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幸福感調查：深圳東莞上海排倒數前三

章軻

小盤在廣東打工6年了。6年裏，他換了8份工作，那些只做了一個多月甚至一兩個星期的工作已多得數不清了。

小盤中專學的是模具專業，剛出校門也懷揣着夢想。“但一段時間後，夢想就慢慢地沒了。”他説，“有一段時間，我就不相信找不到自己喜歡的工作，於是不停地換，直到把錢花光。最後發現，真的找不到。”

像小盤這樣的農民工在全國2.4億農民工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幹不長、頻跳槽、發展空間小、努力成效低”，這是當前農民工生存狀況的真實寫照。

“五一”勞動節即將到來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和工眾網24日下午聯合發佈的調研成果顯示，中國農民工的幸福感從多個維度看都顯著低於國外體力工作人員。從幸福感的角度，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島、長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東莞、上海。

農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鳥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1年5月發佈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數量已達到2.4億人，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羣體。

“農民工的主觀生存感受記錄了整個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孫健敏(微博)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微博)》記者説，作為中國轉型期的一分子，農民工負荷了多重角色，而他們的努力，最直接承擔了整個社會轉型的成本，包括社會成本和心理成本。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系主任葉裕民教授也對記者表示，中國未來20年，城鎮化能否正常推進，關係到中國城市轉型和經濟是否能成功。

據瞭解，此次調查人員共選取全國各省份20個主要用工城市進行對比，數據從工眾網農民工數據庫(截至調查時共有註冊用户532.9971萬人)中隨機抽取樣本，由工眾網工眾研究中心採取電話調查方式進行訪問，收集有效問卷2473份。

據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胡平介紹，通過對農民工社會距離數據的分析，農民工與所生活的城市並不是非常融合，而且不同年齡階段、收入、教育等的影響並不明顯，這説明整體農民工的身份妨礙了他們和所在城市的社會融合。

“調研發現，城市並不完全接納所有農民工，其中小部分人羣(30%)依然認為他們被拒絕和被排斥。”胡平介紹，如果讓農民工再有選擇的可能，46.2%的農民工願意選擇繼續留在所在的城市，有23.3%的農民工願意選擇去別的城市。

工眾網工眾研究中心李久鑫博士對記者説，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中國農民工的主體，他們通過“短工化”、“旅遊式”的打工或者父輩打工的積累基本能夠滿足生存需求，但他們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能夠平等地享受城市生活，最終在城市生根。

“但他們原有的社會關係被割裂，新社會關係陷真空，致使他們成為了‘農村的逃兵，城市的孤鳥’，目前生根非常渺茫。”李久鑫説。

泉州最幸福，東莞最疏遠

“這個社會羣體的幸福感以及他們所得到的社會支持感，對於整個社會的穩定和人們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孫健敏説。

根據調研成果，專家列出了中國20個主要用工城市農民工主觀感受的幾個最：感覺“最幸福的城市”是泉州；“最不幸福的城市”是深圳(幸福感)；感覺“最無力的城市”是北京，“最積極的城市”杭州(情緒倦怠感)；感覺“最受支持的城市”是青島，“最差支持的城市”上海(社會支持)；感覺“最疏遠的城市”是東莞，“最親密的城市”是大連(社會距離)。

泉州緣何能成為在農民工心目中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據胡平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在對農民工幸福感進一步從“生存、關係、發展、生活水平、家庭關係、工作學習、社會地位”七個維度時發現，福建泉州在“生活水平、工作學習”的維度上排名首位，在“發展”、“生存”維度上排名第二、三位。

“泉州的城市環境及經濟發展可能更適於農民工生活，社會經濟競爭並不非常劇烈，農民工的幸福感會比較高；同時在學習和發展層面給予農民工的機會可能更多。”胡平説。

相比之下，與前些年相比，長三角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似乎正在下降。

胡平告訴記者，以浙江杭州為例，杭州整體農民工幸福感排名第7位，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排名降至第15位，説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杭州的評價明顯低於老一輩農民工的評價。

調研發現，長三角的農民工收入要求最高，在上海和浙江的農民工收入要求比在廣西和山東的農民工收入要求高出700多元；長三角地區的農民工實際花銷也最大，比在中部地區的農民工每月花銷多出36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