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掙快錢掙大錢的日子要過去了

過去30年，中國經濟順利發展，很多企業從一個個人企業、家庭企業變成了一箇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業，靠的是什麼呢？總的來説就是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在許多方面迅速發展起來了。改革一方面使得資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資項目增加了。這就是説要素數量增加，支撐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使得全要素生產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過去30年，不但投資增加使得經濟增長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效率提高，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比起過去來説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趕超型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和協調能力，也助推了我們的經濟增長。

但是，到了世紀之交，我們發現原來這些優勢逐漸地消退了，比如説勞動力的結構轉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現了所謂劉易斯拐點，也就是説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所以，要靠勞動力的結構變化去提高效率，餘地不大，而且勞動成本迅速地提升。

我們的技術水平跟國外差別很大的情況之下，可以利用對外開放，引進技術，甚至用市場換技術的辦法，迅速地實現差距的縮小。但是當我們普遍的技術水平跟國際平均水平差距無幾的情況之下，這就要靠原始創新了。

在我們過去的發展中，政府在動員資源並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力爭成為領跑集團的一員時，需要依靠創新，而創新的不確定性非常之大，政府是沒有能力來決定的。在過去兩年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發展新興產業不確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資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於是就發生這樣的情況：當全國各地政府都把資源投向新能源的時候，沒過多久就發現這方面出現大量的過剩、大量的虧損。這説明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所以，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現在有個比較流行的説法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麼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點就在於過去所依賴的推動增長的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必須找到新的能夠推動增長的因素，而且能夠讓這些因素髮生作用。

前一階段，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了一份《2030的中國》的報告。報告認為，“要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條是下注在全要素生產率（TFP）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驅動增長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種語言表述叫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另外一種語言表述就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講到提高效率，應該説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轉過來，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不轉不行了。看一看現在的資源狀況、生態狀況以及宏觀經濟狀況，用過去的增長方式，我們現在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就靠發行貨幣來支撐增長，結果貨幣超發所引起的宏觀經濟問題，使得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兩難的困境，既不能緊又不能松。緊了怕它崩盤，減速減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鬆了以後我們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並沒有解決，通脹的壓力並沒有根本上降低。所以這種辦法已經不行了，一定要轉變。

轉變又碰到一個問題，為什麼30多年都解決不了呢？是因為體制有問題，就是30年前就提出過的，叫做體制性障礙。根本的辦法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就要推進改革，要改變我們落後的經濟體制。現在需要通過推進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制、更加有競爭強度的經濟體制，來保證我們的創新，保證效率的提高。

從頂層來説，要強調頂層設計。首先是要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是一個政府控制着整個市場、整個社會的經濟，還是一個法治、有規則的市場經濟？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我們要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它有許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要進行設計，這是從去年以來最熱的一個話題。

另一方面，因為有實際的需要，所以從下到上的制度創新的春天到來了。比如説，上海的增值税擴容，主要是使得我們的服務業不至於受到營業税的多重徵税的限制，讓我們的服務業能夠發展起來。再比如説，廣東省最近的關於企業註冊的改革，就體現出市場經濟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限制進入的都自由進入，簡化企業的註冊登記手續。像這樣一些改革正在各個地方進行，有很多創新。

頂層設計和從下而上的制度創新，這兩個力量正在匯成一個巨大的潮流。我們很有可能迎來一個由改革推進增長的新時代。而改革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隻有正面的影響沒有負面的影響，因為改革會加強競爭度。競爭是能夠造成繁榮的，但是對每一個企業來説，需要面對很嚴酷的競爭壓力。（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