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國際法教授：2012政權交替中國贏了-諾阿·菲爾德曼

2012年將因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權更替而載入史冊。中國共產黨五年一度的代表大會與美國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時間重合。如果這二十年一度的重合還不夠刺激，埃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坎坷轉型則不斷地提醒我們，缺少穩定體制的政權轉移會是何種景象。

中美同時政權交替彰顯了非凡的歷史發展階段。二十年前的我們，不可能預感到比爾·克林頓遭遇彈劾危機，美國最高法院竟決定了2000年老布什和戈爾大選對決結果。但任何一位理性的觀察家都可以預見總統大選仍將按照常規進程舉行，並且，彈劾與選情意外能通過常規途徑化解，而不會出現宮廷政變或政治清洗。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2年時人們幾乎不可能預測到，中共領導層能夠通過常規化途徑進行政權交替。五年計劃不是什麼新鮮概念，中國人已經從蘇聯學到了，但最高領導層的交接則沒有按同時段進行。文化大革命與89風波所造成的權力動盪都沒寫在事先制定的議程上。

儘管鄧小平一代1992年正式“退休”，沒人真的相信他們真正放棄了政治權威。簡言之，中國當時仍處於半獨裁時期。於是，各種獨裁式的不確定因素層出不窮，誰上台、什麼時候公佈、以什麼方式確定權威，不一而足。

過去二十年間，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鄧小平逝世後，中國領導人逐漸以十年為一個階段主動退隱。因此，國內外的觀察家們對於誰上台、什麼時候上台有了些許把握。習近平與李克強上台兩年以前，外界已有預期。

同時，通過共產黨內部機制遴選官員，也日益以能力為標準，而非對黨紀的忠誠度。最近的研究表明，這種選賢任能的機制還有待完善，這並不令人驚訝。不過，人們逐漸認識到，專職挑選黨內人材的黨員會綜合考慮才幹、政績、人際關係和對黨的忠誠度等因素，以此來發展幹部前途。

實際上我們可以斷定，中國最高領導層進行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試驗。共產黨通過內部選拔和次代交替，要以不同於選舉或世襲的途徑解決權力更替問題。許多高層黨員的子女利用了他們的優勢，但太子黨的身份不足以保住官位：你還必須是個好乾部。

這些變化的關鍵是，中國雖然保留了威權主義，但絕不再是個獨裁國家。獨裁者不可能主動讓出權力，阿拉伯之春向我們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如果新的獨裁者不出現，體制就會逐步混亂，就像埃及現在這樣。

一些觀察家2012年時提出，中共體制過於關注政權更替，只關心誰進誰出，卻忽視了經濟議題。也許吧。但這與美國又有何不同：漫長的總統競選期間，經濟走向和財政狀況完全被拋在了腦後。穩定的權力更替需要細緻的過程，而細緻的過程則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至少中國沒有浪費20億美元打競選廣告。

中國實現了穩定的權力交接，這一新的現實告訴我們一個重要信息：新政權將以何種方式治理國家。穩定局面來之不易，領導層將倍感珍惜。任何突變都不可容忍。保守主義當道，而非急劇的改革。

鄧小平一代當時面臨着巨大的政權合法性挑戰，蘇聯垮台，傳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似乎破產了。一系列的危機呼喚着大手筆的改革，當時採取的措施立竿見影、影響深遠。如今，中共領導人肩負的擔子更重了，扛起了政權常規交替這一重要資產。

當然，保守主義領導人也需要打好基礎。習近平與軍隊的關係比前任更為密切，可能會展現強硬的姿態。他當即掌握了軍權，而前任則等待了兩年。從這一點便可看出習近平與軍隊的關係。習近平不會將釣魚島爭端立即軍事化——那不夠穩健——但有軍隊的鼎力支持，他同樣不會輕易退縮。

中國穩定的權力交接還有着歷史意義。習近平需要軍隊支持，但他不需要像埃及的穆爾西一樣擔心發動政變的軍方。在文官掌握軍權這方面，中國更接近美國，而不像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獨裁政權。

中國既沒有執着地走向民主道路，也沒有奔向脱離國家管制的資本主義道路。2012年中國脱離了獨裁體制，無論從歷史的縱向角度，還是從橫向的角度比較，都足以令世人讚歎。

作者諾阿·菲爾德曼是哈佛大學法學教授。

彭博社2012年12月27日刊發，觀察者網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