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摩根”

民國二年（1913），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銀行家J.P.摩根（JohnPierpontMorgan）在紐約去世。然而，在他身後的中華民國史上，先後出現了四個“中國摩根”——張振勳、梁士詒、宋子文和陳光甫。

“中國摩根”的稱號，有的為別人贈與，有的乃自身期許。四人中，兩個是著名商業銀行的創辦者，兩個是中央銀行的發起人，他們在中國金融史上寫下了各自的輝煌，也留下了各自的遺憾。

釀酒大王

“當我向來訪的民國貴賓張振勳先生請教應如何解讀中國時局時，他強調兩點，一是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承受着日本擴張的巨大壓力，二是當前正是美國向遠東擴大貿易影響的大好時機。

“張先生的回答充滿智慧。他是中國商會聯合會訪美代表團團長，同時還是民國總統顧問、農商部高級顧問、南洋宣慰使、中國內河港口籌委會高級專員，曾獲頒民國二等嘉禾勳章。他以‘中國摩根’著稱。”

這是1915年6月6日《紐約時報》發表《與“中國摩根”對話》一文的開頭兩段，對“中國最富有的金融家”張振勳的專訪。

張振勳即創建煙台張裕釀酒公司的張弼士。這次出訪美國，張振勳在《紐約時報》上對中國時局的見解並未引起國人關注，但他此行將攜帶的張裕葡萄酒參展在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一舉斬獲金獎和銀獎，則廣為國人傳誦。

張振勳是闖蕩南洋的成功典範，也是回國投資興業的僑商領袖。十幾歲從廣東大埔下南洋，經過30多年的創業奮鬥，1890年已成為南洋首屈一指的鉅富，其商業王國涵蓋農、礦、商、運輸各業，分支機構遍佈南洋各地。也就在這一年，張振勳接受清政府委任擔當檳榔嶼首任領事，五年後繼任新加坡總領事，並創辦張裕釀酒公司，將海外積累的鉅額財富投資於中國實業，從此走上亦官亦商的道路。

張振勳在金融方面的貢獻，則是與盛宣懷等人一道，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成立的通商銀行，強調“權歸總董、利歸股商”。張振勳不僅是這家新式銀行排名第一的總董，而且投資10萬兩、入股2000股，是繼盛宣懷之後的第二大私人股東。

“二總統”

1916年，張振勳去世。這一年，被《紐約時報》稱為“中國的大腦”、“王座背後的權臣”的梁士詒，正處在仕宦生涯的巔峯時刻。該報6月4日刊登梁士怡的《君主立憲制是中國的選擇》一文題記這樣寫道：“梁士詒的政治實力體現在他對北京政府的控制。他能夠對當局各個部門的事務施加影響。他巨大的個人影響力及對中國銀行業和鐵路系統的控制，使得他擁有取之不竭的權力資源。”

1912年3月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梁士詒獲任總統府秘書長；當年5月，兼任交通銀行總理。一年後，代理財政部部務，隨後任海關税務司督辦，有“活財神”和“二總統”之稱。

芮恩施稱梁士詒為“中國摩根”。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總統的秘書長梁士詒是‘中國摩根’，他在聲望上僅次於袁世凱，是北京最能幹和最有勢力的人。”

張振勳參與第一家現代銀行的籌建，梁士詒則參與了交通銀行的籌建，並出任交行三把手“幫理”一職。

民國時期執掌交行的梁士詒，更是利用自己的權勢地位，為交行謀求到了貨幣發行權、國庫代理權，迅速將交行打造成了與中國銀行比肩的中央銀行。而且，把銀行作為財政“出納”的梁士詒，不時向中行插手，並多次主張中、交兩行合併，不過最終未能成功。

袁世凱死後，梁士詒因身為帝制禍首、直奉戰爭中奉軍敗北和反對北伐戰爭，先後三次被通緝流亡海外，然而在不長的時間內又被請回國內，1921年底甚至被張作霖薦任為內閣總理。

T.V.Soong

1933年，梁士詒病逝於上海。這一年，稱人生志向是做“中國摩根”的宋子文，因為在財政及對日問題上與蔣介石產生嚴重分歧，相繼辭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等要職，開始以另一種方式崛起於金融界。1934年，宋子文發起成立資本金達1000萬元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發起人會議召開時囊括了當時最著名的金融界鉅子。

從不滿30歲出任中央銀行行長，闖勁十足的宋子文（T.V.Soong）先後在廣州、武漢和南京政府執掌中央銀行。在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時，宋子文主持中國金融市場的整理與重建，制訂《銀行法》、“廢兩改元令”、《票據法》等數十個金融法規，可謂現代金融制度的奠基者。不過，這時宋子文是財政金融官員、而非真正的銀行家。

1935年，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在漢口密談，改組中國銀行，加強金融統制。隨後，在中行工作了23年的張嘉璈被攆走，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長，改總經理負責製為董事長負責制，成為這一中國最大銀行的掌門人。

作為政治家辦銀行，宋子文執掌中行董事長十年間，利用自己的才華和與國民政府的種種特殊關係，對內擴展業務，對外大肆兼併，中行的金融王朝迅速壯大。到1937年中期，中行投資經營的企業遍及金融保險、工業礦山、農林水利、交通運輸等各領域，地域遍及全國各地。

然而，抗日戰爭開始後，宋子文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國民政府的內政與外交中。1944年2月辭去中行董事長職務後，更是沉浮於政壇，直至1949年春國民黨大勢已去，宋子文才脱離政治，定居美國。

商人特使

1915年6月張振勳在大洋彼岸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集股7萬元、對外號稱10萬元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上海銀行）正式開張。規模如此之小，甚至不如一些大錢莊，因而被稱為“小小銀行”。然而，這家當時上海最小的銀行，一二十年間便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銀行。這家銀行的總經理，正是日後被美國人稱為“中國摩根”的陳光甫。

從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學成回國後，陳光甫擔任過官辦的江蘇銀行總經理。雖然他曾大力改革江蘇銀行業務，但新上任的江蘇都督干預銀行業務經營而使他無法施展手腳。因此，他辭職並決定創辦一家新的私營銀行。

陳光甫確定上海銀行以“服務社會”為根本目標，方法是“人爭近利，我圖遠功；人嫌細微，我寧繁瑣”，提出金融的全部奧秘在於信用，服務是銀行的生命線，創新是銀行的命脈。要求銀行“服務至上”，並率先在銀行界開展“一元開户”“服務上門”，率先開展貨物抵押貸款、開辦外匯業務……

同時，陳光甫創立了第一傢俱有全國分社網絡的中國旅行社。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上海銀行成為中國第一大私人商業銀行。

陳光甫不只將上海銀行辦得有聲有色，而且在南京政府內政外交中也起着關鍵作用。

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發行3000萬元“江海關二五附税庫券”，以解財困。陳光甫出任蘇滬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全力推銷庫券，蔣介石深為滿意。

1936年，與美國政界、財界人物多有交往的陳光甫赴美，代表國民政府談判解決美國收購中國白銀問題，成功簽訂《中美白銀協定》。抗戰爆發後，陳光甫再次代表國民政府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依靠與美國財長摩根韜的私人關係和個人良好的信用，先後達成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萬美元的滇錫借款。

“商人特使”陳光甫經手的借款按協議如期歸還，在美聲望進一步提高。1941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抵達重慶，當面向蔣介石誇獎陳光甫，稱其為“中國優秀的金融家”。

J.P.摩根像巨人一樣支配着美國的金融世界，建立和擁有美國鋼鐵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以及整合地域廣闊的鐵路帝國，展現了一個銀行家在美國經濟崛起中的強大力量。

陳光甫，以及張振勳、梁士詒和宋子文，雖然被視為“中國摩根”，但畢竟不是J.P.摩根。與其説張、梁、宋是銀行家，不如説張為實業家、梁和宋為政治家更合適。陳光甫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家，最後同樣沒能將自己的金融王國做大，而只能在國共內戰的硝煙中移居香港，淡出中國大陸。

其實，當宋子文1935年就任中行董事長，國民政府勒緊金融統制的繩索，將中行、交行等眾多銀行國有化時，真正的銀行家精神在中國已經被扼制。正如台灣學者王業鍵所説：“中國幾個大銀行的經理們曾經是中國商界中最有政治影響的一批人物，如今他們的聲望就這樣消蝕了。這個事情不僅表明了政府對中國金融界的完全統制，而且也説明了企業家們作為一個有力量的階層是終結了。”