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經濟不應是“四不像”

李義平

中國經濟的發展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關鍵時期，能否持續健康、穩定、高質量發展取決於以下諸問題的解決，取決於進一步旨在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

三十年來，中國雖然經濟快速發展，但經濟發展質量不高，基本上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廉價勞動，產品附加值很低，自主品牌很少，創新能力嚴重不足，過度依賴外需拉動經濟發展。當今世界早已是三維產業的生產了，即一維是物質產品的生產，一維是科技產品的生產，一維是文化產品的生產。我國在對外貿易中處於順差的僅僅是物質層面的產品，而且就品質和層次而言遠遠處在產業鏈的低端。

然而就是這種粗放的低層次發展模式也難以為繼，因為當下一系列條件已發生了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很大，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變化，勞動力成本也在上升。一味追求GDP，對人民羣眾福祉而言也存在負效應。這就要求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到主要依賴創新和高附加值的發展方式上。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有兩個誤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害極大：一是以為經濟發展就是GDP的增加，二是以為城市化能促進經濟發展。其實GDP既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質量，也不能反映人們的福祉，更不能反映社會的公平正義。然而為求政績，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着一種GDP競賽，於是就有了各種大項目、亮點工程、招商引資，伴之以圈地強拆。發達國家的地方政府不管經濟，不管微觀主體的活動，不比拼GDP，不是有的也發展得很好嗎！

所謂城市化有兩種，一種是有產業聚集、需求拉動的、市場推動的、循序漸進的城市化，這通常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化。另一種是簡單的取消農民身份，讓農民進城，上樓的城市化。這種城市化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定上面：農業是落後的，工業是先進的。歷史早就顛覆了這種錯誤的假定，在美國、西歐、日本，農業都是亮麗的增長點。實際上我們可以嘗試把鄉村變成城鎮，而不是消滅農村，這樣可以成本更小，更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

消除認識誤區的同時，我們還應消除對市場經濟的質疑。儘管市場經濟被證明在全世界都是成功的，然而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還是給人們提供了懷疑市場經濟體制的契機，特別是在中國這樣有着計劃經濟傳統的國家。現在的問題是雖然接受了市場經濟，但一遇到所謂的問題，政府就出手遏制市場。每一次所謂的成功都使政府增強了“自信”，從而又加大了進一步的干預。凱恩斯主義在中國恐怕有點借屍還魂，計劃經濟的種種作法時常會有閃現。發改委的背景是原來的計劃經濟委員會，習慣於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調控經濟。

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第一，我們不能把體制先天的不足歸結於市場經濟本身。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割裂的、零碎的，有的地方甚至是四不像，這種“四不像”當然發揮不了健全的市場經濟的應有功能。第二，我們不應過分強調特殊性，在我國這樣有着集權歷史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由於“路徑依賴”，根本不用擔心其特殊性。過分強調特殊性就會搞成四不像。歷史已經證明，人們愈是想集中兩種體制的優點，結果可能恰恰集中了其缺點。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要件構建市場經濟。目前的模式是速度型的模式，因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賽主要是競賽速度，只有市場經濟體制才會遵循基本的經濟規律，才是質量效益型的。

市場經濟能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也將依賴於文化建設。文化是一種上層建築，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反映着一定經濟基礎的要求，並且服務於特定的經濟基礎。經濟體制不是單純的經濟體制，明確的產權，正確的政府功能定位只是市場經濟的硬件，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則是市場經濟體制的軟件，它們是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文化衝突。文化建設不是在故紙堆裏找死人，讓死人活起來，而是要以市場經濟為標準。市場經濟的文化首推自由和平等，要求正確對待財富，在紅綠燈規制下成為富人是一個人的社會責任。要求社會為人們提供廣闊的、能夠發揮比較優勢的、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而不再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要求誠信、節儉、創新、遵守職業道德，履行必要的社會責任。中國歷史悠久，人們思維容易回到遙遠的過去，建設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任重而道遠。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築，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最終是走不下去的。▲（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