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聯卡境外漏洞 資金大挪移
4 月清明假期第一天，澳門氹仔一家鐘錶行內來了一位40歲上下、操着一口普通話的中國男子。不像其他內地遊客，他對店家櫃枱裏的名牌手錶了無興趣，只是不停向珠寶店經理使眼色。
經理意會地點了點頭，陪同他走進裏間，還沒來得及為“客人”上茶，這位客人便以熟練的口氣問，“50萬葡幣，幾個點？”經理拿出計算器撥弄了一下，低聲向他報出一個數字。客人點了點頭，從錢包裏掏出幾張標有紅、藍、綠三色的銀聯卡。經理隨即將卡拿走，一會功夫便拿出了幾疊厚厚的葡幣。
隨着刷卡消費的普及，銀聯卡已成為時下國人境外旅遊消費的常用支付工具。根據中國銀聯最新數據，銀聯網絡已經延伸至境外125個國家和地區約700多萬商户。在香港、澳門兩地，銀聯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了Visa和萬事達，而在東南亞多個國家和地區，乃至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多個城市，其紅、藍、綠三色標識亦隨處可見。
遍地開花的銀聯網點在給國人出遊帶來便利的同時，卻在不知不覺間被投機者利用，成為了資金大挪移的工具。
中國銀聯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2011年利用銀行卡在境外消費達人民幣3000億元(約合47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6.7%。
資金大挪移
2012年3月，澳門警方破獲一起非洲男子利用他人銀聯卡套現事件。據警方宣稱，這名非洲男子於今年1月中旬由珠海抵達澳門，利用盜取的四川某女子的銀聯卡在澳門氹仔某珠寶店成功套現56萬元人民幣。時隔兩日後，事主發現銀行卡在境外被人盜用，迅速趕至澳門報警。澳門警方在其第二次過境時將其捕獲。事後該名男子承認，其以收取1000元人民幣的酬勞，協助作案夥伴刷卡套現。
上述事件僅僅是銀聯卡境外套現的冰山一角。
儘管國內對境外現金消費有嚴格規定，但近年來，中國公民境外大額套現屢見不鮮。
根據中國外管局規定，內地遊客不能攜帶超過於2萬元人民幣及等額於5000美金的現金過境。
但在澳門、台灣、日本、韓國以及泰國等地，利用銀聯卡套現已成為不少小商户為大陸游客的提供的“另類服務”。
記者走訪了澳門氹仔部分珠寶、鐘錶、奢侈品商户，客户可以在這些簽約銀聯的商店內以虛假交易的方式刷卡套現，商家會將刷卡金額以現金的方式歸還客户，並從中獲取最高達到10%~30%的“手續費”。
儘管銀聯手續費頗高，投機者仍然趨之若鶩，“澳門賭場是不能刷銀聯卡的，每日取現又有限額，而有些人賭錢又是為了洗錢。賭場旁邊有不少高檔珠寶、鐘錶店，所以不少人在商店刷卡（套現），拿了錢之後去賭博。”一位在澳門賭場浸淫多年的人士這樣對記者透露。
根據相關數據，近三年來境內銀聯卡在澳門消費高度集中在鐘錶、珠寶類商户。
記者對比香港和澳門的交易量和前十名的珠寶鐘錶類商户發現，香港該類商户交易量只佔前十名商户交易量的43.66%，平均每筆消費金額為9000元港幣；而在澳門此類消費則佔前十名商户交易量的91.41%，平均每筆消費金額為3萬元葡幣，為香港的3倍餘。
除澳門外，一些銀聯卡普及的區域也出現了利用銀聯卡套現的事件。在日本，一些旅行社的導遊會將內地旅客帶到日本“質屋（類似國內當鋪）”內消費，這些質屋可以提供藝術品、二手奢侈珠寶、鐘錶、名牌箱包等高價消費品，並支持內地遊客用銀聯卡消費。不少遊客利用這種便利在質屋裏刷卡購物，隨即將購買的商品再直接抵押給典當行，獲得鉅額現金。
隱蔽的手段
在2009年人民幣實現跨境結算以前，內地與境外的地下錢莊曾是資金轉移的重要通道。地下錢莊通過內地與港澳之間的賬户進行資金清算，並以此獲取收益；而內地資金以港澳為跳板，再劃轉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情況屢見不鮮。
隨着國家對打擊地下錢莊力度的不斷加大，不法分子資金挪移的渠道比以往更加曲折隱蔽，新興金融支付手段如銀聯賬户、電子銀行、電子支付平台等工具則成為了投機者又一重要的資金轉移“通道”。
儘管外管局規定，境外刷卡消費每日每卡累計取現不得超過人民幣1萬元等值外幣，除珠寶類的商品單幣刷卡金額不得超過等額5000美金；各大銀行亦對每日刷卡金額亦有最高不超過100萬元人民幣的限制，但投機者層出不窮的手段仍讓人防不勝防。
“他們身上往往備有數張甚至數十張銀聯卡、單雙幣信用卡，每張卡資金就幾十萬元人民幣。在與商户商定手續費用後，將資金以刷卡套現方式取出來，雖然單張卡數額不大，但積少成多，投機者甚至能套現出上百萬元現金。”復旦大學中國反洗錢研究中心秘書長嚴立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類似的手段正隨着電子科技的發展而變得更加隱蔽。
一些國際性第三方支付機構如paypa有着全球通用的資金賬户，可以與銀聯賬户關聯，投機者能夠利用虛假信息註冊並關聯多個國內銀行賬户，將國內銀行資金轉移至paypal，繼而再將資金一點一點轉移至境外賬户裏，這樣監管機構更難追查資金來源。
據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紹，利用虛假交易轉移資金，境外特約商户如果提供的交易籤購單要素完備，境內髮卡機構根本無法直接對刷卡金額採取懲罰性措施，更難以認定其套現行為。
“境外不法交易與正常交易混雜，如果不是當事人主動舉報銀行卡信息被盜刷這種情況，而是腐敗分子利用銀聯卡手段套現洗錢，這種行為就更難認定。”上述人士表示。
境外漏洞
在網上，出售真實身份證資料與銀行卡的商家比比皆是，一些網站更明目張膽稱：“理想的中轉卡”，“隨意轉帳絕無限制”。
記者聯繫到一家打着“出售各類銀聯卡”口號的網站，其銷售人員表示，“200元辦一張卡，各地各家銀行都可以。有的銀行卡賣得好，比如招商銀行，都已經斷貨了，要6月份才有新的；還可以辦網銀，我們有銀行的U盾，450元。”
這位銷售人士透露，該網站還能出售真實的身份證信息，其資料來源均屬於銀行內部人員提供，可在銀行開户。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6月發佈的《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資金轉移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內容，上述環節正是借用銀行卡進行洗錢的第一步。此後，洗錢者將非法獲得的資金隱藏在貌似合法的銀行卡賬户中，並將這些銀行卡攜帶至境外。
記者從台北市政府刑事警察局獲悉，台灣2010年以來破獲銀聯卡犯罪案件多達數十起，且涉案集團人員眾多，涉案金額基本上在千萬元人民幣級別。該局在4月6日破獲的一起內地銀聯卡套現案件中，查獲涉案人士315張內地銀聯卡、170多張工行U盾以及大量內地人士身份證資料。台北刑事局發言人稱，這些卡均屬於真實有效的銀行卡，每張都有3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刷卡額度，總額達到上億元人民幣。
根據台灣關税局相關人士的説法，在台灣部分簽約銀聯的商家掩護下，洗錢者得以進行資金跨境轉移。
對於大多數銀聯台灣特約商户而言，正常的銀聯卡結算模式如下：內地消費者用銀聯卡在台灣特約商户刷卡，由本地銀行收單，通過銀聯在台灣授權的兩大轉接中介——聯合信用卡中心或財金公司向銀聯連接取得交易授權；在得到銀聯確認後，由台灣本地收單的銀行現行墊付結算款項，待銀聯與國內髮卡行確認交易完成後將款項轉給轉接中心，最後匯給台灣本地銀行。
為確保有據可憑，台灣包括境外的銀聯簽約商户會在交易時開立刷卡單及小票，同時繳付一定的營業税。但各國各地區徵税政策盡有不同，且並非所有簽約商户都對營業額如實課税，這無疑給銀聯卡資金轉移提供了不小的漏洞。
這種政策上的漏洞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被更加放大。一位在加拿大客居多年的華裔人士Eric Wong對記者透露，在加拿大以及美國部分城市，由於當地只向商家徵收單一税種，不少銀聯結算的特約商户無需對營業税一一説明，“銀聯卡被認為是Debit Card(借記卡)而非Credit Card(信用卡)，商户只用自己記賬，無需課税”。
“商家幫套現者套現200萬元資金，可以在帳目上做成出貨200萬，再把同一批貨做成進新貨，這樣一來商家有憑有據，套現者在國內的記錄也是真實的消費。”Eric Wong表示。
“這種做法可能是直接透過香港或其他離岸市場的金融機構與內地連線，所有銀聯卡刷卡都不走本地銀行或者連接中介，可以不留下任何記錄。”上述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人士如此解釋。
如何監管?
澳門司法警察局博彩及經濟犯罪調查處處長郭志忠認為，高科技的迅速發展為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提供了有利條件。然而，各國銀行保密制度有異，資金進入銀行往往採取不透明、不限制的態度，導致許多非法資金脱離政府監控而自由流動。由於不同地區的法律制度常存在分歧，這些分歧也被投機者加以利用，以致逍遙法外。
“根本問題還是源於國內大環境的變化。”中國外匯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採訪時這樣表示。譚雅玲認為，在國內經濟環境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國內資金在短期利益驅動下向境外移動，而此時國內金融機構的監管尚未到位，政策也存在漏洞，這種現象的發生不可避免。
“在國內房地產、股市等市場萎靡的背景下，民間資金無處可去，自然會選擇以各種手段向境外轉移，加上一些腐敗人員洗黑錢的行為，資金外逃的形式出現更加多樣化發展，銀聯卡難免被利用成為洗錢工具。”譚雅玲表示。
“內地銀行難以及時發現（資金）異動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不夠了解其客户賬户的狀態。”暨南大學國際金融系博導楊星教授表示。
在她看來，國內商業銀行銀聯卡、信用卡在蓬勃發展之餘，銀行並未曾在髮卡前對客户進行足夠詳細的資信調查，部分銀行甚至無法妥善保管客户資料，這無疑給銀行卡業務帶來了巨大的潛在風險。
招商銀行國際業務部經理江峻介紹，國內商業銀行由於業務繁忙，往往不設專業反洗錢人士來檢測客户賬户消費情況。此外，儘管銀行會向央行遞交可疑交易報告，但除非是在金融機構營業場所當場辦理可疑交易業務，否則此類交易的取證工作難以進行。
“在沒有發現確鑿的犯罪證據前，銀行只能向央行申報可疑的交易記錄。之前銀行反洗錢工作非常難開展，主要是由於此項工作基於人工判斷，沒有客觀判斷標準。”江峻表示。
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在其3月發佈的最新報告中指出，中國商業仍然欠缺對洗錢高風險客户（如企業高管、政要人士）身份、銀行賬目進行持續識別以及風險預警機制，這導致客户資金異動無法得到有效追蹤，繼而使預防、分析洗錢的工作難上加難。
“歐美反洗錢工作和中國的思路不一樣，前者強調從源頭上就開始進行監管，比如事先就把某些顧客列入洗錢人員黑名單裏管理；但中國則把銀行當作監管主體，讓銀行向監管部門提供資金流狀況，這反而增加了難度。”復旦大學中國反洗錢研究中心秘書長嚴立新這樣認為。
除此之外，楊星教授認為，中國銀聯作為跨境、跨行轉賬交易數據平台，應較易發現客户一段時期內連續發生的可疑交易，因此也應承擔起交易數據可疑信息的輔助報告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