；日本政治不再誕生“思想”等等。
於是，這時的小澤從弄潮兒變成了“老人”。比起“新自由主義”向“全球化”張開翅膀，“日本生活第一”把重心放回了“地方”，放回了日本的繁榮時代和那個時代所誕生的政治家所賴以生存的土壤中去。正在很多城市年輕選民看來是“倒退”和“保守”，因為那些“地方民”——日本人説這個詞大概就類似於我國人説“鄉巴佬”時的涵義——大約的確有着各種各樣的“劣根性”，總之，很不“現代”。在年輕人看來，總是要和時髦的普世價值在一起，才是“改革”的和“進步”的，因此“國民生活第一”這種偏地方的口號自然很“保守”，很“沒有勇氣”。
但話又説回來，擁抱“普世價值”的浪潮，難道不僅僅是簡單的隨波逐流嗎？而準備把那些看着就要被時代“淘汰”的土壤和人們重新活化，難道不是一件更艱鉅更創新更具有“改革”意義的事情？“日本生活第一”黨的三個口號是：生命，生活，地域再生。與此相應的政策是：廢除消費税增税（對生活水準尤其是低收入者生活水準的保護）；廢核（實質是抵制大企業的權力）；地方（治理）發揮主角作用的社會（財權和治理權向地方的轉移）。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口號，實際上看來卻是現在可以防止日本在保守右傾道路上一去不復返的唯一可能，儘管這個希望在今天看來甚為渺茫，蓋全球化下的世界政治大勢越來越傾向於一種單向運動/價值。不過，至少在日本，我們也看到，儘管在中央層面依然是兩大保守政黨（派系）的無聊遊戲，但在地方，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日本在野黨和無黨派人士正在尋求守護“生活”的對策，這也往往是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
註釋
【1】也因為新自由主義改革對原本保守結構的破壞，使得日本政治再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和其他發達民主國家政治變遷的實例進行對照比較。
【2】當然左派在使用“保守”一詞的時候就帶有批判意識。
【3】岸信介時代曾有學者稱為“修正保守主義”的實踐，與今天自民黨宣稱的“保守主義”相似，但當時只是一些政治家的傾向和實踐，並沒有獲得黨綱的正式認可。
【4】而經濟本身卻非常依賴世界市場，貿易保護主義本身又過分依賴美國的意願。
【5】1955年以來的自民黨長期執政，社會黨長期在野分庭抗禮的“特殊兩黨制”格局。
【6】自民黨在眾議院失去半數席位，第一大在野黨社會黨得票數鋭減，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先驅新黨、社民聯以及參議院民主改革聯盟聯合執政，以從自民黨退出自組日本新黨的細川護熙為首相。
【7】筆者認為，這也是很多學者在談到歐美民主國家的“政治危機”時難以被普通民眾接受的原因。新自由主義改革後日本政治就逐漸變得可以用通用的知識進行解釋了。
【8】從1996年通過該法案到小淵惠三政府時期，勞動派遣都只限於高技術工人和一些專業技術要求較高的行業，不會對整體的僱傭狀況造成影響，但製造業和建築業卻可説是日本的經濟立國之本。
【9】數據來源：高橋均、「鳩山政権と労働組合」、『マスコミ市民』、2010年6月（497號）；「2009年労働組合基礎調査」、『賃金•労務通信』、2010年1月。
【10】1960年至1991 年，日本第一產業人口占就業人口總數的比率從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七 ，而第二產業則從百分之二十八增至百分之三十四 ，第三產業從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五十九。1980年代，自民黨迫於美國的壓力，部分開放農產品市場，使農民蒙受重大損失，此外，進城的農民脱離了原來的選區，不再給自民黨議員投票，自民黨的得票率因此下降（自民黨在眾議院的絕對得票率從1958 年的46.75%下降到1983 年的32.78%）。
【11】實際筆者也曾在日本的不同地方目睹此類現象：除了東京都區域、阪神區域和環瀨户內海區域等少數經濟活躍區域外，小市鎮——甚至是著名的旅遊市鎮，在旅遊淡季也大抵如是——白天街頭幾乎難見行人，年輕人或者工作居住在遠處的大城市，或者在附近的中型城市工作而晚上回到小城市居住，但隨着教育及其他資源的集中，遲早也會搬往附近城市或者城市周圍的衞星城居住。
【12】集小泉改革大成的當屬“郵政民營化”，將屬於公共機構的“日本郵政”民營化，合併地方郵政機構，提高“效率”。反對民營化的是利益直接相關的地方/農村民眾、郵政省官僚和自民黨內強大的“郵政族”勢力，而支持的則是小泉為代表的青壯派政治家和深受新自由主義的“自由、高效”思想薰陶，反感傳統政治家和官僚，卻對農村和地方持冷漠態度的城市浮動選民。“郵政民營化”的最終成功似乎可以看做兩個分裂的時代的標誌。
【13】20世紀70年代以前，有40%的選票為不固定支持特定政黨的浮動票，固定支持保守政黨或革新政黨的選票各為30%，進入80年代後浮動票上升到60%，保守政黨或革新政黨的固定支持票各佔20%，到90年代浮動票進一步上升到80%，而保守政黨或革新政黨的固定支持票分別為10%。參考：福岡正行、「海図なき政黨政治のゆくえ」、『中央公論』、1991年9月。
【14】事實上小泉連續執政5年半，是“平成”（90年代）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
【15】主要資料參考：奧野修司、「小沢一郎：覇者の履歴書」、東京：データハウス、2010。及相關報刊雜誌等。
【16】選舉初期小澤因罹患甲狀腺癌，曾計劃退出，但隨後經過手術痊癒。這也一定程度上渲染了他的神奇經歷。
【17】另外六人是小淵惠三、橋本龍太郎、梶山靜六、羽田孜、渡部恆三、奧田敬和，小澤和後三人都是竹下派中的金丸系，前三人則屬竹下系，後金丸系四人都退出自民黨，並構成最初的民主黨的中堅。
【18】主要參考資料：Ichiro Ozawa (1994). Blueprint for a new Japan: the rethinking of a nation. introduction by Jay Rockefeller; translated by Louisa Rubinfien; edited by Eric Gower (1st ed.).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以及在《富士夕刊》上連載的本人專欄：<小澤一郎的剛腕專欄>。兼參考部分報刊雜誌文章。報道和本人發言中在同一時期或有若干矛盾之處，以正式發言和主流報道為準。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所國際關係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